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钱呀?”贝西小姐问道。
“每年给我一百零五镑。”母亲回答。
“他想的还挺周全,不然可就糟糕了。”姨奶奶说。
“糟糕”这个词用得可真恰当,母亲这时的情况真是糟透了。裴果提端着茶盘和蜡烛一进来的,一下就知道她为什么如此难受了——如果当时房间里的光线再亮一点的话:贝西小姐应该也能看出来是怎么回事了。裴果提赶紧把我母亲扶到楼上卧室里,又打发她的侄子哈姆·裴果提去请护士和医生。母亲并不知道裴果提的侄子在我们家里已经呆了好几天了,裴果提想让他在家里忙乱的时候出去跑跑腿。
那两位联手的重要人物,在几分钟内相继赶到了家里。一进门,他们就看到一位打扮的与众不同的陌生女人坐在壁炉前,她左臂上系着帽子,耳朵里还塞着珠宝商用的棉花[即当时珠宝商用来垫珠宝的特制棉花。],都吃了一惊。裴果提对她也一无所知,母亲在她面前从来没有说起过她。她成了小客厅中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人物。尽管她的口袋里装满了珠宝商用的棉花,耳朵里也塞了一些,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那高贵庄严的神态。
医生去了楼上,不一会就下来了。我想,他一定也意识到到,自己肯定要有几个小时跟这位陌生的太太面对面地坐在这里,便彬彬有礼地准备搭讪。在我认识的男性中,他算得上是个很温顺的人,在所有的小个子中也是脾气最好的人。他连进出房间时都侧着身子,以便少占点空间。他走起路来的时候脚步很轻,跟《哈姆雷特》[莎士比亚的剧作。]里的那个鬼魂一样,而且走得比那个鬼魂还慢。他把自己的脑袋低垂向一边,一方面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谦虚,一方面是为了讨好别人。
他对狗都不会说句难听的话,甚至对疯狗都不会说。如果非说不可,他也只会温柔地对它说上一句,或者说半句,再或者说是一句里面的一个词,因为他说话跟他走路一样的慢;但是不管是为了什么可能存在的理由,他也绝不可能对它说出难听的话,更不会对它大发雷霆。
祁力普先生把头侧向一边,温和地看着我的姨奶奶,微微地朝她鞠了一个躬,然后轻轻地摸了摸自己的左耳,对着对方耳朵里塞着的珠宝商用的棉花发问。
“夫人,您那里有点发炎吗?”
“什么!”我姨奶奶回答道,一边像拔塞子似的把棉花从耳朵里拔了出来。
祁力普先生被她这一突然的举动吓了一大跳——这是他后来对我母亲说的——几乎弄得他有点慌乱了。可他还是温和地重复了:
“您那里有点发炎吗,夫人?”
“胡说!”我姨奶奶回答了一声,又把棉花塞回耳朵了。
祁力普先生再也无话可说了,只好坐在那儿,怯生生地看着她,而她则坐在那儿注视着炉火,直到祁力普先生又被请到楼上去。约摸过了一刻钟,他又回来了。
“好了吗?”我姨奶奶问道,一面把靠近医生那面耳朵里的棉花拔了出来。
“哦,夫人,”祁力普先生回答说,“还得——还得慢慢来呢,夫人。”
“哼……!”我姨奶奶在这个轻蔑的感叹词上,加了一串纯正的颤音。说完后,她跟前面一样,又把棉花塞回耳朵。
祁力普先生后来告诉我母亲,他真的、真的被吓坏了。尽管他是一个见多识广的医生,他还是被吓着了。不过,尽管气氛如此尴尬,他还是坐在那儿看着她,她则依旧看着炉火。过了大约两个小时,他又被叫了上去。没一会,他又回来了。
