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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方蒂娜3（第3页）

“一只乘坐华贵马车的虫！”公约会代表咬牙嘟囔道。

到了公约会代表逞强，主教恭敬顺从的时候了。

主教继续说道：

“先生。您对我解释一下，说我大吃大喝，说我拿两万五千法郎年俸，还有住宅、仆役，但是，这些东西怎么就能证实仁慈不是一种美德，宽容不是一种为人应尽之道，如何证明九三年不是惨无人道的呢？”

公约会代表抬手摸了摸额头，似乎想撩开一阵云雾。

“我要请求您的谅解，”他说，“我有所失礼，先生。您到我家里来，我应该以礼相待。我也应该仅限于批评您的观点。您的富有与享乐，虽然给我提供了反击您的论据，不过这样做仍然有伤忠厚，是我不对。我向您保证再也不提那些事情了。”

“多谢您。”主教说道。

G先生继续说：“还是解释的那一方面吧。说到什么地方啦？您方才对我讲什么？九三年是惨无人道的？”

“对，是惨无人道的，”主教说，“马拉[马拉（Marat，1743—1793），法国政论家，雅各宾派领袖之一，罗伯斯庇尔的忠实战友，群众称他为“人民之友”。]向着断头台拍手，您是如何看待的呢？”

“那么，波舒哀[波舒哀（Bossuet，1627—1704），法国天主教的护卫者，是最有声望的主教之一。]在龙骑兵杀死新教徒的时候高唱圣诗，您又是怎样认为的呢？”

这样的回答强劲有力，如同利剑一般直指目标。主教不由得为之一惊。最为高明的人同样有他们自己崇拜的对象。有的时候人会因为人家不尊重这样的逻辑而觉得心里隐隐作痛。

公约会代表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了，这是临死之前的征兆。他讲话时断时续，不过他的目光表明他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他继续说道：

“再随意地胡乱说几句吧。那次革命，总体而言，获得人类一致的赞扬。而非常遗憾，九三年却变成了口实。您觉得九三年惨无人道，那么整个专制政体呢，先生？先生，先生啊，我同情大公主与王后玛丽·安托瓦妮特，我也同情那个信奉新教的穷女人：那是一六八五年，还是路易十四做国王，先生，那个女人上身**地被捆在木桩上，**溢出了奶水，心中充斥着害怕。放在旁边的她的孩子，饿得面无血色，看见**连哭叫的气力也没有了。刽子手却对喂乳的母亲大声说道：改邪归正！让她在舍弃孩子与放弃信念间作出抉择。叫一个母亲受坦塔罗斯那种刑罚，您对此有什么好说的呢？先生，请不要忘了一点：法兰西革命有它自己的理论根据。它的愤怒将获得未来的谅解。到最后，它就是改进的世界——从最强烈的鞭挞中，显露出一种对人们的爱抚。我简单地说了这些，理由已相当充足。不说了吧。何况，我快要死了。”

公约会代表不再看着主教，心平气和地用这么几句话结束自己的观点：“是的，进步的暴力叫做革命。这样的暴力一旦过去，人们就能够意识到这一点：人类虽然遭受到了野蛮的对待，不过，进步了。”

令公约会代表无法了解的是，他刚才接二连三地打破了主教心底深处的壁垒。只留下一个地方，那是比安弗尼主教最后一处防卫力量。忽然，在掩饰的背后，主教又讲出这么一句话，再次流露出起初舌战时的那种强烈态度：“进步应该信仰上帝，不能由不信仰宗教的人来体现善良。无神论者是人们糟糕的领路人。”

年老的公约代表没有应声。他全身哆嗦了一下，抬头看天，眼中慢慢地流出泪水，沿着青灰的脸颊淌下来。他专注地看着深邃的苍穹，轻声地自语：“你啊！理想啊！只有你存在！”

主教感受到难以言表的感动。

沉默了一阵，老人翘着手指天说：“无限的确是有的，它就在那儿。假如无限中没有我了，那我便是它的止境，它也就不再是无限了。也可以说，它就不存在了。但是，它存在，所以，它有一个我。无限中的这个我，正是上帝。”

将死的人声音高亢地说这最后几句话的时候，像是看到了什么人，全身稍稍颤动，进入灵魂离开肉体时那种快乐的状态。随后他闭上眼睛，耗尽了所有的气力。很明显在一时之间，他耗尽了生命中最后的几个钟头。而方才说的几句话，使他和生死的主宰靠得更近了。最关键的时刻来临了。

