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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卜吕梅街的儿女情和圣德尼街的英雄血（第3页）

路易一菲利普年轻的时候生得非常俊美，老年风采依旧不减当年，虽然不是常常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但是得到了大部分人的好感。他就能获得人们的喜欢，有这种天赋，魅力。他缺少威严，身为国王却不戴冠冕，虽然成老人头发但是却没有变白。他保留了以前旧时代的态度，可是有新时代的习惯，是贵族以及资产阶级的混合，刚好适宜于一八三零年，代表过渡时期的那种统治地位，他保留着法语的古代发音以及写法，用来为新思想服务，他喜好波兰跟匈牙利，但是他却写为“波利人”，说成是“匈牙兰人”。他就像是查理十世一样，身着一套国民警卫队的制服，还像是拿破仑一样，佩一条荣勋章的绶带。

他不常常到礼拜堂里去，一直不狩猎，也一直不去歌剧院，坚决不受神职人员、养狗官和舞女的腐蚀，因此在资产阶级当中特别有威望。他没有一个侍从。出门的时候胳膊下面夹着一把雨伞，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当中，那一把雨伞就像他的光轮。他略懂一些泥瓦匠的活儿计，也懂一些园艺，还懂一些医道，为一个从马背上跌下来的马夫放血。路易一菲利普身上常常揣着一把手术刀，就像亨利三世总是揣着匕首一那样。保王派常常嘲笑这一个滑稽的国王；但是他却是第一个用放血的方法来治病的人。

历史对路易一菲利普的指责，要削减一点。控诉王国、控诉政府、控诉国王，这三笔账各自有一个不同的总数。民主权利遭遇到了废除，发展进步退位到了第二位。上街抗议遭遇到了暴力的弹压，起义遭受到武装的镇压，暴乱也在武力之下停止，特兰斯诺南街[一八三四年四月十四日，政府军曾在巴黎特兰斯诺南街大肆屠杀起义人民。]事件，军事委员会问题，真正的国家为合法国家所合并，政府以及三十万特权人物平摊账目，所有的一切都算作王国的业绩。比利时遭受拒绝，阿尔及利亚被强迫征服，像英国人征服印度一样，手段恶劣的程度甚至超过了文明的程度，对阿布德一艾尔一喀德[阿布德－艾尔－喀德（Abd　el　kader，1808—1883），一八三二年至一八四七年阿尔及利亚人民反对法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斗争的领袖。]背信，收买德茨，卜利查得到赔偿，这当做是政府的业绩；重视家庭式而并不是国家式的政策，这要当做是国王的业绩。

可见这样一清理账目，国王的负担于是就减轻了。

他最大的缺点就是，代表法国的时候过分的谦逊。

这一个缺点是如何来的呢？

可以来说一下。

路易一菲利普作为国王，依旧挣脱不掉做父亲的职责。一个家族通过繁衍因此而变成一个王朝，总是到处害怕，不敢做什么事情，因此对什么都过于畏惧，这就激怒了不仅仅有七月十四日的民权传统，又有奥斯特里茨军事传统的民族。

可是，假如放下应当履行的任务不说，路易一菲利普对家庭深切关怀和他的那个家庭是相称的。他那家人特别优秀，而且有勇有谋。他的一个女儿，玛丽·德·奥尔良，把族名送到艺术家的轨道上，就像查理·德·奥尔良把族名送到诗坛上一样。她感情充沛的雕刻一尊大理石像，由她起名叫做《贞德》，路易一菲利普的儿子，有两个得到了梅特涅这样一句富有蛊惑性的奉承话：“这是两个十分难得的青年，一样是两个难得的王子。”

