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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冉阿让4（第4页）

一阵阴惨的冷气袭入马吕斯的心中。

二十死人以及活人都是对的

街垒就要进入垂死状态。一切都促使这至高无上的最后一刻的悲壮。

空中回响着很多种不可捉摸的大部队在看不到的街上行动的声音、骑兵时断时续的奔跑声、炮队前进发出的重重的震动声、爆破声以及齐射的枪声还有炮声在迷宫般的空中回旋，屋顶上面腾起的金黄色战云，远方隐约可闻的一种不知道什么人的骇人的怪叫，处处都是进攻的可怕的火光，圣梅里此刻已成了呜咽的警钟，温暖的时节，飘浮着白云的蓝天，阳光灿烂，暖和的日子和房舍可怕的死寂。

不得不指出，从昨天夜里开始，麻厂街的两排楼房已经成了两面墙，那两面墙不让人靠近的墙，楼门紧紧锁着，而且窗户紧闭，窗板也牢牢地关着。

那个时代和现在的情况真是有天壤之别。那时候，当民众想终止一种持续太久的局面，想终止国王赐予的宪章或是享有的政治权利，当普遍的愤懑散播到大气之中的时候，城市准许掘起路石，当起义者对着市民悄悄耳语下达命令但是使他们微笑的那时候，如此暴动便溢满人心，居民就会变成了起义战士的助手，但是住宅也可能会和依赖住宅临时而用搭建的堡垒友爱地融合为一体。

但是，如果形势尚不成熟，如果起义尚未征得民众的赞同，广大群众否定这次运动的时候，那么起义战士就毫无希望了，起义附近的城区将变为沙漠，人心变成了冰雪，避难所全部被堵死，街道变成了掩护地带，有利于军队夺取街垒。

我们不能够突如其来地要求老百姓加速前进。谁强逼老百姓谁就要遭殃！老百姓绝对不听任人的支配。假如出现这种事情，老百姓就可能会把起义者弃之不顾，把他们当成是鼠疫患者没人理睬。一座房子就像是一个峭壁，一道门就像是一种拒绝，一所住宅的正面就像是一面墙。这面墙看得清，听得见，却不会理睬你，原本它开条小缝儿就能营救你。

但是它不情愿。这面墙就等同于一个法官，它看着你而且判你死刑。门窗一直紧锁着的房屋，是怎样的阴沉的景象！那房屋好像已经死了，其实仍然活着，内部的生命暂时终止了，可是依旧坚持着。二十四小时，没有任何人走出门来，可是一个人都没少。在这岩石当中，居民一直踱来踱去，睡觉，或者是起床，全家一起聚集一堂，一块儿吃喝，大家全部都担惊受怕，这的确是一件骇人的事情！由于害怕因此而产生一种冷淡的恐怖态度，的确是情有可原的，害怕当中掺杂着不知所措，更加的有理由原谅了。有的时候甚至还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害怕转为**，惊骇转为狂怒，同样，审慎转变为了疯狂，所以就出现这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温顺的人疯狂。”特别恐慌的火焰当中，能够产生一缕凄凉的黑烟，那就是怒火：“那些家伙想干什么？他们永远不知满足，还会连累过安稳日子的人们，就仿佛还嫌革命不多一样！他们到这里来做什么？让他们自己设法去摆脱吧。他们理应该遭殃，而且自作自受，就应该埋怨他们自己。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那些倒霉的街道被人打得千疮百孔。他们就是一些恶霸，绝对不能开门呀。”

因此，房屋就如同一座坟墓一样。起义者在住户门外垂死挣扎，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霰弹和刺刀来临；他们知道要是叫嚷，就会有人听见，可是没有人会出来营救；有这一些墙壁能够掩护他们，这里的人也可以营救他们，可是，墙壁就算是肉做成的耳朵，但是人却是一副副硬如铁石的心肠。

怨哪个人呢？

不埋怨任何人，又埋怨每一个人。

埋怨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的年代。

乌托邦转化为成起义，由哲学的反抗转化为武装反抗，密涅瓦转化为帕拉斯，不免会冒着特别大的危险。乌托邦明明知道自己后果无法预料，还要急着冒进，成了暴乱，差不多常常是因操之过急，最后没办法，得不到胜利，只好屈从，泰然面对灾祸。

