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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天下以德为先（第1页）

治理天下以德为先

唐太宗之所以名垂千古，除他取天下的过程之中表现出的大智慧外，他治国之道，更是值得我们后世人称赞，他能够正确的面对自己时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实行恰当的方针，起用大批有正义感的能力，正因为这样，才会出现后来的贞观之治。

李世民在他29岁的时候登上王位，然而这时候的他早已经成为一位成熟的军事家，具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家了。

李世民凭借政变当上了皇帝，原来属于东宫和齐王府的僚属以及一些无法接受这一事实的官员，对此还心怀忌恨，反叛抵触之意难以消除。

作为一位政治家，唐太宗身边有许多的谋士，他们都非常的有智谋。这时候就劝太宗以安定局势为首要任务，切忌杀人过多，再次引起反叛。于是李世民对东宫的僚属采取了宽大的政策，一方面是赦免了二人的党羽，另一方面还起用东宫集团的有识之士，魏征、韦挺等人就是这时候被唐太宗重用的。这种怀柔和安抚的政策使残存的反叛力量很快就平息了，缓和了内部的矛盾，为他巩固今后的统治、下一步的政策创造了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

唐太宗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调整高层的领导结构，因为过去高祖在位时的领导结构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严重，而且很多人已经无法再在太宗手下继续担任职务。同时太宗还需要把自己的亲和秦王府的旧属安插到自己身边，还有一部分东宫中的旧属确有才华，太宗也十分的注意他们。房玄龄、杜如晦作为秦府的高参，多年来跟随在太宗身边，是太宗的得力助手，因此这两个人被分派担任左右仆射。房玄龄非常擅长出

谋划策，而杜如晦则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二人配合默契。太宗还任命精通兵法的李靖为兵部尚书，魏征则作为秘书监，参与朝政。

裴寂在高祖时期长期与太宗意见不和，对于他太宗则想办法把他贬到地方；还有些思想僵化、不思进取的官员，则罢免官职。

经过两三年的调整改革后，唐朝的机构设置更为合理，人员也更加精干，官员人数由高祖时的2500多人缩减为640人，堪称为古今机构改革的优秀典范。

在经过了中央政权的调整后，唐太宗又整顿了地方的吏治。在对抗隋朝的战争期间，由于要奖励将士的功劳，高祖李渊把州县分割成许多小块，用以赏赐，所以也增加了许多官吏。太宗为了精简机构，改革弊政，把全国按地理形势分为十道，将许多州县合并起来，减少了官吏。他还派朝廷中的官员分别到各处查询，考察地方官的政绩，以决定对他们的赏罚和升降。

在改革了机构的同时，唐太宗还要忙于治理国家的繁重任务。隋朝末期，国内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极为困苦，然而又经历了唐初四五年的战乱，因此，国内的经济急需复苏，社会的安定，安抚人民成为眼前最重要的事情，总之是百废待举。同时唐太宗对隋朝灭亡的教训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以至于太宗对满目疮痍的国家发出了“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的感叹。对于唐初的治理，心中实在是没有办法。于是在武德九年，唐太宗刚刚即位时，就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有人曾建议太宗要掌握大权，实行严刑峻法，然后再考虑天下大治之事。但这种主张显然是不能适应当时情况的，因此，唐太宗没有采纳这种作法。这时候魏征提出了堰武修文的方针，主张先教化人民，然后方能天下大治。魏征举了个例子说：“一个人在危急的情况下就会想到死亡，担心死亡来临，就会想办法去改变这种状况，这时候他最容易听进去别人的

