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我的老天爷啊!”过了好久,他对店门外面恶狠狠地喊道,“再加两便士,你肯走了吗?”
“不行,”我说:“我会饿死的。”
“哦,我的乖乖,再给你三便士,你肯走了吗?”
“如果能行的话,我什么都不要也肯走,”我说:“可我真的非常需要钱呀。”
“哦,咕——噜!”真是形容不了他说话时的模样,当时他把他那老奸巨猾的老脑袋从门框后仅露出一点点来看着我。
“四便士,你肯走了吗?”
我当时累的已经支撑不住了,就接受了他给的数目。我从他爪子里拿钱时,手都发抖了。这时已是日落时分了,我又饥又渴地开始上路了。花了三便士以后,我很快就恢复了。由于精神好多了,我就又一瘸一拐地向前走了七英里。
那天晚上,我的床是另一个干草堆,我还在一条小河里泡了泡我的脚,它已经起泡了,洗完后我用清凉的树叶尽可能地把它们都包好,然后就舒舒服服躺在干草堆上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我上路出发的时候,发现那条路的两边都是啤酒花种植场和果园。那正是果园的果实成熟的季节,满园都被熟透的苹果染红了,有几处啤酒花地里已经有工人开始干活了。我觉得这一切太美了,于是我把一长排一长排被绿叶缠绕的桩子想象成可爱的伙伴,决定晚上就睡在酒花中间。
那一天碰到的那些流浪汉比以前看见的还要坏,现在一想起来我还感到害怕。他们中有些长的十分凶恶,在我走过的时候紧紧盯住我,有时候还停下来,把我叫回去跟他们说话,我吓得连忙跑开时,他们就用石头朝我扔来。我记得有个年轻的家伙——从他带的工具袋和炭炉,我觉得他是个小炉匠——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死死地盯着我看,然后用大嗓门吆喝我回去,以至我不得不停了下来,回头看他。
“叫你来,你就来,”那小炉匠说,“要不我会把你那个小脑袋给撕开!”
我想回头是最好的办法了。我走近他们,想用笑意来安抚那个小炉匠,这时我发现那女人的一只眼睛又青又肿,好像是被打了。
“你去哪?”小炉匠抓住我衬衣的前襟说。
“我要去多佛,”我说。
“你从哪来的?”小炉匠问道,抓着我衬衣的手一拧,把我抓得更紧了。
“从伦敦来的,”我说。
“你是干什么的?”小炉匠问道,“你是个小偷吧?”
“不——不是,”我说。
“不是的?说实话!如果你想骗我,”小炉匠说,“我会把你的脑浆都打出来的。”
他用另一支空着的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下,松开了手,把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买一品托啤酒的钱,你有吗?”小炉匠说,“如果你有就赶快拿出来,别让我动手!”
要不是当时和那女人的眼光相遇,看见她轻轻摇头,还做出“不”字的口形,我准会把钱拿出来的。
“我很穷,”我笑着说,“一个子都没有。”
“啊哈,什么意思?”小炉匠说完,很冷酷地看着我,我都害怕他已经看到我口袋里的钱了。
“先生。”我结结巴巴地说。
“你怎么戴我弟弟的丝围巾,”小炉匠说,“这是什么意思?拿过来!”他说着就把我的围巾从脖子上取下来,扔给了那个女人。
那女人突然大声笑了起来,好像她觉得这不过是开个玩笑而已。她把围巾扔给我,像先前那样轻轻点了下头,做了个“走”的口形。我还没反应过来呢,那个小炉匠就又把那围巾从我手里夺走了,胡乱地往他自己脖子上一绕,然后像片羽毛一样把我推开了。然后,他转身骂了那女人几句,就把她打倒在地了。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场面;她往后跌倒在硬硬的路上,她的帽子跌落在地上,头发被灰尘染成了白色;我永远忘不了那场面:我走远后回头看时,只见她坐在人行道上——那是路边的一道堤——用披肩一角在擦脸上的血,而他却在继续往前走。