这便是路易一菲利普的真实情形，一点儿没减少也一点儿没夸张。

如果要做平等君王，那么自身就必须具有复辟王朝以及革命之间的冲突，有在政权上安定人心的那种令人担心的革命趋向，这就是路易一菲利普在一八三零年的幸运。人跟时势从来都没有像这样圆满配合，互相融合，而且结为一体，这是一八三零路易一菲利普的运气。还有另外一个条件，王座一定是他的，那就是流亡。那时候他刚好被放逐，穷苦不堪，处处奔波，要靠自己的劳动来生活。法国这一个有着最丰饶的采地的王公，在瑞士不得不卖了自己的老马来吃饱饭。曾经在赖兴诺为人补数学课，而他的妹妹阿黛拉伊德则干刺绣以及缝纫的活。一位国王的这些往事，是资产阶级所津津乐道的。他自己毁掉了圣米歇尔山上最后的那个铁笼子；那正是路易十一命令做的，路易十五以前用过。他是杜木里埃[杜木里埃（Dumouriez，1739—1823），法国将军和十八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政治活动家，吉伦特党人，一七九二至一七九三年为北部革命军队指挥官，一七九三年三月背叛法兰西共和国。]的朋友，是拉斐德的伙伴；他曾经加入过雅各宾俱乐部；米拉波曾经拍过他的肩膀，丹东这样叫他：年轻人！一七九三年的那时候他二十四岁，名叫德·沙特尔先生[路易－菲力浦原是德·沙特尔公爵。]，之前在公约会的一个十分昏暗的小隔厢当中坐着，亲眼看见过审判那一个被人恰如其分地称呼为“可怜的暴君”的路易十六。革命愚昧的远见，不得不在国王身上粉碎君主制，同时也把国王和君主制一块儿毁灭，几乎无人留意处在思想猛烈压迫之下的那个人，风暴甚至席卷审判大会上的全场，人们全部严厉地质问，卡佩[卡佩（Capet），找路易十六。因波旁王朝是瓦罗亚王朝（1328—1589）的支系，而瓦罗亚王朝又是卡佩王朝（987—1328）的旁系。国民公会称路易十六为“路易·卡佩”，意在强调封建君主制的政体是世代相传的，并着重指出互有血统关系的诸王朝是反人民的共犯。]没话可说，这一个国王的头猛烈摇动，眼看着要被这股阴风吹掉，但是在这个悲剧当中，不论判决者还是被判决者，相比来说所有的人都比较清白，这样的情形，路易一菲利普看见了，他观看了这一些惊险场面，见到若干世纪押到公约会的公案前面接受审判，看到从路易十六的背后，从这一个替罪羊背后的阴影当中，站起了恐怖的被告：君主政体，所以，他的心中一直怀着一种敬畏之情，敬畏几乎和天谴那样的大刀阔斧的民意裁决。

革命在他的心中留下的印迹是没法想象的，他的回忆就好像是那伟大的岁月当中的每一分钟的生动的画面。有一天，他曾面对一个不容怀疑见证人，仅仅只凭回忆改正了制宪议会以字母A开头的名单。

路易一菲利普是一个朗如晴天的国王。他在统治的期间，有新闻自由、集会自由、信仰以及言论自由。九月的法律是不怎么严格的。虽然他知道日光对特权的腐蚀的作用，但是还是把王座摆在日光之下。他这一种赤诚的态度，历史自有公论。

就好像每一个垮台的历史人物一样，路易一菲利普今天也正在接受人类良心的谴责。他的案子还仅仅只是初审。

历史使用令人钦佩的自由的音调讲话的时候，对他来说还没有到来；还不到时候，还没法对这位国王宣布最终的审判结果。严正而且优秀的历史学家路易·勃朗，最近一段时间就减缓了他开始时的判词；路易一菲利普是由被称之为二二一和一八三零的这两个半吊子推选的，或者说由半吊子议会及半吊子革命推选的；不管怎样，从哲学所应该有的高度来观察，我们现在对他的评价，不得不依照绝对民主的原则有所保留，就像是读者在上边所看见的一样；从绝对原则的角度来看，最开始是人权，接着是民权，除此之外，任何的权利都是篡夺；可是，做了这些保留之后，我们现在要说的，总而言之，不管从哪一方面来看，不管从他自己还是从人类美好的一面来说，使用旧历史的老话说，路易一菲利普都将会认为是历史上最出色的君王之一。

