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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4（第1页）

第一章（4）

宦海沉浮，寿更长

对76岁的卡斯特罗来说，在群众集会上一连几小时发表演说，简直是小菜一碟；治理印度的是76岁的瓦杰帕伊总理……这些身居高位的政治家为什么精力过人，健康长寿?

享年98岁的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卡冈诺维奇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之所以能活到现在，要归功于克里姆林宫的大厨们。送到克里姆林宫餐桌上的乳猪经过严格检验，保证其血液中丝毫不含有害健康的铅成分；供我们吃的鲟鱼全都来自水质上乘的伏尔加河上游，当时认为，从里海捕的鲟鱼，肉里浸透了石油。斯大林之所以死得早，全怪他把一批尽心尽职地为他治疗的名医宣布为‘人民公敌’，斯大林要是听从医嘱，肯定能活到1970年。”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担任过部长以上高级政治家超过15年的人，80％要比同龄人长寿1／3。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中，高龄不亚于高加索寿星的不在少数。美国前总统里根尽管患有阿耳茨海默氏症，失去记忆，但年届92岁时体质仍强健。英国王太后以百年高寿在梦中含笑告别人世。79岁的穆加贝仍牢牢掌握着津巴布韦的权柄，刚刚连任成功的沙龙很快要满75周岁了。近年辞世的突尼斯前总统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前总统，分别享年96岁和94岁。

有人认为，国家领导人之所以健康长寿，是因为他们能享受到最佳的医疗、休养和饮食服务。可是，大款用金钱也能买到这些条件，为什么他们的寿命却不见得都很长?

最新发明的先进医疗手段和药物，一般首先用于这些“公仆”，大款就难以享受这种待遇了。1995—1996年期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几乎行将就木，然而，出色的动脉搭桥手术让他起死回生。替他做手术的医生，当时对他能否康复毫无把握，但现在认为，叶利钦完全可能健康地庆祝他的寿辰。

国家领导人长寿不仅是因为待遇优厚。也许，用在他们身上的先进医疗技术，我们只有到未来才能了解，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国家领导人必须严格遵循精通业务的保健医师的嘱咐，从事健身锻炼，吃清洁的生态食品，及时休养和遵守合理的作息制度。大款能做到吗?

2002年英国、德国和美国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大多数被征询者都认为，高级政治家是最危险的职业，因为他们每天要承载沉重的精神负担：恐怖活动、美元贬值、地震水灾……烦心的事情层出不穷，脑袋都要裂了!这还不算，媒体最喜欢挖掘他们的隐私：克林顿搞婚外恋啦，希拉克和施罗德有绯闻啦，施罗德的头发是染过的啦……弄得你神经紧张，心情烦躁。但是，国家领导人神经坚强，患中风和心肌梗死的几率并不高。世界著名的心外科专家德贝基除了给叶利钦动过大手术外，还没有给其他政治领导人做过手术。在已知的各国领导人中，近年来患过心脏病的满80岁的仅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一人。

心理学专家认为，最关键的是在从政者中极少有心血**的“业余爱好者”。职业政治家几乎全都有备而来、目标明确、手段强硬、意志坚定，而且一路过关斩将，杀败了无数竞争对手。他们早有应对污蔑、贬斥和官场沉浮的思想准备，在遭受挫折时决不会手足无措、痛哭流涕。意志疲软、神经脆弱的政治家，不到四五十岁，尚未登上权力顶峰就早已中途退出赛场。

惊讶!大幻觉

“科学的最后一个大谜团”、“思维科学中最令人困惑的问题”——科学家在谈到意识时经常会这样说。但是，万一我们的一切意识经历只是一大幻觉怎么办?

过去10年来，不同流派对感觉的研究显示：敢于探究意识问题的认知科学家、心理学家和神经学家们所探寻的可能是个错误。如果意识看起来是一股持续不断的丰富的视觉、声音、感觉和思想，那么这全都是幻觉。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幻觉”。说意识是一种幻觉并不是说它不存在，而是说它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样真实——它更像是一种幻想或视幻觉。如果意识并非如其表面那样，那么其神秘性也就不足为怪了。

如果你觉得还不太好懂的话，请再考虑另一个问题。似乎大脑中进行的大多数活动都不是有意识的。比如在开车时，我们在有意识地听广播里的一首歌，而同时可能还在无意识地做其他事情。据此可以做个最基本的区分：大脑有意识的活动和无意识的活动，二者似乎泾渭分明。但没人能解释清楚它们的区别到底在哪里。难道大脑中有个特殊区域可以使无意识的反应变成有意识的?是不是有些大脑细胞有神奇的功能可令其中的客观内容变成主观的?这都讲不通。但大多数意识的理论都认为这样的区别确实存在，只是无法进一步地解释它。

这是不是说我们要推倒一切重新开始呢?会不会根本没有意识流，没有大脑活动和我们所看到的世界的图像?也许这一切只是一大幻觉?

