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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经（第5页）

廉洁是什么?廉洁就是不贪公肥私，正派做人。贪欲过多，是为官者败落的根源。做官的人，应该牢牢记住、遵守这一条规则。然而从古至今，为官者茫如群星，但是为官不贪的却寥寥无几。

曾国藩就是为数不多的廉洁的官员之一。为官不贪是曾国藩对自己最基本的要求。曾国藩的祖父曾对曾国藩的父亲说：“虽然宽一（曾国藩的乳名）点了翰林，但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这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决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曾国藩一生行事也确乎如此。他初办团练，便标榜“不要钱、不怕死”。虽然在外做了大官，但是他并未给家中寄回太多钱财。正因为他不爱钱，所以他谆谆以“勤俭”二字训诫后代，也孜孜以“勤俭”二字严律自己。他终身自奉寒素，过着清淡的生活。他甚至将每月要用多少两银子限定一个固定的数目，称出来另外封好。本月用完，只准有节余，不准有亏欠。而让曾国藩一生所自傲的是他的确做到并未动用军中财物，没有贪污军中粮饷。

面对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一生，如今的为官者是否该有所思考呢?其实，要廉洁就要首先做到严格要求自己，并能坚持自律形成习惯。

久战

【原文】

久战之道，最忌势穷力竭四字。力则指将士精力言之，势则指大局大计及粮饷之接续。贼以坚忍死拒，我亦当以坚忍胜之。惟有休养士气，观衅而动，不必过求速效，徒伤精锐，迨瓜熟蒂落，自可应手奏功也。

打持久战，最忌讳“势穷力竭”这四个字。力，是指将士的精力而言；势，是指战略大局，全盘作战计划及粮饷的供应补充。敌人以坚忍的决心拼命抵抗，我也要以坚忍的精神抗衡，直到最终取胜。这时只有休养士气，相机而动，不必急于追求胜利而白白消耗精锐的士气。等到时机成熟，就如瓜熟蒂落一样，自然可以一出击便歼灭敌人。

【原文】

凡与贼相持日久，最戒浪战。兵勇以浪战而玩，玩则疲；贼匪以浪战而猾，猾则巧。以我之疲战贼之巧，终不免有受害之一日。故余昔在营中诫诸将曰：“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算计。”

【译文】

凡是和敌人相持日久，最要戒备的是散漫地打仗。士兵们会因散漫作战而不在意，不在意就会懈怠、不认真。敌人因为散漫作战而更狡猾，狡猾就会变得机巧。用我军的疲累懈怠去和敌军的诡诈机巧作战，终不免有受害的一天。所以我曾经在军营中训诫各位将士说：“宁可数月不开一仗，也不可开仗而毫无安排计划。”

【原文】

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国藩于此数语，常常体念。大约用兵无他巧妙，常存有余不尽之气而已。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惟苟营之拔逼阳，气已竭而复振；陆抗之拔西陵，预料城之不能遽下，而蓄养锐气，先备外援，以待内之自毙。此善于用气者也。

【译文】

打仗，靠的就是勇气。第一次击鼓进攻时，兵将的士气最旺盛，第二次进攻，士气就开始减弱，等到第三次进攻，士气几乎就完全衰竭了。这是古人用兵经验，我对这几句话，经常思索琢磨。大概用兵并无其他奥妙，经常保持锐气不使其用尽就可以了吧!孙权攻打合肥，受挫于张辽；诸葛亮攻打陈仓，败在郝昭手下，这都是因为起初士兵士气太盛，攻打不下就逐渐士气衰竭的缘故。荀营攻打逼阳国，本来士气已经衰竭，但是后来又振作起来；陆抗攻打西陵的时候，料想到不能很快攻下这座城池，所以他养精蓄锐，保持士气，先准备好外援，就在城外守着，等城内无法困守自动投降。这就叫做善于运用士气。

【点评】

久攻不下的时候，最能体现一个将帅的智谋。曾国藩针对持久战的主要战术为“防是主”、“攻是客”、“以守代攻”、“以逸待劳”、“以静制动”。曾国藩认为既然进不能攻，那就要安心退守。退守之时，重要的是先稳定军心，修养士气，伺机而动，又不能让士兵萎靡不振，所以勤练不惰，并且要振作兵士的胆气。他曾援引陆抗久战告捷的例子，来说明持久战时，困守敌方的策略。陆抗攻打西陵的时候，料想到不能很快攻下这座城池，所以他养精蓄锐，保持士气，先准备好外援，就在城外守着，等待城内无法困守自动投降。但曾国藩认为，守是为了攻，当时机成熟时，就不要顾忌，果断出兵。

勤敬

【原文】

为治首务爱民，爱民必先察吏，察吏要在知人，知人必慎于听言。魏叔子以孟子所言“仁术”，术字最有道理。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即“术”字之的解也。又言蹈道则为君子，违之则为小人。观人当就行事上勘察，不在虚声与言论；当以精己识为先，访人言为后。

【译文】

治理政务，首要的在于爱民，爱护人民必须先督察官吏，督察官吏的要点在于知道他的为人，而知人必须谨慎地听取言论。魏叔子认为孟子所说的“仁术”中，“术”字最有道理。喜爱一个人也能知晓他的短处，厌恶一个人也可以看见他的长处，就是“术”字的意思。又说遵行大道、顺应时势的就是君子；违反大道的就是小人。观察一个人应当从他具体的行为上去勘察，而不在于虚假的名声和浮夸的言论。应当先提高自己的观察识见能力，然后再去访察别人的言论。

【原文】

古人修身治人之道，不外乎勤、大、谦。勤若文王之不遑，大若舜禹之不与，谦若汉文之不胜，而勤谦二字，尤为彻始彻终，须臾不可离之道。勤所以儆惰也，谦所以儆傲也，能勤且谦，则大字在其中矣。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千古有道自得之士，不外一谦字，吾将守此二字以终身，倘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者乎!