有什么要指责他的呢？仅仅只是那个王位罢了。除了国王这一种身份，路易一菲利普就只剩下一个人，但是他这个人却是善良的，有时候善良得使人钦佩。就算是在最严峻的忧患当中，和大陆的全部的外交使团斗争了整整一天之后，晚上返回房里面，已经精疲力竭，又特别的困乏，他做些什么呢？他往往拿着一沓卷宗，整夜披阅一个刑事案件，认为和欧洲较量当然十分重要，但是从刽子手那里争回一条性命更为重要。他常常和司法大臣强力辩论，和检察长抢夺断头台前面的每一寸土地，而且称他们为“这些啰嗦的法学家”。有时候桌子上积了成堆的卷宗，他一直是逐一研究，如果放弃那一些被判决的凄惨的犯人，他会认为特别的痛心。

有一天，他对前边刚刚提及的那一位见证人说：“昨天夜里，我获得了七个脑袋。”在他当政的开始几年的时间内，死刑几乎被废除了，而重新修的断头台，是对于国王的一种暴力。格雷沃刑场消逝了，资产阶级的格雷沃法场重新建立起来，叫做圣雅克便门法场；“追求实际利益的人”认为应当有一个大体上合法的断头台，这是在资产阶级的阵营当中，代表狭隘派的卡齐米尔·佩里埃[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Périer），路易－菲力浦的内政大臣，大银行家。]，对代表自由派的路易一菲利普的胜利之一。路易一菲利普亲自为贝卡里亚的著作做注释。在把菲埃斯基[菲埃斯基（Fieschi），科西嘉人，一八三五年企图暗杀路易－菲力浦，未成被处死。]的炸弹装置破获以后，路易一菲利普大声慨叹：“这次没有使我受伤真的是不幸，否则，我便可以赦免那个人了。”另外的一次，我们这个时代一个最高尚的人被判为政治犯，路易一菲利普对内阁方面的阻碍曾经这样批示：“同意赦免，只等我去争取了。”路易一菲利普像路易九世那样和蔼，像亨利四世一样的善良。

在历史之中，善良是十分罕见的珍珠，因此对我们而言，善良的人几乎总是被排在伟人的前面。

路易一菲利普得到的评论，有的特别的严峻，有的可能特别粗鲁，而一个熟悉这一位国王，现今已经变成游魂的人[指作者自己。作者写本书时正流亡国外，其时路易－菲力浦在英国死去已十年。]，在历史面前替他作证，也是合乎情理的事情。很显然，这一种证词不论怎么样，第一应该是不含私意的；已亡人刻的墓志铭当然应当是真诚的；一个亡魂可以劝勉另一个亡魂，同在冥府的人有赞扬的权利，不需要担心有人指着流亡的两堆黄土说：这一堆土吹捧了那堆土。

四

基础下面的裂缝

路易一菲利普当政初期，惨淡的乌云层层笼罩，而此书记述的故事即将进入那样一片乌云里的时候，就不要模棱两可，绝对要阐述对这一位国王的意见。

路易一菲利普登上王位，不仅没有动用暴力，而且又没有直接行动，反而是革命的一个转折所致使的，很显然和革命的真实目的背道而驰，但是在这个时候，他作为奥尔良的一位公爵，的确没有做过什么主动的努力。他天生就是王公，并自信是被选为国王。他肯定没封自己这个称号，肯定没有争取，而是他人送给他的，他只是接受而已，而且相信，明显是错误地相信，授予基础与权利，接受是基于义务。因此，他的享国出于善意，我们一样真心实意地说，路易一菲利普真诚地享国，民主派也就是真诚地进攻，社会斗争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恐怖，不仅不能怨国王，而且也不能怨民主派。主义间的矛盾就像物质间的矛盾。海洋保护水，狂风保护空气，国王保护王国，民主保护人民；相对的君主制，要抗拒绝对的共和制；社会在这种矛盾当中流血，可是，今天社会遭受到的痛苦，此后将转变成幸福；不管怎样，在这里绝对不能责备那一些进行斗争的人；两派当中的一派无疑会是错误的；人权并不像罗得岛上的巨人[公元前二八○年在希腊罗得岛上建成的一座太阳神青铜塑像，高三十二米，耸立在该岛港口，**能容巨舶通过。公元前二二四年在一次大地震中被毁。]那样的脚踏两岸，其中的一只脚踏在共和方面，另外的一只脚则踏在君主制方面；其实，人权是不可以分开的，应该整个儿站到一边；可是，那一些错了的人，就算错了也光明磊落；失明的人看不见东西不是错误，就像旺代人那样的举动不是土匪一样。因此，这样猛烈的冲突，只能够算作事物的必然性。不管这些风暴是什么性质，人卷到当中都负不了责任。