你可能会提出抗议。你很肯定自己确实有意识流。不过你可能也曾注意到以下令人费解的奇怪感觉。想像你正在看一本杂志，突然你意识到挂钟在敲响。之前你并没注意到这点，但现在你意识到了，而且知道挂钟已经敲过4次。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前3下响声是在潜意识中，然后从记忆中被拉出来放到了意识中吗?如果的确如此的话，是不是意识的内容可以回忆式地改变使之看起来好像你确实听到了钟响呢?你可以想出其他不同的解释，但它肯定不会那么简单和令人信服。

意识也会跟时间开些奇怪的玩笑。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皮肤上的兔子”。如果在一个人的胳膊上很快地轻弹五下，手腕上一下，肘部两下，上臂三下，他感觉到的不是一系列分开的动作，而是一种连续的活动——就好像有个小东西在顺着胳膊往上爬。我们可能会问，当下一次弹击还没有发生时，人是如何根据第二下到第四下来感知一种向上的趋势的?大脑怎么会知道下一次弹击将落到哪里呢?

更深层的麻烦还会威胁到我们的视觉意识。你现在很肯定自己眼前看到了这个世界生动形象的画面，也没人会对此持异议。那么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在计算机屏幕上反复交替展示两幅图，中间只留灰屏闪烁。实验结果揭示了变化性失明现象——人们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发现一个大的物体改变了颜色或消失了，即使它就在图画的正中央。

这样奇怪的发现意味着什么?至少它们挑战了教科书中的论述——我们所看到的事物是对周围世界的反映在脑海中的堆积过程。就是说随着我们眼睛的转动，我们会积累起一张不断完善的画面，这张画面是我们有意识看到的。但上面的实验却表明这种对视觉的认识是错误的。如果我们的脑海中存在这样的画面，那我们应该意识到某些事物发生了变化，但我们没有。我们认为自己看到了连续、详细和丰富的画面。但这是一种幻觉。

研究人员在对幻觉的看法上各不相同。哈佛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西蒙斯和州立肯特大学的丹尼尔·莱文认为，对于视野的每一次固定，我们的大脑对这一景象都会建立一幅画面。然后它会保留大体实质，去掉具体细节。这既给了我们连续性和丰富性，又不会有过多负担。

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罗纳德·雷恩辛克则更进了一步，他认为即使是在视野固定时，我们也根本不会建立全景的画面。我们只会对自己所注意的物体建立“虚拟画面”。画面中并没有其他东西，但我们之所以有所有东西都在里面的印象是因为不管我们看到哪里，总会有新物体“及时”出现。

到底谁的观点正确还很难说。很可能这些理论都不准确。但基本现象及其主要涵义是毋庸置疑的。要在脑海中寻找模糊画面的不确定联系将是徒劳的，因为根本没有这种画面。

这就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如果没有画面，那我们怎么作用于所看到的事物呢?这个问题看似合理，但实际上又隐藏了另一个错误前提——就是我们必须有意识地看到之后才能行动。我们只要想想网球运动员在看到球回来之前就挥拍迎击的情形就能明白这点，但事实情况比这还要复杂。我们很可能有几套独立工作的视觉系统，而不是单一的展现统一视觉世界的系统。

也许最明显的结论是，缓慢的感知系统是有意识的，而快速行动系统是无意识的。但是老的谜团又回来了。我们必须解释有意识与无意识系统之间的区别。模糊的信息能转化成主观的经历只是因为它处理的过程更慢吗?

