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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早年回忆（第3页）

记不清是在下一个星期天，还是又过了更长的时间我又再次看到了那个男人。我从不认为自己擅长记日子。不过，他又来到教堂，和我们一起走回家了。这次他还进了我们屋子，要看放在客厅窗台上的那盆的有名的天竺葵。可我发现他并没有认真地看那盆花，只是在离开前，他请求母亲送给他一些花。母亲就让他自己选，可他就是不愿那样——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于是母亲就摘下一枝花并交到他手里。他说他要和这花永远在一起。我当时想这人肯定是个大傻瓜，他难道不知道这花一、两天后就会凋谢了吗。

到了晚上，裴果提也不像过去那样总和我们在一起了。母亲对她更加顺从了——在我看来比往常更尊重她了——我们的关系仍然很好。可是我觉得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因为我们不再像以前那么愉快了。我想，也许是裴果提反对母亲穿放在抽屉里的那些漂亮衣服，也反对她那么经常地去邻居家做客；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也弄不明白。

渐渐地，我对那个长着黑胡子的男人也就习惯了。不过我并没有比过去更喜欢他，而且对他依然怀着那种不安和莫名的妒意。我想这仅仅是出于孩子本能的憎恶之心吧，还有一点点常识：那就是裴果提和我就能照顾好母亲，根本不用别人帮忙；此外如果还有什么原因的话，那也必须是长大之后才能有的那种看法吧。当时，我的头脑里还不可能找到那样成熟的观点，一点儿也找不到。如果当时要我把自己观察到的点点滴滴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概念，我还不可能办到。

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和母亲正在前面的花园里的时候，看到摩德斯通先生——现在我已知道他的名字了——骑着马过来了。他勒住马，向母亲问了好，还说他现在去洛斯托夫特看几个朋友，他们那儿有一只游艇。他还很有兴致地向我母亲提议，说要是我想要去的话，可以坐在他前面的马鞍子上。

那天天气晴朗，让人觉得很舒适，就连那匹马，好像也很喜欢让人骑似的，站在花园的门口，又是喷鼻，又是跺蹄的惹得我非常想跟着去了。于是母亲让去楼上找裴果提，让她给我打扮一番。这时摩德斯通先生便下了马，把马缰绕在胳膊上，在蔷薇篱笆外来回走着，母亲就在篱笆里边陪着他走来走去。我记得，裴果提和我从屋子里的小窗口往外偷偷看着他们。他们俩一边溜达，一边仿佛非常人之地在察看他们之间的那些蔷薇。这时，天使般的裴果提不知道为什么生起气来，用了很大的力气把我的头发全部梳到了后面。

不一会儿，摩德斯通先生和我就出发了，马儿沿着大路旁的青草地缓缓向前跑去。摩德斯通先生用一只胳膊就搂住我了；我觉得，我并不是一个好动的孩子，可那一天，我就是坐不住，总是不时地回头去看他的脸。他有一双浅浅的黑眼睛——我到现在也很难找到一个恰当的字眼，来形象地说明那种看上去没有深度的眼睛——当这双眼睛注视前方的时候，由于光线的关系，我看它时都觉得它是斜眼，和五官极不搭配。我偷着朝他看了好几次，看到的都是这种样子，心理害怕极了，而且心里还暗忖，他想什么呢想得这么出神。他的头发和络腮胡子，从这个距离看，比原先看到还要更黑更浓。他的脸的下部是方形的，下巴那浓黑的胡子茬说明他下巴也长着粗壮的黑胡子，虽然他刮得很干净，这使我想起大约半年前来我们这个地方来展览的蜡像。他还有两道整齐的眉毛，还有他那白色、黑色、棕色相间的肤色——他那该死的脸蛋，一想起他来，我就想要他去见鬼去！虽然我不喜欢他，但他确实长得很英俊。我相信，我那可怜的亲爱的母亲也是这样想的。

我们来到海滨的一家旅馆，里面只有两位先生在抽雪茄烟。他们两人都躺在椅子上，每人至少把四张椅子拼在一起，身上都盖着宽大的粗呢短大衣。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放着一堆大衣和海员用的斗篷，还有一面旗子，全被捆在一起了。

看到我们走进去，他们两人都赶快站了起来，并且说道：“嗨，摩德斯通！我们还以为你死了呢！”

“还没有呢！”摩德斯通先生回答说。

“这小东西是谁呀？”其中有一个人拉住我问道。

“他叫大卫。”摩德斯通先生回答说。

“哪家的大卫啊？”那人问，“是大卫·琼斯？”

“不，是大卫·科波菲尔。”摩德斯通先生说。

“什么！是那个迷人的科波菲尔太太的小累赘吗？”有一位先生叫了起来，“那个漂亮的小寡妇的儿子？”