主教知道，时间紧急。他从极端冷漠渐渐地转变成极端冲动；他看着这合上的眼睛，握着这只冰冷而又干瘦的手，弯腰对他说：“现在是上帝的时刻，难道我们要毫无意义地聚首一场吗？”

公约会代表重新睁开双眼，露出阴郁而严肃的神色。

“主教先生，”他慢慢地说，“我一直都在深思、研究与观察。六十岁的时候，国家号召我，要我管理国事，我听从了。那个时候我就摧毁积弊，消灭暴政，公布和进行宣传人权与法则，保护国土，献出热血帮助法兰西反抗胁迫。我过去没有钱。如今依旧很贫寒。当时我曾当过国家领导人，国库的地窖中堆得到处都是现金。我在死树街吃饭，一顿花了二十二个苏。我帮助了那些遭受压迫的人，安慰了那些悲痛的人们。我扯掉了那祭坛上的布毯，那是真事，可那是为了包裹祖国的创伤。我一直维护人类向着光明前进，有时也反抗那种残酷的进步。博利厄的圣克莱雷修道院，一七九三年幸亏有我它才免受灾难。我竭尽全力地尽职责，也尽量行善事。最后，我遭受驱赶，搜捕，捉拿，迫害，还遭到诬陷，讥笑，羞辱，咒骂，只能远离家乡。那些愚昧的可怜的人们以为我面目可憎。我与世隔绝，避开仇恨，并不怨恨什么人。如今我八十六岁，将要死了。您还前来对我要求什么呢？”

“真诚地为您祝福。”主教说道。

主教跪了下去。

等他抬起眼睛一瞧，公约会代表面如死灰，已经断气了。

返回家里，主教就陷进无可言喻的思绪中，祈祷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有几个勇敢的人，极力要引他谈一下那位G代表，然而他一言不发，只是用手指了一下天。从此，他对小孩和遭受苦难的人更加温和亲热了。

如果有人影射“G老家伙”，主教必然神情异样，似乎满腹心事。没人敢断言，那人的神智对主教的昭示，以及那人高尚的良心在主教的良心上引起何种反应，对他精神趋向的日渐完善有多大影响。

此次“乡下访问”，无疑为当地的小集团提供了一次说三道四的机会：

“那种将死之人的病榻，难道是一个主教应该涉足的地方？很明显，不要指望他会受到感化。革命党人全是异端。所以，为什么要去那儿呢？主教肯定是十分好奇，想瞧瞧魔鬼怎样接收那人的灵魂。”

有一天，一个有钱的寡妇，自以为很聪明地对主教说了这么一句风趣话：

“主教大人，有人打听，您什么时候能够戴上一顶红帽子[戴红帽子，即参加革命的意思。]。”

“唔！唔！一种高贵的颜色，”主教答道，“多亏那些就算是鄙视帽子上红色的入，还崇拜法冠上的红色。”

十一条件限制

根据上文所述，我们可能觉得比安弗尼主教是一个“富有哲学头脑的主教”，或者是一个“爱国的神甫”，那也许是不对的。他与那位公约会代表的邂逅，或者可以称作结合，留给了他一种惊叹，让他变得愈加温和善良，但也仅此而已。

比安弗尼主教完全不是一个政治中人，在这儿或许我们应该简略地提一提，面对当时发生的种种国家大事，如果他想采取一定的态度，那么到底是怎样的态度呢。

先让我们来回想一下几年前的一些事情：

米里埃尔先生担任主教没过多久，就同其他几位主教一起被皇帝封为男爵。尽人皆知，教皇是在一八O九年七月五日至六日被拘禁的。因为这个缘故，拿破仑召开了法兰西与意大利主教联席会议，米里埃尔先生也受邀参加。会议于一八一一年六月十五日在巴黎圣母院举行。第一次会议由费施枢机主教主持，共有九十五个主教参加，包括米里埃尔先生在内。但是，他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和三四次特别讨论会。身为山区的一个主教，他习惯了僻陋贫困，又非常接近自然环境的生活，但他走到那些显贵当中，也带来了改变会场气氛的看法。匆忙回到迪涅时。有人问他为什么来去匆促，他答道：“碍他们的眼吧。我把外边的空气带到他们那里。成了他们眼中一道打开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