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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1（第4页）

已故进化生物学家史蒂芬·杰伊·古尔德曾经提出一种观念中的试验：在试验中，生命的录像带被倒到头，然后重放。这种重复会跟原来的生命历程有相似之处吗?古尔德的答案是不会：每次重复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古尔德的答案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进化是随机的力量和选择的力量不断互相作用的结果。随机因素（突变、重新结合和迁移）和随机组成部分（决定个体生存和找到配偶的可能性的日常随机事件）的存在说明，进化是不能重复的、不可预见的，甚至是无规则可循的。

可是，达尔文认为，在偶发事件和自然选择的共同作用下，有机体中能提供更好生存机会的特性得以保留下来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做出了一个预测，那就是有机体将会适应它们的生存环境。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做出的任何预测都只能是或然性的，这种预测要求我们知道发生某些特定事件的可能性。问题是，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尽管如今的进化生物学家并不期望找到类似于物理学中的定律那样的“规律”，就像达尔文和19世纪的其他生物学家所做的那样，但越来越多的证据说明存在着某些基本的进化规则。我们对进化变化机制越来越多的了解正在提供说明某些结果比其他结果更有可能出现的线索。

鉴于历史的偶然性，我们不可能就古尔德的试验想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基于我们对生物系统基本结构以及这些生物系统在自然选择的作用下如何共同发挥作用的越来越多的理解，我们可以预测进化的过程。我们已经在预测有机体如何适应它们的生存环境。将来，我们将能对将要发生的变化类型以及导致这些变化的路径作出定量预测。

上帝在人类进化中发挥什么作用

作者：罗宾·邓巴，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工作。

你也许赞成卡尔·波普尔的观点。这位伟大的科学哲学家认为，宗教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不能用科学来推敲。这是大多数生物学家为回避宗教问题辩护而采用的方法。因此，我和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认为，我们必须深入研究宗教为什么存在以及宗教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何时出现的问题。

人类有一个以动物的标准来看显得十分古怪的特性，那就是愿意接受群体的意志，甚至愿意为之牺牲自己。这种自我牺牲精神是我们成功的关键，使我们能利用集体的力量解决个人生存和繁殖的问题。为此，个人必须愿意为了长期利益牺牲个人的眼前利益。

如果有人只想享受社会提供的好处却不愿对社会作出自己的贡献，那就只有动用警察和道德的力量。但是，这两种方法的作用有限：如果我能够得到足够的好处，谁会在乎你不喜欢我的做法呢?宗教则使我们前进了一大步，因为那种来自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的干预的危险——无论是现在还是死后——提供了一种远远超出世俗社会控制能力的惩罚。但是，只有大家都相信存在一个超自然的世界，宗教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人们就根据想像创造了神和宗教来维持社会群体的稳定。

在我们的进化史中，宗教是很晚才出现的，最早不会早于50万年前的智人时代，很可能出现在20万年前的现代人时代，那是开始形成语言的时代，而语言是形成宗教的另一个先决条件。

知道你自己是谁吗

花点时间想一下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从容不迫还是紧张焦虑?喜欢交际还是羞涩腼腆?杂乱无章还是有条不紊?你多半本能地知道在这些方面以及其他许多类似的方面应该怎样评价自己。毕竟，这些性格特征比外表特征更能确切地说明你是什么样的人。

然而，是什么使你成为这样的人呢?人类个性的基础是什么以及为何个人性格相差如此之大，这两个问题让哲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苦苦思索了几千年。天下大同的人性怎么会包容这样无穷无尽、持久不灭的多样性呢?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性格的权威学者保罗·科斯塔说：“性格不只是影响，而是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成功。”看来，我们这辈子过得怎样都要靠自己的性格了。但我们对性格的了解却是如此之少——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儿。你的事业、幸福、人际关系与健康，都取决于这个所谓性格的东西。它到底是什么?

100多年来，心理学家一直在试图解答这个问题，他们发明了很多方法，以描述和衡量性格中的所有方面。他们制作了长长的问卷，揭示你平常所思、所做和所感。但是，就性格来自哪里以及为何每个人性格迥异这个问题来说，自公元2世纪罗马医师加伦之后几乎一直没有进展。加伦认为，性格是根据人体内四种物质的不同比例决定的：这就是黑胆汁、黄胆汁、血液和黏液。英文中忧郁、暴躁、乐观和迟钝这些词的词根就源于他的理论。

但是现在，这个少有人问津的课题可能会盛行起来。尽管人们担心复杂的生物特征研究会让他们穷于应付，但很多分子生物学家和神经学家认为，他们即将找到那些真正导致不同性格特征的生物学差异。

得克萨斯大学的性格研究者萨姆·戈斯林说：“性格研究正普遍摆脱朦胧的心理学，进入真正的生物学领域。”尽管生物学家还远远没有全面了解人的性格，但他们第一次感到有希望解答那个古老的问题：是什么让你成为“你”?