“昆宁，”摩德斯通先生说，“说话留点神，有人的耳朵可尖着呢！”’

“谁的呀？”那位先生笑着问道。

我赶快抬起头来，想看看到底是谁。

“不就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英国著名刀剑制作商，此处暗指大卫伶俐如刀剑。]吗？”

听说是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我也就放下心了，因为一开始，我还真以为说的是我呢。

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看起来名声不好，似乎总有让人可笑的地方，因为当时一提到他，那两位先生就都放声大笑起来，摩德斯通先生也非常开心。笑过一阵之后，那个叫昆宁的先生问道：

“咱们进行的那个买卖，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的意见是什么呢？”

“哦，我想眼下布鲁克斯对这件事知道得还不多，”摩德斯通先生回答说，“不过，我相信，他不大赞成这件事。”

说到这里，他们又笑了起来。接着昆宁先生说，他要叫人送点雪利酒过来，好为布鲁克斯干一杯。他果真这么做了。酒送来后，他非要我也就着饼干喝一点；在我喝酒之前，他还要我站起来说，“为布鲁克斯的糊涂干杯！”这句话引得他们一阵掌声，都笑得合不拢嘴，弄得我也跟着笑了起来。我一笑，他们笑得更加厉害了。总之，我们全都非常开心。

这以后，我们就到海滨的悬崖上散散步，在草地上坐坐，还用望远镜看看远处的景物——可是当我用望远镜的时候，却什么也看不清楚，但我还是假装看见了。后来我们就返回到旅馆吃午饭。我们在外面闲逛的时候，那两位先生一直不停地抽烟——我想，从他们那粗呢外套上的气味来看，自从这两件衣服从裁缝铺里拿回来穿到身上起，他们的烟就没有断过了。我可不能忘记说，那天我们还去了游艇上面。在游艇上，他们三人全都下到船舱里，在那儿摆弄一些文件。我从敞开的天窗往下看，觉得他们每个人好像都很忙。

他们下去的时候，把我交给一个很和气的人来照顾，那人满头红发，还戴着一顶闪光的小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斜纹布衬衣，也许是背心，胸前印着用大写字母写的“云雀”两个字。我原以为这是他的名字，因为他住在船上，没有那种临街能挂门牌的大门，所以他就把名字写在衣服上了。但是当我叫他云雀先生时，他却说，那只是这条船的名字。

我观察了一天，发现摩德斯通先生比另外两位先生更严肃、稳重。那两位先生看起来嘻嘻哈哈，也很随便。他们两人总是随随便便地就拿对方开玩笑，但是他们很少跟摩德斯通先生逗趣。我觉得他比他们两人来更精明、更沉着。他们对待他的态度好像也跟我一样。我注意到，昆宁先生说话时，总是用眼睛斜瞄着摩德斯通先生，好像害怕说错了会惹得他不高兴似的。还有一次，当巴斯尼治先生（也就是另外一位先生）说的兴高采烈的时候，昆宁先生还踢了踢他的脚，偷偷地给他使了个眼色，要他看看莫德斯通先生，因为那位先生坐在那儿表情严肃，默不作声。那一天，除了提到那个谢菲尔德的笑话时，莫德斯通先生笑了几声之外，我就不记得他再笑过了——顺便提一下，而那个笑话，还是他自己说的。

傍晚时候，我们就回到家了。那是一个非常舒服的夜晚。母亲让我回屋去吃茶点，她又和摩德斯通先生在蔷薇篱笆旁散起步来。他走了之后，我母亲就问我一整天天的经历，他们说了些什么。我提到了他们说起她时说过的话，她笑了起来，并对我说，他们真不像话，就知道胡说八道——不过我确实知道，他们的话让她很高兴，就像我现在知道的一样清楚。我趁机问她，她是不是也认识那个谢菲尔德的布鲁克斯，她回答说不认识，不过她猜那一定是个制作刀叉之类的人。

我想我又看到了她那美丽的容颜，就像我能在街上看到的任何人的容貌一样的清晰，尽管我也知道那容颜已经改变了很多，也知道它已不在人间了，因此，我怎么能说我已经忘记她的美丽容颜了呢？现在，她那美丽的样子，仍和那天晚上一样，直扑我的面颊，我怎么能说她那少女般的美已经凋谢，已经不复存在了呢？既然我的记忆，就像刚才说的那样，使她又活了过来，而且记忆的青春，比我或任何人所钟爱的青春更为传神，能把当时所珍爱的一切牢牢保留下来，那我怎么能说她已经变了呢？

我们谈完话后，我就上床睡觉去了，母亲到我床前来道晚安。现在我说说她来到我床前的情景吧。她兴高采烈地跪在我的床边，双手托着下巴，笑着说：

“大卫，他们当时怎么说的呢？再给我说说，我不相信。”

“那个迷人的——”我开始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