乌托邦不赞成它的人们效力，一直从来不抱怨，而且还替他们辩护；它的高尚在于可以忍受遗弃，它简直是无敌天下，但是却温存体贴地对待那些恩将仇报的人。

到底是不是恩将仇报呢？

从人民这方面而言，确实是的。

如果从个人方面来说，那么就不是。

进步是人们的生活方式。人类的生活常态叫进步，人类的一致步骤叫进步。进步在向前迈进，所做的事情就是世人走向天上以及神圣的伟人旅行；有时候停顿下来，等候着落在后边的人追上来，在间歇中间站着沉思；面对突然出现远景的一个出色的迦南[迦南（），据《圣经》记载，迦南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圣地。]，它也有酣睡的长夜；而思想家在漆黑中摸索，看见阴影投射在人的灵魂上，又无法唤醒沉睡的进步，就禁不住焦虑万分。

“也许上帝早已死去。”有一天，杰拉尔?德?奈瓦尔[杰拉尔·德·奈瓦尔（Gérarddenerval，1808—1855），法国诗人及文学家。]这样告诉本书作者，他把进步与上帝混为一体，把运动的暂时停止当作上帝的死亡。

任何一个人绝望都是不对的。进步肯定会苏醒过来，而且还能够说它酣睡之际依然在前进。因为它长大了。当它重新站起来的时候，就会觉察到它长高了一些。进步就像江河，要永远平静是不可能的；大家不建设街垒、不朝着河里扔一块石头；遇到障碍水流依旧激起泡沫，人类同样沸腾，因此造成局势混乱。可是，混乱局势以后，我们就可能认识到其实又向前迈进了一步。进步往往是以革命为阶段的，直至建立世界和平的秩序，直至和谐统一世界为止。什么是进步？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进步是人民永久的生命。

可是，个人现在的生命，有时候却抵抗着人类永恒的生命。我们毫无隐痛地承认，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利益，谋取并维护这个利益也无伤大局；眼前总能谋取一点儿私利；

那些短暂的人生自然有它自己的权利，不需要为了未来因此而无止境地牺牲自己。现在这一代人有权利在世间走一趟，不能够勉强他们因为后代所以缩短自己的旅程，总之，每一代人其实都是平等的，在将来的时候自然会让后代去世间走一次。“我生活在尘世，”一个叫做大家的人轻声说道，“我还年轻，正在恋爱，我老了，需要一点休息，我自己是一家之主，我需要工作，我需要发财致富，我需要事业兴盛，我自己有房屋出租，我自己有资金投入给国家，我现在生活美满，我自己有妻室儿女，我热爱所有的这些，我希望自己活下去，不要来打扰我。”基于这些原因，大家有的时候对人类伟大的先锋队的态度就极度冷漠。

此外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假如打仗，乌托邦就可能离开了它那光芒四射的境地之中了。它正是明天的真理，但是却采用了以前的谎言战争的办法。它本是单纯的思想，却成了粗野的行为。它是未来，却如同以前那样行动。它在自己的勇敢行为当中夹杂着它应当为之负责的一种暴力；这种暴力尽管是权宜之计，却违反原则而必定遭到惩罚。那些起义战斗式的乌托邦，手中垒的依旧是老军事法典：它不仅仅处决间谍，而且枪毙叛徒，还有消灭活人，把它投到那些无名的黑暗里面。它甚至是使用死亡，这事情可就十分严重了，乌托邦就像是对光明失去了信心，但是光明自己本身无往不胜永不变质的力量。它挥剑劈杀，而不知道没有一种单刃的剑，每一柄剑都是双刃的，一边伤敌人，另外一边却伤了自己。

乌托邦的忏悔师，无论他们能不能获胜。以庄严郑重的态描述了这种保留之后，我们必须称赞这些未来事业的光荣战士。那么就算是失败了，他们依旧是可钦佩的，或许没有获胜而更加显得威严。一次合乎进步的成功值得人民鼓掌；但一次勇敢的失败，更应该得到同情。成功是伟大的，失败却是崇高的。我们更加赏识牺牲者反而不是那些成功，认为让?布朗比华盛顿更加的崇高，皮萨卡纳比加里波更加的崇高。

