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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八章持家(第1页)

第四十八章持家

在我按时完成在报馆的公务的工作之余,我辛辛苦苦地写书;书问世了,引起很大反响。虽然,我能很敏锐地感受那如潮水一般的称赞好评,我也相信我比任何人都更欣赏我自己的成就,我却没有在称赞中昏头昏脑。我总是在观察人类性情时发现:一个有什么正当理由信任自己的人从来不在别人面前炫耀,以此来换取别人的信任。为此,我自尊而不自傲,我得到的赞扬愈多,我就更加争取使自己当之无愧。

在这本书中描写的,虽然在别的一切方面,都是我有关一生中的重要回忆,但是我却无意在其中赘述我写小说的经历。那些小说本身已经说明了一切,我就让它们自己去说明吧。要是我偶尔提到了它们,也不过因为这是我生活进程中的一部分而已。

到了这个时候,我已经有些根据可以相信,天赋和机遇,已使我成为一个作家,因此我就满怀信心地从事这一行来了。要是我没有这种自信,我一定早就半途而废,把我的精力用在别的方面了。我一定得事先想方设法弄明白,我的天赋和机遇,真正要把我塑造成一个怎样的人;弄清楚了,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不做别的。

我在报纸上和些别的地方发表作品,一直一帆风顺,因此,在我取得了新的成功之后,我认为我有理由不再出席那些可怕的辩论会了。所以,在一个令我欢快的晚上,我最后一次记录下国会里那风笛般的声音之后,从此就再也不去听了。虽然在整个漫长的国会会议期间,我仍能从报上赏识到过去我熟悉的那种嗡嗡声,也许除了嗡嗡声比从前更多之外,什么实质性的变化都没有发生。

我想,现在我写到我婚后约一年半的时候了。经过几次不同的实验之后,我们认为,持家的事实在是白费力气,于是就弃之不顾了,听其自然,我们也就只雇用了一个小仆人。这个小仆人的主要任务,是跟厨子吵架;他在这方面,和惠廷顿[惠廷顿(1358——1423),英国商人,曾三次任伦敦市长。据传原为穷苦孤儿,在厨房当奴仆,因受厨子虐待而出逃,后因摩洛哥鼠害甚烈,该国国王高价买下他的猫使他成为巨富。]没有什么差别,只是他没有惠廷顿那样的猫,也丝毫没有成为伦敦市长的希望。

我觉得,他总像在冰雹似的锅盖敲打下生活。他的生存就是一场挣扎。他总在嘴边合适的时间里——比方说,我们举行小小餐会时,或几个朋友晚间来访时——高叫着救命,在飞舞着的铁器厨具追逐中踉踉跄跄逃出厨房。我们想把他辞掉,可他对我们有深厚感情,不肯走。我们一作出要和他中止关系的表示,他就哭得厉害极了,因为他太会哭了,我们只好把他留下。他没有母亲——除了他的一个姐姐,我也没发现他还有什么亲朋好友;而我们刚把他从他姐姐手里雇用下来,他姐姐就跑到美洲去了,于是他像一个掉包换下的可怕孩子那样我们家住下了。他对他自己的悲惨遭遇非常敏感,不时用衣袖擦眼睛,或弯腰用小手巾一角捂着擦鼻涕。他从来不愿意把那块小手巾从口袋里整个掏出来,总那么省着用,那么偷偷摸摸地用。

我苦恼不断,根本问题就是这个我每年用十镑六先令雇下的倒霉的小仆人。我目睹他长大,他就像红花豆那么一点点拔高;我为他将来开始刮脸、以至秃顶、自发时而忧心忡忡。我看不出我可以摆脱他的希望在哪里了。我常常想,当他成为一个老头时会多惹人厌。

这个不幸的家伙使我脱离困境的途径简直让我惊讶,他把朵拉的表——这东西和我们其他的一切东西一样随处乱放——偷去卖了钱,然后把那钱全花在来来回回搭乘在往返于伦敦和阿克斯桥[伦敦西北郊一市镇。]之间的马车外沿上——他一直就那么没头脑。据我记得,他是在进行他的第十五次旅行时被抓送往了包街[伦敦市中心一街名,主要是警察法院所在地。],从他身上搜出了4先令6便士,还有一支他根本不可能吹响的旧横笛。

要是他不知悔过的话,这件意外的事及产生的后果,也许还能让我少惹点麻烦。可是他的确很有悔过之心,而且方法颇有个性——他不是一股脑儿一次交代,而是分期分批交代。例如,那一天我不得不出庭和他对证之后,第二天他又供出,说我们地下室里那个有盖的提篮里,我们原以为里面满是葡萄酒,其实里面除了空瓶子和瓶塞子之外,早已空空如也。我们以为,这下他把他知道的厨子最恶劣的事情说出来了,这会儿他该安心了。可是,没过一两天,他的良心又受到了新的煎熬,揭发说,厨师有个小女儿,每天一大早,就不请自取我们的面包;还招供说,他自己也收受贿赂,把煤给了送牛奶的家伙。又过了两三天,警方告诉我,说他又交代说,他曾经在我们厨房的垃圾里发现牛里脊,在盛破布的口袋里发现完好的床单。过不多久,他又在一个完全新的方面进行了揭发,承认说,他知道酒店里的一个侍者,正谋划要偷我们家的东西,于是那个侍者立即就被逮捕了。我竟然成了这样一个受害人,实在让我感到难为情,我宁愿不管给他多少钱,只要他闭上嘴巴就行,要不就花一笔大钱买通警方,让他偷偷逃走了事。可是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一点,反倒认为他每作一次新的招供,都是为了补偿我,更不要说是给我的好处了,这真是让我觉得气恼。