【译文】

古人修身治人的方法，不外乎“勤于政事、胸怀广大、谦虚谨慎”这几点。勤能像周文王那样勤于政务而没有闲暇；大就像舜、禹两位帝王的功业伟大而不可代替；谦就像汉文帝的自以为不可胜任。而勤于政事、谦虚谨慎两点，更要从始至终地贯彻到底，一刻也不能背离。勤于政事可以使懒惰的习气警醒，谦和谨慎的态度可以警惕骄傲情绪滋生。能够勤劳、谦和，那么胸怀宽广自然就在其中了。古往今来的圣贤豪杰，哪怕是奸雄，只要想自立于世，不外乎也是一个“勤”字。能够通晓千古之真理大道的士人，不外乎一个“谦”字。我将终身遵守这两个字来行事，就可以说是“早晨听到了人间至理真谛，晚上死了也值得了”。

【原文】

国藩从宦有年，饱阅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象，盖已稔知之，而惯常之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来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愆尤，丛讥取戾，而仁人君子固不当责以庸之道，且当怜其有所激而矫之之苦衷也。

【译文】

我踏入仕途已有好些年了，已经看够了京城的风气。那些达官贵人、权贵显要们，特意表现出从容宽宠的气派来提高自己的声望，对下属姑息纵容，一团和气，这种现象我早就知道并且很熟悉了。但是我多年养成的惯常禀性，不仅没因此磨平，反而越发变得慷慨激烈。我想惩治迂腐肮脏的这一类现象，想改变这个社会三四十年来形成的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的坏风气。不过，矫正偏差难免超过应有的限度，有时更不免出现意气用事的偏激，因此经常招致深重的怨恨，被一些人讥讽而自取其咎。然而，真正有道德的君子本来不应责备他人没恪守中庸之道，并且还应该同情体谅他被激发而起来纠正恶俗的苦衷啊!

许多事都很难办，焦灼万分的时候，也不是不想干脆眼一闭，睡到棺材里算了。舒舒服服地休息，什么事也不用看也不用管，也许比今日活在人世间更快活。于是焦虑越来越重，公事越来越繁乱，而快乐死期却杳无音信。而我又晋升为大学士，责任更重，被人指责评议的地方也就越多。他人都以官至极品为荣耀，我现在实在是把它当做痛苦、烦懊的处境，但处在这种形势之下，又万万不能置身事外。我也只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了。

【点评】

为政应当勤敬，当官也应当勤敬。古来成大事者，都以事业为重。诚惶诚恐地使用自己的权力，尽职尽责，兢兢业业，如履薄冰。中国这种谨慎勤敬古已有之，后世亦未断绝。“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历来成为官员勤政爱民的典范。而“清代帝王多勤敬”，堪称一绝。康熙帝从政六十余年，夜分而起，未明求衣；彻曙听政，日哺而食；数十年间，极少间断。这是康熙帝勤于政事的突出表现。康熙帝于每日清晨至乾清门，听部院各衙门官员面奏政事，与大学士等集议处理，这就是衙门听政之制。而康熙帝对自己的要求则是务在精勤，有始有终。在他执政的前几十年问，“夙兴夜寐，有奏即答，或有紧要事，辄秉烛裁决”。即使到了晚年，右手因病不能写字，仍用左手执笔批旨，而决不假手他人。他在临终前留下的遗诏中说：“自御极以来，虽不敢自谓能移风易俗，家给人足，上拟三代明圣之主，而欲致海宇升平，人民乐业，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这并非过誉之词。康熙帝的勤于政务，以身作则，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重要基础。

为此，他先后上呈《应诏陈言疏》、《备陈民间疾苦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痛陈对统治危机的忧虑，阐述吏治弊病的极度严重，尖锐地指出：现在官场“大率以畏葸为慎，以柔靡为恭”，京官办事的通病有两种：退缩与琐屑。

曾国藩认为，理想而又称职的政治家应具有以下品格：一是责任。就责任方面而言：无论为人君，为督抚，为州县之官，均负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培养人才之责任，这在曾国藩的“应诏陈言疏”中固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他尝致官文书云：“弟与阁下均居崇高之地，总以维持风气为先务。”亦足见曾国藩理想中之政治家当负有维持风气之责任。

二是道德。就道德方面而言：欲领导社会，转移风气，必当律己以严，以身作则。此于曾国藩之《应诏陈言疏》中既可知之，于其所作之《原才篇》中更可知之，其复李希庵函云：“今天下大乱，人人皆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而问者焉。吾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共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耳!”足见曾国藩理想中的政治家应当具备律己以严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