对生物学家来说，最有用的心理学模式可能是所谓的“五大性格维度”，即把人类性格分为五个维度：外向性、情绪稳定性、友善性、严谨性和开放性。这些因素彼此独立，因此，在理论上它们的生物基础也应该分属于五个不同系统。更好的消息是，一个人在人生各个阶段做“五大性格维度”测试问卷，分数都相差不大；而且他们本人做问卷和熟识的人为他们做问卷，得到的分数相当吻合。这些情况表明，这种考察方式得到的结果是切实而持久的。

但这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性格问卷能衡量某种切实存在的东西，它必须有物质基础，即加伦体液论的某种现代版本。

寻找这些物质基础的努力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性格研究者开始利用双胞胎研究性格中遗传因素的影响。他们的发现令人震惊：性格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遗传。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罗伯特·麦克雷说：“成年人中大约一半的性格差异似乎来自遗传，有些研究甚至显示这一比例高达80％。”换言之，你的大部分性格是基因决定的，而不是环境或教育。

在此之前，大多数研究集中在环境的影响上，例如兄弟姐妹、朋友、父母的养育或生活中的重大事件等。显然，环境确实有一定影响，尤其是在30岁之前。尽管说法众多，但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是什么影响了性格中的非遗传部分。然而可以肯定的是，父母的行为、还有他们如何对待幼年时的我们，对于性格形成几乎没有关系。到目前为止，父母对我们性格形成的最重要作用似乎是他们的基因。

研究不仅表明性格特征是可遗传的，而且显示了到哪里去寻找有关基因。例如，莱施（1esch）基因是第一个开始为人们所了解的性格基因。

研究结果也显示，对性格基因的寻找不会徒劳无功。每种基因只对性格某一方面的差异有一定影响。但其影响程度足以表明与每种性格特征有关的基因数量是有限的，也许只有二三十种。

研究人员还开始思考，影响人脑化学组成的一系列基因到底如何形成了性格这么复杂的东西。美国全国精神卫生研究所的艾哈迈德·哈里里进行的大脑成像研究在这方面得出了一个线索。哈里里发现，短型莱施基因使你的扁桃体更加敏感，这也许能解释人们为什么常常把这种基因的变体与神经质联系起来。

在纽约州立大学，心理学家图尔汗·詹勒正在对性格位于“五大性格维度”各个极端的人进行脑部扫描，观察他们对高兴、恐惧等面部表情是否有不同反应。他已经发现，外向者的大脑对高兴表情的反应较强，而内向者对气愤、恐惧和悲伤等负面表情的反应较强。找到性格特征的生物学基础会带来许多实际的益处，比如摆脱看似武断的问卷，直接诊断心理变态、反社会等严重性格失调。更好地理解性格还具有临床意义。由于抑郁常常与神经质有关，而性格外向者更容易染上毒瘾；因此，了解这些特征的生物学基础可以帮助预先诊断甚至治疗。

然而，基因和脑部扫描最终不可能完全解释像性格这样复杂且显示人性的东西。要形成关于环境与基因如何相互作用并塑造性格的哪怕很粗浅的认识，也需要更长期、更努力的工作。

在不同时间，每个人都会有矛盾的想法和感觉。我们会经历情绪波动，想法和欲望也随时在变。尽管如此，我们在多数情况下觉得自己还属于那个单一、稳定和持续的“我”。我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这种自我感觉从何而来?具备多重自我的人与普通人有什么不同?

我们把这种感觉视为理所当然，然而这种“正常”感觉锁定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和时间，这种笃定的“我、此地、此刻”的感觉是大脑的产物，因此要比看上去的脆弱。如果大脑处理信息的方式稍有变化，就可能摧毁这种妥帖而熟稔的自我感。

破坏自我感的最常见的精神状态统称为分裂：从模糊的“恍惚感”到奇怪的多重性格和突然失忆等不一而足。

有些精神病学家认为，性格分裂的离奇症状是虚构的，有“主动采取行动”的成分，并非大脑功能失调的自发反应。但最近脑部扫描研究的证据不仅证实了这些症状的可信性，也开始揭示我们的自我感是如何产生的。

通常，特定的认知能力——记忆、自我识别、意识、感觉、意图和行动——都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令我们的感受汇成一股，形成单一而持续的自我感。在多重性格和其他分裂症状下，这些“自我”能力是分别感受的。

多重性格显示了个人记忆对“我是谁”的感觉的重要性。对多重性格患者而言，在某种性格控制下所发生的事件的记忆只属于这个性格所有。因此，当其他性格出现时，患者会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发生在别人身上。对约翰的情况来说，每种性格都知道其他性格的记忆，但并不认为这是自己的亲身经历。然而也有一些罕见的情况，即这些人格彼此非常独立，以至于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自我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感和拥有感。有一部分身体不受意识控制是很令人困扰的，因为这部分好像不再“属于”你了。在心理上和身体某一部分失去联系的人可能忘记使用这一部分，即使这部分并没有麻痹。据了解，有的人甚至拒绝承认那部分没有拥有感的肢体是与自己身体相连的，还有人要求进行截肢手术，去掉与自我感格格不入的那部分身体。

杰姬第一次感到人格解体是在她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当时她母亲刚刚去世。她这样描述那种感觉：“当然我感到悲伤。但悲伤就像是‘脱离’的，不在我身体里。我看到自己走在路上，甚至向遇到的邻居微笑。但我不在身体里，我在别的什么地方。正走着的这个身体像个木偶，里面空空的。”

马萨诸塞大学医学院的马琳·斯坦伯格专门从事分裂症状研究。她说她的临床研究表明，北美洲有3000万人受到这种症状的困扰。她说：“如果不是有很多分裂症患者被误诊为其他疾病，报告的数字将大大增加，反映出这种病症的真正流行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