“好了啦?”我姨奶奶问道,一面又拔出靠近他那边的棉花。
“哦,夫人,”祁力普先生回答说,“还在——还在慢慢地进行,夫人。”
“哼……!”我姨奶奶哼了一声,祁力普先生觉得自己已经忍受不了她的粗暴态度了。他后来对我母亲说,他当时真的都快疯掉了。他宁愿离开温暖的小客厅,迎风坐在黑暗的楼梯口那里等待被召唤。
哈姆·裴果提上过国立小学,对于回答问题很在行,因而可以被认为是个可靠的证人。第二天,哈姆·裴果提说,这事发生后一个钟头左右,他路过客厅门口时往客厅里瞅了一眼,不料却被正紧张的团团转的贝西小姐瞧见了,一把就抓住了他,使他半天都没法脱身。他说,楼上传来了阵阵脚步声和叫喊声音,当其中有个声音变得很大时,那位女士就紧紧地揪住他,把他当成了供她发泄过剩的精力的出气筒;他说,那些棉花肯定不能挡住楼上的那些嘈杂的声音。那位女士揪住他的衣领后就把他拽来拽去的,好像他服用了许多的鸦片酊一样[鸦片酊为麻醉剂,人服多了会昏睡,因此必须拖着他走动,使他醒着。]。这位女士还一边摇晃他,揪他的头发,揉着他的衣领,并且还塞住他的耳朵,他觉得这位女士已经分不清那是谁的耳朵了还用手抓他,打他。他的姑妈可以证实他说的都是事实,因为她在十二点半那会儿——也就是他刚脱身那会儿——碰到他,发现她侄子的脸跟她一样红扑扑的。
即使善良的祁力普先生在有的时候会对某人忍无可忍,但在那种情况下都不会发作的了。他一忙完,就侧着身子走进了客厅,非常温和地对我姨奶奶说:
“嗯,夫人,我非常高兴地祝贺您。”
“为什么祝贺我?”我姨奶奶严厉地说。
祁力普先生又被姨奶奶这种严厉的样子吓蒙了。但他还是朝她微微鞠了一躬,轻轻笑了一笑,努力地想让她平复怒气。
“天啊,这人到底怎么回事?”我姨奶奶不耐烦地叫道,“他不会说人话吗?”
“冷静点,夫人,”祁力普先生用他最温柔的声音说道,“现在,您再也不用担心什么了。夫人,一切都过去了。”
姨奶奶居然没有去摇晃他,逼着他把要说的话说出来,这让人匪夷所思。她只是对他摇了摇头,不过那副模样足以吓到祁力普先生了。
“哦,夫人,”祁力普先生鼓足了勇气继续说,“我非常高兴地祝贺您。一切都很好,夫人,圆满地结束了。”
祁力普先生在进行他为时五分钟左右的演讲时,我姨奶奶只是仔细盯着他看。
“她怎么样了?”我姨奶奶抱着双臂问,其中一只胳膊上还挂着她的帽子。
“哦,夫人,我希望她很快就舒服起来,”祁力普先生说,“在这样悲伤的家庭环境,对任何一个年轻母亲来说,我们只能希望她的舒服也不过如此。夫人,如果您现在想去看她就请去吧,那对她很有好处。”
“我问的是她呢?她怎么样?”我姨奶奶严厉地问道。
祁力普先生的头已经快要歪到一边去了。他看着我姨奶奶的样子就像一只期待主人宠爱的鸟。
“那个小女孩,”我姨奶奶说,“她好吗?”
“夫人,”祁力普先生答道,“我还以为您早知道了呢。那婴儿是个男孩。”
我姨奶奶再也没有说话,拿起帽带朝着祁力普先生的脑袋瞄了一会,然后把帽子歪扣在自己头上,径直离去了,再也没有回来过。她像一个失望的仙女一样消失了。或者说像那些人人都认为我有能力看得见的鬼魂那样消失了,一去不返。
她再也没有回到这里。我躺在自己的摇篮里,母亲睡在她的**,而贝西·特洛伍德·科波菲尔德则永远留在了那个梦想中的地方,那片我不久前还游历过的广阔的地域。我们卧室窗户透出的光亮照在这世间所有过客经过的地方,也照在那个没有他就没有我的人的尸骨上面的小山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