让我们来完成这段讲述吧。

一八三零年的政府即将面对困难的日子。它昨天刚刚诞生，今天就要战斗。

阻力第二天就出现了，也许昨天已经存在。

对抗势力一个月一个月的壮大，暗斗朝着明争转变。

上文已经说到，七月革命，外国的每一个君王不欢迎，法国内部也有各种不同的解释。

上帝的意图是很显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事件向人们宣示，晦涩难解的语言写成的天书。人们拿来当即解释，未免草率而不正确。错误、漏洞、反义连篇。很少有人能懂得神的语言。最最有智慧的人、最平静的人、最深刻的人，可以慢慢地分析；可是，等到他们翻出译文来，事情早就已经变成了定局，广场上早已有二十多种译本了。一种译本就会诞生一个党，一个反义就会诞生一个派，而且，所有的党都以为拥有唯一正确的译文，所有的派也都认为光明只属于自己。

当权者本身，也往往成为一派。

在革命的激流当中，有些人逆流游泳，那就是旧党派的人。

旧党自己觉得蒙受上天的宠幸，紧紧握着继承权不松手，觉得革命既然是出自反对的权利，那么人们就有了权反对革命。不对。应该知道在革命当中，反抗的并不是人民，而是国王。革命就是反抗的背面。全部的革命只需要正常完成，自身就具有合法性；革命，有时候会被假革命者所辱没，尽管被辱没，依旧要坚持下去；尽管沾满鲜血，但是还是要继续生存。革命并不是产生于偶然，而是产生于需要之中。一场革命正是去假留真。有了革命，由于革命是必须发生的。

正统的旧党是由谬误的理解而产生邪恶力量，尽全力以赴地大肆攻击革命。谬见是特别好的炸弹，可以巧妙地击中革命的弱点，击中它的铠甲的薄弱点，击中它那缺少逻辑的地方；正统派正好抓住王权问题来进攻那次革命。他们朝着革命怒吼：“革命，要这样一个国王做什么？”派别是盲人，却可以瞄准。

共和派也往往发出这样的吼叫。但是从他们嘴里出来就是合乎逻辑的了。在正统派的口中就是瞎说，在民主派的口中却是灼见了。一八三零年使民众倾家**产。民主派很愤怒，要责问它这一点。

七月政权，在过去跟未来的双重打击之下挣扎。它仅仅只是代表若干世纪的君主制和永恒的人权这一刹那。

此外，一八三零年不是革命，而是君主制，那么在对外的方面，就只得和欧洲一起前进。局面更加复杂的是，还需要保持和平。逆反潮流寻找融洽，往往比进行一次战争更加棘手。这种暗斗一直是默默无闻，又一直是义愤填膺，因此产生的整个武装的和平，要不就是饮鸩止渴，或者就是甚至文明都信不过自身了。七月王朝无可奈何的像一匹烈马在欧洲各国内阁所驾驭的辕轭中，没有一点意义地乱蹦乱跳，而梅特涅一心希望勒紧缰绳。七月的王朝，在法国遭受到进步力量的推动，在欧洲又反过来推动君主国，那些慢慢行走的动物：一面被拉着，一面又拉着后边的。

除去真正的政党之外，又显现了一种动态：就是哲学的酝酿，跟民主的酝酿遥遥呼应。伟大的人物跟群众一样，都感觉困惑，虽然情况各不相同，但是一样处于困惑当中。

有的思想家在思考，但是群众这块土地，遭受到革命激流的冲击，在他们下边被奇怪地震**着。有的思想家单独行动，有的思想家汇集成派，差不多是结成团体，把各种社会问题平静、深入地揭示出来，而地层下面的人却无动于衷，沉默地挖着坑道，挖向一个火山的深处，不在乎蠢蠢欲动的震动以及隐约可辨的巨大火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