总是需要有人支持失败者。对待努力实现未来而以失败告终的这些伟人，世人的态度是不公道的。

世人责怪他们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建起，筑起，堆起大量的贫穷、苦难、罪恶、怨愤和绝望，责怪他们从地底下挖出黯淡的石头，建起雉堞来进行战斗。世人责怪革命者散布恐怖。每一个街垒都像是在行凶。世人责怪他们的理论，疑问他们的目标，担心他们别有用心，批评他们的意识。世人对他们喊：“你们拆毁了地狱的铺路石！”他们于是就回答：“正由于这样，才表明我们造街垒的动机是十分纯正的。[法国有句谚语：“地狱的路面是由良好的动机铺砌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很多有良好动机的人干了坏事”。]”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承认，人们一见到路石的时候，就会回想起那只熊[拉封丹寓言《熊和园艺爱好者》中的主角，这只熊想赶走朋友鼻子上的苍蝇，他用石头砸苍蝇，结果砸死了自己的朋友。]，而社会感到担忧的就是这种良好意愿。不需要说，最好还是用一种友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是，社会应该自己拯救自己，我们呼吁的也正是社会本身的伟大愿望，不用服用什么强烈的药剂。要使用友好协商来进行诊断，查明并且治愈病痛。我们也就是劝告社会这样做。

不管怎样，这样的人遍布世界各个地方，全部都在关注着法兰西，他们用理想的坚定的逻辑，来为辉煌的事业因此而战斗，就算是倒下，尤其是在倒下的时候，也让人敬畏。他们为使人类进步，无偿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天意，表现出了宗教的行为；时候到了，他们就像是演员接台词时候一样，一点也不顾惜自己的安危，遵照上天布置的剧情那样子走入坟墓。这种没有任何指望的战争、这种义无反顾的消失，他们都能够承受，为的是要推动一七八九年七月十四日开创的所向披靡的壮观的人类的运动，到后来在世界各个地方结出辉煌而且至高无上的果实。这一些战士都是传教士。法兰西革正是上帝的一个行动。

我们在另外一章里已经指明区别，另外还应该增加下面这一点：有些起义被人所接受，称之为革命；有一些革命为人所否定，则称作是暴动。其中一次起义爆发了，也正是经受人民考验的一种思维。如果人民掷下黑球，那这一个思想就是一个苦果，起义也就变成了轻率的举动。

老百姓并不和乌托邦希望的一样，一声召唤便立即投入战斗，时刻准备做英雄和烈士，也并非每个民族都具备这样的气质。

他们看重实际，一开始的时候就对起义感觉特别厌恶，一是由于起义所带来的灾难依旧萦绕在脑际，二是由于起义的出发点常常很抽象。

献身的人自然应当赞扬，可往往是为理想，也只是为理想而献身。一次起义就是一股狂热，而狂热的头脑却能够转为愤怒，因而拿起武器。但是任何对于政府或政体的起义，矛头不得不对准更深远的目标。比如，我们需要再着重解释一下，一八三二年那一场起义的领袖，尤其是麻厂街的这一些激进青年，所需要攻击的并不全部是路易一菲力普。在直言不讳地交谈时，关于这位在君主制与革命当中的国王的优点，大部分人都能予以公平的评价，没有人憎恶他。

其实，他们针对路易一菲力普进行攻击的就是世袭神权的旁支。就像是以前他们对查理十世进行攻击的是这样的神权的嫡系。我们已经说明了，他们反对法国的统治，主要是想在整个世界打倒人对人的掠夺、特权对人权的掠夺。巴黎如果废黜了国王，世上就应当除去独裁。他们是如此推理的。他们的目标势必特别的长远，很有可能还特别的模糊，在面对困难越拼搏反而就越远离；但是目标却是崇高的。

形势就是这样的。这些人为幻影献身，而献身者认为，这种幻影几乎永远是梦想，总而言之是混淆了人类信念的梦想。起义者总是为起义镀上金并且将其诗意化。他们一头扎进这样子的悲惨的事情中间，并且陶醉于他们就要从事的事业。谁能够知道呀？很有可能会成功。他们只有少数人，却对抗一支强大的军队；然而，他们维护人权、自然法则，维护所有的人都不可放弃的主权、维护正义、真理，必要的时候就像那三百个斯巴达人那一样死去。他们想的并不是堂吉诃德，反而是莱奥尼达斯。他们一往无前，既然已选择战斗，就绝对不退缩，而是低着头向前冲，企望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即完善革命，使进步重获自由，让人类更伟大，拯救整个世界；最坏也无非是做一个温泉关的烈士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