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不好意思地说,“你跟特拉德先生都知道,我们就要移居了;所以现在难免有一些照顾不周的地方,还请你们多多谅解。”
我一面做了适当的话回答他,一面打量了一下四周,虽然家里的行李不是很多,但是每一件行李物件都已包扎并摆放得十分整齐,我向米考伯太太祝贺这即将发生的变化。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太太坚定地说,“一直以来你都对我们家的所有事情关心备至,这一点是我们全家人都深信不疑的。我娘家的人也许会视我们为被充军流放之人,随他们去说吧。但是作为一个妻子和母亲,我是无论如何都会守在米考伯先生身边的,绝对不会抛弃。”
特拉德注视着米考伯太太坚定而充满力量的目光,感情激动地表示完全认同她的想法。
“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特拉德先生,”米考伯太太说,“这,这至少可以看出我对责任的态度。我还记得当年我说过的那句‘我,爱玛,愿意嫁给你,威尔金斯’,这是一句我永远都不能反悔的话,在这句话说出的那一刻起我就负起了这个责任。昨晚,昏暗的烛光下,我又重新念了这段曾经在婚礼仪式上说出的话,我想,无论如何我都会守在米考伯先生身边,哪怕遇到再大的艰难险阻都决不能抛弃米考伯先生。而且,”米考伯太太说,“即使我过去的看法可能错了,我也永远不抛弃米考伯先生!”
“我亲爱的,”米考伯先生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想你是绝对不会那么做的。”
“我知道,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太太激动地说,“现在我要到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去开始未知的生活了;米考伯先生已经写信告知我娘家人我们的这一改变,虽然在信中米考伯先生用最有礼貌的言词,但是我娘家那些人对于米考伯先生的信还是置之不理,丝毫不予理睬,也不再关心我们一家人的生活。或许是我个人太迷信了,”米考伯太太说,“但是我总认为,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哪怕米考伯先生写成千上万封信,这些信都像石沉大海一般都不到回答,永远没有,哪怕是一点儿。从我娘家人的这种毫不理睬的态度,我猜测,他们是反对我们作出的这种决定的。不过,科波菲尔先生,我决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失职之人和无责任心之人,即使我爸爸和妈妈还活着,我也不会让他们引我走上歧途。”
我发表了我的看法,这是正确的决定。
“把自己囚禁在一个只有大教堂的镇上,”米考伯太太说,“也许是一种牺牲,是一种人生价值的浪费,但是,科波菲尔先生,要是对我来说,是一种牺牲,对像米考伯先生这样才华横溢的人来说,就更是一种牺牲了。”
“哦!你们要去有大教堂的城市?”我问道。
这时,一直在从洗脸架上的罐子里给我们倒酒的米考伯先生平静地回答说:
“去坎特伯雷。事实上,亲爱的科波菲尔,我们都安排好了一切;因为这一安排,我跟我们的朋友希普已经做了一个约定,我要尽力协助他,服务于他,我打算做——做——他的机要文书。”
我吃惊地瞪着米考伯先生,对于我的吃惊,他大为得意。
“我本来应该早告诉你的,”他一本正经地说,“今天这样的结果主要是靠米考伯太太丰富的办事经验和良好的创意。之前米考伯太太就建议通过登广告这种形式向社会发出挑战,这次我的朋友希普接受了挑战。而我们相互认识就得益于此。提起我的朋友希普,”米考伯先生接着说,“他非常聪明,而且机灵;一想到他我总是想尽一切可能表示对他的敬意。我的朋友希普,暂时还没有给我很高的薪水,不过他已经从深重的经济困难中把我解救了出来,让我逃离于生活的重压,这是与我的工作能力紧密联系的,在这方面他做出了很多努力。我的信心和希望全都寄托在了我的劳动价值上。恰好我自己也具有这种机灵和才智,”米考伯先生以他那素来的绅士派头,一边炫耀自己,一边贬低自己,“就要为我的朋友希普效劳了。我已经掌握了一些法律知识——做过民事诉讼案中的被告——还有一位英国最卓越、最出色的法学家的释义还需要我马上仔细钻研一番。我所说的法学家是布莱克斯通法官先生[著名英国法学家、法官,著有《英国法释义》。],这不需要我再做多余的补充说明了。”