闹到后来,我一看到有警员带着新情报来,我就先偷偷一走了之。一直等到他开庭受审,判处流刑,我才不停止这种偷偷摸摸的生活。可是尽管到了这个时候,他还不肯安静,还老是写信给我们,表示在流放之前,很想见朵拉一面。于是朵拉便去探监了,可是一进铁栅门,她就晕倒了。简而言之,在他没被押走,执行处罚之前,我们就没有过一天安静的日子。我后来听说,他被流放到“内地”什么地方放羊去了[当时的流放地主要是澳大利亚。];至于具体的地理位置到底在什么地方,我就不知道了。

所有这一切,不能不让我谨慎的自我反省了一番,它从一个新的方面揭示了我们的错误所在;尽管我非常疼爱朵拉,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还是忍不住决定对她说。

“我亲爱的,”我说,“我们的家务操持得这样混乱不堪,不仅使我们自己受累(反正我们已经习惯了),还连累了别人,我一想到这事,就感到浑身不自在。”

“你已经安静很久了,现在你又要淘气了!”朵拉说道。

“不,我亲爱的!让我告诉你我是什么意思。”

“我认为我不用知道。”朵拉说道。

“不过,我希望你能知道。把吉卜放下。”

朵拉用吉卜的鼻子碰了碰我的鼻子,并说了声“卟”想改变我的严肃;可是她失败了。她就命令吉卜进了那座塔,然后握住我的手坐在那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看着我。

“事实上,我亲爱的,”开口说道,“我们身上带着病毒,周围所有的人都被我们传染了。”

朵拉的表情是那样迫切想弄明白,我是否提议一种新的预防针或别的药物来改良我们的生病状况;要不是她的表情是这样,我真会继续用这个比喻来接下去说我要表达的话。于是我抑制住自己,用简单直白的话来解释我的意思。

“由于我们学不会更谨慎,我的宝贝,”我说道,“我们不仅仅失去了钱财和安定,有时甚至失去了和气;我们也纵容了所有替我们做事的人走上歧路,或任何和我们做生意的人变坏,这就表明我们有很严重的责任问题。我开始怀疑这错不在一方,所以这些人都坏,是因为我们不够好。”

“哦,这罪名多严重,”朵拉睁大眼睛叫道,“你是说你看到我偷了金表啰!哦!”

“我最亲爱的,”我劝道,“不要胡说!谁提到关于金表的事情了?”

“你呀,”朵拉马上回答说,“你知道你这样做了。你说我不够好,还把我比作他和它比较。”

“和谁比?”我不解地问。

“跟那个小男仆比呀,”朵拉伤心的呜咽着说,“哦,你这狠心的人,竟把深爱你的妻子,合一个流放的小男仆相比较。你为什么在我们结婚以前,不把告诉我你的看法呀?你这个狠心的东西,你为什么说清楚,你觉得我比一个流放的小男仆还要坏呢?哦,你对我有这种想法,真是太可怕了!哦,我的天哪!”

“我说,朵拉,我亲爱的,”我一面说着,一面轻柔地想把捂在她眼睛上的手帕挪开,“你说这话不但很可笑,而且大错特错了。首先,真实情况并不是这样。”‘

“你常说他是个说谎的人,”朵拉呜咽着说,“现在你又说我是和他一样的人了!哦!我该怎么办啊!”

“我亲爱的姑娘,”我回答说,“我真的求你理智一些了,听听我刚才说了什么,我接下去要说的是什么。我亲爱的朵拉,对那些我们雇用的人,要是我们学不会对他们尽我们的责任,那他们永远也不会学者对我们尽他们的责任的。我恐怕,我怕我们向他们提供了犯错误的机会,而这种机会我们是决不应该给的。在我们处理家庭事务安排的时候,即使我们甘心情愿像现在这样放松马虎——其实并非出于情愿——即使我们喜欢这样,觉得这样才舒服——其实并不喜欢,并不觉得舒服——我也深信不疑,我们不应该任由它这样继续下去。我们的确是在让别人变坏。我们一定得把这一点好好想清楚,我不能不想到这一点,朵拉。我怎么也摆脱不了这样的想法。有时候,有时我对此非常不安。瞧,宝贝,这就是我的意思。好,行啦,别再犯傻了!”

朵拉半天都不让我把那条小手巾拿开。她坐在那儿,把脸埋在小手巾后面,一面呜咽,一面嘟囔说,如果我觉得不安,为什么当时我还要结婚呢?就算是在我们去教堂前一天,我为什么不说?如果我知道我会感到不安,为什么我还是要结婚?要是我受不了她,我为什么不送走她,送到帕特尼的姑妈家,甚至送到印度的朱丽娅·米尔斯那儿去?朱丽娅见了她一定会很高兴,决不会把她比作流放的小仆人的;朱丽娅从来没有那样称呼过她。总而言之,朵拉简直心碎了,处在这种情况下,我也弄得十分苦恼,因此我觉得,再这么毫无意义地努力下去,哪怕我的态度再温和,也不会有丝毫用处,我必须采取别的什么办法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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