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派小说网

治理天下以德为先（第2页）

唐太宗的这一举动无疑对提倡农业生产，重视农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为了生产的发展，唐太宗还注意增加人口。贞观元年，唐太宗就颁布劝勉民间嫁娶的诏书。诏书规定：民间男20岁，女15岁以上还没有结婚的，州县官员要帮助他们结婚成家，因家穷而无力成婚的，本村的富户和亲戚有责任资助他们完婚。并把民间婚姻的情况，人口增加的多少，作为考核地方官政绩的标准之一。

此外，唐太宗为了保证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对治水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置专门管水利的官员，又颁布专门的水利和水运的法律，使各地兴修水利的效果显著，保障了农业的发展。

由于农业的大大发展，粮食已经丰足了很多。到了贞观十六年，在许多地区，只要五个钱就可以买一斗谷子，而更富庶的地方一斗谷子才值三个钱，这说明全国社会经济已经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首先要归功于劳动人民，同时也和唐太宗的“安人宁国”的基本国策是分不开的。

唐太宗吸取了隋朝灭亡的诸多的教训，隋炀帝的繁法酷刑就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条，酷刑激起了人民的反抗，最终导致隋朝的灭亡。太宗即位后，与群臣一道讨论立法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的执行等问题。一些大臣认为只有严刑才可以威慑天下，而魏征对这种作法并不同意，他主张以王政来代替严刑，认为宽仁才可治天下。太宗对他的主张十分赞成。太宗在与大臣们谈论立法时，对他们明确要求“用法务在宽简”。

贞观三年。太宗又下诏说：“泣辜慎罚，前王所重。”这所指的就是要谨慎地执法。根据这些原则，太宗时期制订了《贞观律》，它比隋律减轻了一些；后来又作了注，成为《唐律流议》，这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完备的法典。

唐太宗还对执法队伍的素质十分注意。他认为，人死不能复生，一定要慎重。因此，他询问朝臣们，怎样才能做到执法公平呢？谏议大夫进言道：“只要执法官是公道正直善良的人，再奖赏那些司法公正的人或给予增加俸禄，那么好伪之人自然就没有了。”太宗采纳了他的意见，下诏令全国执行。然后，太宗又进一步完善了慎刑的制度，规定凡是死罪，一定要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官员和尚书九卿们讨论后方可执行，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滥杀无辜的可能性了。颁布了这项诏令后，果然见效，从贞观元年至四年，全国只判了二十九人的死刑。同时，唐太宗还规定，死刑要上报中央三次，经过批准才能执行。后来由于太宗错杀了一位官员，十分后悔，又规定死刑要五次上奏京城，三次上奏地方才能执行，这样就基本上可以避免冤杀案的发生。在这种宽松的法律条文下，又有公正严格的执法官执法，贞观初期，凡有犯法者，一律逃不出法网。人民知道执法无私，因而即使在判处过程中有轻重的差别，也服而无怨。

唐太宗知人善用和虚心纳谏，成功推行“仁道”之术，是贞观之治取得大成功的重要原因。

在太宗以前跟随其父谋划晋阳兵变时，他就已经深深了解到人才的重要，为了举兵大事的成功，他结交了不少有见识，有某略的朋友，后来在完成国内统一大业后，在秦王府中他又广交贤人雅士，为他出谋划策，与太子争锋，最后终于取得了成功。因此，唐太宗深深体会到：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政治。因此，在即位之初，他就对手下的官员们提出要求，不要总是管理一些日常琐事，要广开耳目，求贤访哲，选拔和推荐人才。同时他自己就带头起表率作用。

说起太宗起用魏征这件事还有一段趣闻。魏征曾是东宫太子李建成的首席智囊，他早就看出了建成与世民之间的冲突迟早要发生，因此经常劝说建成尽早除掉秦王这个对手，但建成没能及时听取他的意见。后来建成被杀，魏征被带到太宗跟前，唐太宗问他：“为什么你总是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呢？”左右的人听到这话都为魏征捏了一把汗，而魏征却坦然自若地答道：“我很后悔没能说服太子，让他及早行动，不然，就不会有今天这种下场了。”太宗听完后，丝毫没有生气，并且非常佩服魏征的胆量和直言，对他也另眼相看，并把他和韦挺几个人作为谏议大夫留在朝中议事，及时对朝廷大事发表意见，规谏皇上。