这件事情把我给吓坏了,因此从这以后,每当看到这样的人走过来,我就赶快退回去,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到他们走得看不见了,我才继续上路。像这样的情况常常发生,让我在路上耽搁了不少工夫。但是遇到这种困难的时候,我也会像在路上遇到其他困难的时候一样,想象我母亲在我还没出生时的少女形象,就好像她一直在支持着我,引导着我,而且一直陪伴着我一样。当我躺在啤酒花丛中睡觉时,这幅形象就在啤酒花丛中陪着我。我早晨醒来时,她也会跟着我一起醒来。一路上她就跟我同行,整天都陪着我。从那时起,我就把她和坎特伯雷[英国古城,以大教堂著称,是从伦敦到多佛的必经之地。]那阳光明媚的街道联系在一起;看到那古老的房舍和城门,它那古老、庄严的大教堂,以及围绕着钟楼飞翔的乌鸦,我都会想到她。后来,当我终于来到多佛附近的光秃广阔的丘陵地带时,母亲的容颜再次给了我希望,让我觉得自己不是那么孤单可怜。在我出逃的第六天,我到达了我旅程的第一个大目标,而且当我真正走进那个市镇时,母亲的容颜才离我而去。不过很奇怪,我脚穿破鞋,衣衫不整,浑身尘土,皮肤被晒得黝黑,就这样站在渴望已久的地方时,母亲的容颜竟像梦一样消失了,此时我才感到独自一人,无依无靠,竟然倍感凄凉。
我先从渔夫那里打听姨奶奶的消息,他们的说法不一。一个说,她住在南福地灯塔,就因为住在努力,所以胡子都给烧焦了。另一个说,她被绑在港外的大浮标上了,要等潮水半涨半落的时候,才能去看她。还有人说,她因为拐了小孩,被关在梅德斯通[英国肯特郡郡府所在地。]的监狱里了。还有人说,上次刮大风时,有人看见她骑着一把扫帚,飞到加来[和多佛隔海相望的法国城市。]去了。接下来我又在马车夫中间打听。他们同样也爱开玩笑,很不正经。至于那些开铺子的,一看到我这样子就讨厌,还没等我开口,就说他们那里没有我要的。我觉得自己现在比出逃后的任何时候都悲惨、都可怜。我的钱都花光了,身上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卖了。我又饥又渴,筋疲力尽。现在,我的目的地似乎跟我在伦敦时一样遥远。
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来打听消息。我在市场附近的一家空铺子前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心里盘算着是不是要到打听到的地方去试一试。就在这时,一个赶马车的经过这里,马衣掉了下来。我捡起马衣递给他,发现这人长得比较和蔼,就大胆地问他,是否知道特洛伍德小姐住在哪儿。虽然这个问题问的次数太多,我几乎都不想再问出口了。
“特洛伍德?”车夫说,“让我想一想。我好像听说过这么个人。是个老太太吧?”
“是的,”我说,“没错。”
“腰板儿挺得直直的,是不是?”他说的时候,还伸直了自己的腰板。
“没错,”我说,“我想是这样。”
“常拎个手提包?”他说,“一个能装很多东西的大提包,是不是?脾气挺倔的,跟你说话的时候,说什么就是什么,是不是?”
我承认他形容的都很准确,但心里不由得凉了半截。
“那就对了,”他说,“你往那边上去,”他用鞭子指着前面的高坡,“一直往前走,走到有几座面向大海的房子那儿,我想,到那儿你就能打听到她了。不过,我觉得她什么也不会给你的。所以还是我给你一个便士吧。”
我非常感激地接过了钱,道了谢,用它买了一个面包。我一边走,一边吃,朝那位车夫朋友所指的方向走去。走了好久,都没有看到他说的那样的房子。最后,终于看到前面有几座房子。我就走上前去,走进一家小店铺(就是我们家乡那里通常叫做杂货铺的地方)。想让铺子里的人告诉我,他们是不是知道特洛伍德小姐住在哪儿。我原本是向柜台后面那个男人打听的,他正在给一个年轻的女人称米,但是那个年轻女人以为我是在问她,转过身来看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