也许解决办法就是承认我们赖以行动的意识流不存在。相反地，任何时候都有一整套不同的东西在我们的脑海里进行。这些东西并没有从意识中“出入”。但不管何时总有一些东西会组成看来像是完整的意识流——一套丰富连续的图像。

这听起来确实有些奇怪，不过试着抓住你“没有意识”的时候。100多年前，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将反省分析比喻成“将煤气尽可能快地开大来看看黑暗的样子”。现代相应的例子是打开冰箱门看看里面的灯是不是一直亮着。不管你开门的速度有多快，灯都会在开门的一刹那点亮，你永远不可能找出真相。意识也是同样的道理。不管什么时候你问自己“我是不是有意识的?”你总是有的。

也许不管你什么时候看，总会有一个新的故事编造出来。这样当我们问自己的时候，似乎总有一股意识流在进行。而当我们不问或不看的时候它就不存在，然而我们注意不到这点。承认一切都是幻觉并不能解决意识的问题，而只会把它彻底改变。因此我们不应问神经冲动是怎样变成有意识的经历，而应该问它幻觉是如何建立起来的。这并不是件容易的工作，但跟解决这个“难题”不同，它至少是可能的。

物种的形成“静悄悄”

关于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理论具有讽刺意味的事实之一是，虽然该理论提供了充足的证据，证明新物种由已有物种进化而来，但并未告诉我们这是如何发生的。不难发现自然选择能导致某个物种随时间变化，但单一物种为何分裂成进化树上的两个完全不同的分支却不是那么清楚。假如某一外部改变使某个种群的成员较其他种群的成员更容易存活，那么毫无疑问，这一改变会使整个物种向那个方向进化。两个单独的物种如何能源自一个物种?

物种形成是个复杂的事情，发生的规模和所需时间完全不同。没有理由认为，它仅由一种力量控制——毕竟我们知道，与基因突变和现有基因重组相埒的还有环境影响、资源衰竭、寄生虫、迁移和疾病。因此，虽然科学家提出了很多理论和观点来说明物种形成的原因，但它仍然是生物学上的最大难题之一。

在围绕这一难题的一系列行动中，有两个非常引人注目的趋势。一个是，把关注的焦点从认为物种形成是重大的环境和地理改变的直接结果这样一些理论移开；新焦点认为物种形成发生在无任何剧烈改变的情况下，即发生在处于几乎相同的环境中，而且是非常相似的生物的某一杂种繁殖种群中。

另一个趋势是，研究者越来越多地利用数学模型。该方法更常用于探究物理问题。研究人员利用这些模型描述物种形成的自然动态。而且，当把数学模型应用到“非剧烈的”物种形成的情形中时，它们产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结果。

数学运算显示，物种形成远非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如果不出现这一现象倒非常奇怪了。导致这一结果的过程似乎与使宇宙充满物质以及产生亚原子粒子、行星、沙丘，还有最后产生人类的过程完全相同。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但中子、独角鲸、电子和大象的不同特点在某种程度上都要归因于一个决定物质世界中大量现象的原理。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通常称该原理为“对称破裂”。一个例子是沙丘的形成。简化为理想的数学模型：一股始终不变的风吹过一处始终不变的沙漠将产生平行的沙脊。没有特色的沙漠具有平面的所有对称性：旋转任意角度，看起来都是一样的。但是，风降低了对称程度：平行的沙脊把一个明确的方向引入景观。

这种对称破裂自然地发生在任何地方。例如，假如你从底部均匀加热一个盛有**的平盘，那么在某一临界温度，会出现一个复杂的对流单体图案，将一致性打破。对流单体一般为六边形，还有少量为五边形，而且它们大小几乎相同。如同沙丘的情况一样，在这个例子中，对称被打破，变成一个大致为六边形格子的对称。

然而，对称破裂与物种形成有什么关系呢?虽然对有性种群中的“同一物种”的最常见定义是“能够杂交繁殖”，但是生物学家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寻找另外一个定义取而代之，因为在大多数的情况下，这一定义不合适。

生物学家没有寻找对物种的一个正式定义，而是回到更加直觉的观点，即如果生物体实际上无法区分，那么就属于同一物种。相似的程度可以通过列出解剖和行为特征，然后观察二者有多匹配来量化。这时就牵扯到对称性了。

一个物体或系统的对称性就是保持其结构的一种变形。就物种形成而言，变形是重新排列，即改组模型中使用的标签来识别个体生物。

根据这一观点，对某个物种的定义就是它是对称的，物种形成就是对称破裂的一种形式。有了这一定义，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就能应用现有的对称破裂原理。该原理描述了特定的一个对称群体一般如何、为何和何时分裂为亚群——在这里指物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