宰相封德彝曾经很长时间都没有向太宗推荐一个人才，太宗质问他是什么原因，他却回答说，没有发现什么人才。太宗听了十分生气地说道：“前代的明君用人就好像用一件器物，都是从当时选择人才，而不是从别的时代借用人才，况且一个时代怎么会没有人才呢？恐怕是你自己没有去找吧。”一席话说得封德彝惭愧地退下了殿。

尉迟敬德曾经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猛将，刘武周战败后他与另一将领寻相向李世民投降，不久之后寻相叛变，官员们在捉拿寻相时，把尉迟敬德也捉起来了。李世民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后说：“如果敬德想要叛变的话，难道他会在寻相之后叛变吗？”于是他命人释放了敬德，又好言安慰。敬德十分感动，在历次战争中，英勇作战，屡建功勋。

李世民当上皇帝后，有人劝他重用过去秦王府的旧属，全部给他们委以官职。唐太宗拒绝了这件事。他说：“我以天下为家，不可以只把眼光放在旧部上，一定要唯才是任，而不能以新旧为标准。”这正是唐太宗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好的品德。

唐太宗选拔人才不仅注意能力，更注重品性。他曾经对魏征这样说过：“选用一个正直善良的人，那么正直善良的人都会接踵而来，误用一个品行不好的人，别的坏人也会争相闯进来。”这正是太宗选拔官员非常严格的原因。唐太宗曾下诏规定，县令必须由五品以上的京官推荐，州刺史由他自己亲自选任，地方官员每年要进京汇报一次工作，由吏部负责考评，根据政绩来论定品级，决定升降。

唐太宗即位不久之后，就认真总结历代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被倾覆的王朝，他认为一条重要的教训就是错用佞臣，护己之短，从而使政治昏暗，导致内乱频频。因此，贞观初期，太宗就与魏征等人讨论怎样做才算是一个明智的皇帝，怎样做又会是一个昏君的所为。魏征曾对太宗说了这么一段至理明言，即“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从此太宗将这段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尽力去实行，并在实践中总结自己在各个方面的经验教训，时刻找出自己的不足。有一次他与臣僚们谈到：“朕从小就喜欢玩弄弓箭，自认为对弓箭已十分熟悉了解。有一次朕将一批好的弓拿给工匠看，结果他们却说，这并不是用上好的材料做成的。朕问那位工匠怎么看出此弓不是好弓。那位工匠一口气说了好几条好弓箭所应有的特征和有关弓箭的知识，朕在此时才醒悟到，自己用弓多年，但仍未达到精通的地步，何况朕得天下时日并不多，治国的经验更是无法与对弓箭的了解相比。”于是太宗从此下令，命在京的五品以上官员每日昼夜轮流在宫中值班，以便太宗随时咨询政事和更多地了解百姓的疾苦、政教的得失。贞观三年，他又对官员们说：“君臣应当共同治理社会，共同承受国家的安危的，因此，如果君王自以为是，作臣子的也不去及时纠正，那么国家就会陷入危难当中。隋炀帝就是因为不让人述说自己的过失，不肯面对自己的错误，才导致灭亡的。”他希望大臣们能仗言直谏。在贞观之年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能做到和颜悦色地听别人说话，哪怕有时违背他的意思的意见，或者据理力争，他也不加以怒责，他用这样的态度来鼓励臣下大胆地进谏，对政事充分地发表意见。

但是这样的皇帝在封建时代毕竞太少，很多都只是表面上求谏，仅仅是装装样子，实际上仍然是我行我素，独断专行。因此，封建时代的官员也大多是形式上的谏言。究其原因，还是与领导者的工作作风，管理风格有着本质的联系。