这一番话,实际上那天晚上说的大部分话,都不时被米考伯太太打断;因为米考伯太太发现米考伯大少爷时而坐在自己的靴子上,时而用双手抱着像是要开裂的脑袋,时而在桌子底下用脚踢特拉德,时而两脚不停地上下换位,或者伸得老远,那样子让人无法忍受。有时还发现他手舞足蹈个不停,一会儿侧着身子躺着,一会儿又把头发摊在酒杯之间,使在场的人很不自在。当他的母亲因为他的这些不礼貌的举止说他时,他就大发脾气。在这段时间,我一直静静地坐在那儿,思考着关于米考伯先生透露出来的消息,诧异、困惑和不解始终萦绕着我,我很难为他这么做想出一个合适而又正当的理由。直到米考伯太太重又接上这个话题,我才转移我的注意力。
“对于米考伯先生,我特别担心的是,我亲爱的科波菲尔先生,”米考伯太太忧心忡忡地说,“千万不要因呆在法律这一次要的树枝上,而影响他登上树的顶端。我相信,米考伯先生凭着他那丰富的智慧和过人的能力,加上流利的口才,再适合这一行不过了,只要他专心去做,一定能出类拔萃,成为这个行业的佼佼者。比如说,特拉德先生,”米考伯太太显出一副莫测高深的样子说,“做上法官,或者甚至是大法官。一个人要是做了像米考伯先生现在接受的这种职务,是不是永远都做不了那样的大官了?”
“亲爱的,”米考伯先生说着,似乎探寻一样朝特拉德看着,“咱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
“米考伯,”米考伯太太回答说,“不!你这一辈子错就错在看得不够远。即便你不为自己,也得要为了你的家人想想呀。你也应该往你的才智能达到的最远处看。”
米考伯先生一面咳嗽,一面喝着自己调的果汁酒,神色极其得意——不过仍瞟着特拉德,似乎想要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宝贵的意见似的。
“呃,这件事,实际上是这样的,米考伯太太,”特拉德婉转地对她说出真相,“我说的完全是如实的情况,这你知道——”
“是呀”米考伯太太说,“亲爱的特拉德先生,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我希望尽可能如实和确切。”
“实际的情况是,”特拉德严肃地说,“在法律界这一行,即使米考伯先生是个正式的律师——”
“对呀。”米考伯太太说。(“威尔金斯,你老是这么瞟着眼睛,就要回不到原来的样子了。”)
“跟那也没什么关系。”特拉德继续说,“只有出庭的大律师才有升到那种高位的资格。因为米考伯先生未能在法学院读满五年,所以当出庭的大律师也就不大可能了。”
“那么五年满了以后,米考伯就有资格当法官或大法官了。亲爱的特拉德先生,”米考伯太太带着她那最亲切的务实态度说,“我这样理解对吗?”她迫切地想从特拉德那里得到肯定的答案。
“那他就有资格了。”特拉德坚定地回答说,“有资格”三个字,他特别加重语气。
“谢谢你,”米考伯太太激动地说。“这就足够了。这样一来,米考伯先生的权益并不会因为做这类工作而受到什么损失了,那我也就放心了。当然,我这说的是女流之辈的话”米考伯太太说,“不过我从前在娘家时,常听我爸说起司法才能,我坚信米考伯先生是有这种才能的。我希望,米考伯先生现在进了这一行后,能在这一领域大展拳脚,施展他的才华和抱负,把自己的智慧发挥到极致。这样总有一天他能取得出人头地的地位。”
而对于米考伯先生他那司法奇才的眼光,我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一定会出人头地的,我似乎已经看到了他高居大法官的席位上了。他沾沾自喜地用手摸摸自己的秃头,故意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
“亲爱的,我们谁都无法预测未来,顺应天命才是我们能做的。要是我注定有代法官假发的命,那我至少在外表上已经做好准备,”他是指他的秃顶说的,“来享受这份荣耀了。”米考伯先生说,“我不会为没有假发懊丧。也许我头发的脱落还有特殊的意义哩。这很不好说了。亲爱的科波菲尔,我打算好好培养我的孩子,将来好为教会服务;我承认我有靠他出名的念头,如果这样能让我满意又何乐不为呢?”