唐太宗时期的官员们也大多如此，很少有人敢真正对政事大胆发表意见。为此，唐太宗决定以法规的形式要求大臣们必须遇事提出自己的看法。在他刚被立为太子时，就下令百官每人都要提出关于治理国家的意见与建议。即位后，他再次要求百官上奏谏议。一时间，上书奏疏如雪片般飞到太宗手上。贞观元年，唐太宗下诏书规定：中书、门下以及三品以上官员入阁议论政事，谏官都可以随同，议论中有不当之处，谏官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见。此外唐太宗还规定：负责起草有关国家大事等文件的中书舍人，要有自己的看法。诏旨写成后，中书侍郎、中书令必须审查。审查完毕后也不能签名了事那么简单，还要提出自己的意见，然后再送门下省审定。同样，门下省也要提出自己的意见，有不合适的地方一定要据理力争，反对“顺旨”办事。这些规定对于限制权臣过分专权和君主独裁是十分有效的措施，同时也是一个明智的君王治理好国家的有效方法。

唐太宗的求谏纳谏的措施可不是只走个形式而已，在实践中，他堪称为古代求谏纳谏的君王中的模范。一般封建社会的君王对于那些语气柔和、言辞委婉而且无关痛痒的意见都能做出采纳的姿态，而对那些态度坚决、据理力争而又不留情面的意见就无法接受了，而唐太宗在这方面却是虚心受教。同时唐太宗同样善于听取家人的意见。

太宗刚即位的高祖武德九年，下诏在全国征兵。按照唐朝的制度，征兵年龄应为21岁，而唐太宗却同意了大臣封德彝将征兵年龄提前到18岁的建议。魏征不同意擅自改动唐制，因此诏书被压了下来，太宗过问了三四次，魏征都顶着不肯签发，这使太宗十分气愤。他质问魏征为什么如此固执地对抗。魏征回答：把男子都征发了，那让谁来耕种田地呢，国家的收入又从哪里得到呢？陛下常说要以仁义治天下，但您从即位以来，短短几个月里，已经几次失义于民了，这样就是以仁义治天下吗？太宗听了魏征的话，大吃一惊，深感魏征提得及时。于是接受魏征的意见，把征兵年龄重新定为21岁。并且奖赏了魏征意见提得好。

魏征敢于直谏的行为，有时也让太宗下不来台，甚至私下里大发怨气，然而气消了以后，太宗仍旧照常听取他的意见。贞观六年，有一次下朝后，太宗怒气冲冲地回到后院，大骂魏征：这个乡巴佬，总有一天我会把他给杀了！长孙皇后在一旁听到这话后，连忙询问太宗为何事如此动怒。太宗愤愤地说：“这个魏征，每次上朝总和我对着干，让我下不来台。”长孙皇后听了这话，一言不发地走进内室，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正式礼服出来，向唐太宗祝贺道：“只有君王开明臣子才敢直言，现在像魏征这样敢说话，足以证明陛下一定是一位明君，我在这里向陛下道贺了。”经过长孙皇后一番巧妙的劝说，太宗的怒气也平息了，从此也更加器重魏征，但因此更加害怕他，遇事不敢太放纵自己。

太宗虚心纳谏、鼓励纳谏的做法，使贞观年间许多官员都敢于对政事或诏书提出不同看法。贞观时期，就是在这种良好风气的引导下，唐太宗的各种治国的良策纷纷产生，官场的风气也焕然一新，使得唐初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达到了封建社会繁荣的顶峰。

能否做成大事业，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才干和学识，而是取决于是否有能力聚集更多的人和你一起干事业，这其中包括聚集比自己本事更大的人。

“以人为鉴，可以知善恶；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唐太宗知人善用，并且广纳柬言，积极听取他人的意见，并及时的改正，使得天下的人民都安居乐业，最终引导唐朝走向兴盛。集思广益，从谏如流，使决策更加科学，从而避免更大错误的发生，推动整个事业更大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