“为教会服务?”我惊讶地问道,这当儿我还在想着尤利亚·希普的事。
“是的,”米考伯先生说,“他的头部共鸣很出色,他可以从参加教会唱诗班入手。如果我们搬到坎特伯雷居住,一旦跟当地有了联系,一旦大教堂的唱诗班有了空缺,一定有办法让他补进去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又看了看米考伯少爷,发现他那样子特别像是从眉眼后发音的。过了一会儿,他给我们唱《啄木鸟之歌》[爱尔兰诗人、音乐家托马斯·穆尔(1779——1852)所作著名歌曲。],他的声音就像是从那里发出的一样。他要是不唱歌,就得去睡觉了。我对他的这番表演进行了一番恭维,然后就随便聊了起来。由于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不得已要干的事情,于是就如实地告诉了米考伯先生和太太。我很难描述他们因为我姨奶奶陷入困境感到有多么快乐,多么友好和舒畅。
快喝最后一轮果汁酒了,我建议特拉德说我们应该先为我们的朋友的健康幸福干杯,然后再分手。在我的邀请下,米考伯先生为我们每个人都斟满了酒,按规矩干杯——隔着桌子和他握手又亲了米考伯太太,以此来纪念这重大的聚会并祝福这聚会中的每一个人。特拉德学着我的样子,跟米考伯先生握了握手,至于吻一下米考伯太太,他未敢贸然。
“亲爱的科波菲尔,”米考伯先生一边把拇指插到背心口袋里,一边站起来说道,“请允许我称你为我青年时代的伴侣,还有我可敬的朋友特拉德,也请允许我这么称呼他——请允许我以米考伯太太,我本人、还有我们的子女的名义,对你们的善意祝福表示最热诚、最衷心和最诚挚的感谢。值此迁往他乡,开始新生活的前夕,”米考伯先生激动地说道,好像他此去是离乡去异国再不归来一样,“我衷心地为我们面前的这两位忠诚的挚友献上几句临别赠言。不过所有想说的话,都在前面讲过了。我就要成为那学识渊博如海的职业中才疏学浅的一员,通过这一途径,不管我将升至何种职位,我都要励精图治,不致蒙耻,米考伯太太也必会全力支持到底。本来想早日了结眼下繁重的金钱债务,可是无奈于时势捉弄,故至今未能偿还——我只好节衣缩食——我指的是取下了眼镜——并拥有一个我无法称其为合法的姓。有关这一切,我要说的是:那可怕场面中之阴霾已经散去,太阳又重新升起,高挂在那山峰之巅。下周一下午四点,马车到达坎特伯雷时,我就要踏上我的故土——我还叫米考伯!”
“还有件事我必须在离别之前完成,那就是彻底了结一个法律方面的行为。我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先生两次为了我的方便而在期票上具名,要是用一通俗的说法,就是这样。第一次,托马斯·特拉德先生弄得——这么说吧,好不狼狈。第二次,尚未到期。第一次的欠款额为,”说到这里,米考伯先生停顿了一下,然后仔细察看了有关文件,“我认为是二十三镑四先令九便士半;第二次,据我账上记载,是十八镑六先令二便士。如果我计算无误,总数为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我的朋友科波菲尔可以替我核对一下这个数吗?”
我照办了,证实无误。
“目前我还没有还清我的债务,”米考伯先生严肃地说道,“如果就这样离开这城市和我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先生,我会受到良心的谴责和精神上痛苦的折磨。所以,我特地为我的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先生准备了一个为达到这目的而拟好的文件”米考伯紧握了一下手中的这份文件,说道:“现在就在我手中。我郑重地请我朋友托马斯·特拉德先生收下我这张四十一镑十先令十一便士半的借据,恢复我的道德尊严,而且我为自己又可以在人前挺直腰板走路了而感到高兴。”
米考伯先生也为自己的这段话所感动,他把那借据塞到特拉德的手里,并祝他万事如意。我深深地感到,对米考伯先生来说,这就跟把钱还了差不多,特拉德自己估计也是这么认为的。
由于这一正直的行为,米考伯先生的确在别人面前挺直腰板走路了。当他举着蜡烛送我们下楼时,他的胸似乎又宽出了一半。我们双方热情地告了别并祝他们一路顺风。我把特拉德送到他门口后独自一个人走回家,一路上我暗自琢磨着这一切离奇矛盾的事,其中也想到,这样不负责任的米考伯先生或许是念在我曾做过他房客的情面上才从未找我借过钱的吧,如果他向我借钱,我也肯定不忍或没有勇气拒绝他的。在这点上,我想,他是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的,我在这里提这么一笔,算是对他的奖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