意见。大乱之后人心思治，就像饥饿的人想吃东西一样，很容易接受教化。这时候如果有人给他们指点方向，那么上下一条心，不到一个月，就可以达到教化的目的了。”唐太宗十分赞许魏征的理论，于是采纳了他的意见，在全国范围内以最快的速度进行整顿。武德九年一月，唐太宗针对国内仍有少量起义的状况，提出了安人治国的四项措施：一是去奢省费，这与隋炀帝大肆享乐挥霍无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二是轻徭薄赋，这是针对隋朝徭役赋税苛繁而提出来的；三是选用廉吏，这一条对统治政权的稳固是大有作用的，官吏廉洁，政治清明了，国家自然就安定了；四是使民衣食有余，这对人民来说是最现实的措施、人民生活富足了，还有谁会去造反呢？这四条对于维护社会的安定，对治理大乱后的国家实在是非常及时的。

学会用人，把人才放在最需要他的地方；因人而宜，用人所长；通过人才的工作能力，不断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以一种管理智慧的体现。唐太宗的仁义为自己得到了魏征这样一位能人，为魏征找到一个发挥其特长的位置。显而易见唐太宗的江山因此而受益非浅，这是唐太宗之幸，也是唐朝百姓之幸。

贞观元年，唐太宗对各地官员们开始进行厉行节俭的教育，他举出古代帝王的例子说：“如果古代的帝王想要兴建土木，必须顺应民意量材而用。大禹开凿九州之山，疏通九江之水，动用了许多民力物力，而人民却没有一句怨言，原因就在于这些工程都是和人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而秦始皇修建宫室，人民怨声载道，就在于他是为一己私利，根本没有考虑人民的利益。我本来想修建一座宫室，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可一想到秦始皇的例子，我就决定不做了。古人说，不要太在意那些能让自己产生欲望的事情，一看见这样的事，心里就会动摇，进而就会努力去达到目的，到那时，危亡的日子也就为时不远了。所以今天我要告诫大家，自王公以下各位臣僚，住宅、车辆、服饰、婚嫁、丧葬等所有费用，凡不符合规定要求的，要立即禁止。”随后，唐太宗也尽可能地减除一些奢侈的费用。贞观二年，有公卿向他建议，说按照礼制的规定，在盛夏之日，天子应该住在高台水榭之上，所以请示是否修一座水榭以供避暑。唐太宗则认为，修建水榭花费太大，这不是为人父母的皇帝所应该做的事。有关方面虽然请求了好几遍，但最终唐太宗也没允许。皇宫中历来住有许多妃嫔和诗选的女子，有时甚至可达上万人，这些妇女大多数都是幽居一生，只有少数能受到宠爱。这样不仅残害人性，同时也增加宫中的开支。唐太宗即位后，建议裁减宫女，把她们放回家，自择良偶，组建家庭，这样也可以减少宫中开支。贞观二年，宫中共放出三五千宫女。

在唐太宗自身的模范作用带动下，贞观前期朝廷的官员大多戒奢崇简，衣无锦绣，风俗俭朴，其中担任户部尚书的戴胄，生前一直住着一所旧房子，死后连祭祀的地方也没有。唐代名臣魏征住的房子连一间像样的客厅都没有。魏征病重时，太宗亲自去看他，觉得魏征死后连供人们吊唁的地方也没有。经太宗提议，

才给魏征家修了一间大点的厅堂。在唐太宗的倡导和亲自表率下，贞观初期官吏廉洁俭约的作风国家统治带来很大的影响，这为唐太宗一系列政策的实行作出了人员素质上的保证。官吏们廉洁奉公，国家就能大治。

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他能正视自己，闻过而改，不会顾及“面子”问题，对一个封建统治者而言，凡事能够以身作责，务实处世，就更显得难能可贵。不能不承认贞观之治的出现，的确与拥有这样一位“仁德”的君主密不可分。

“贞观之治”的业绩，主要还是表现在发展社会经济方面。隋炀帝时，全国人口近900万，到了武德年间，只剩下200余万了。劳动人手大大减少，社会生产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唐朝建立时，有的地方还是“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的残破，荒凉景象。于是唐太宗确定了"安人宁国”、“不夺农时”的方针，制定“婚姻及时”，鼓励增殖人口的政策，认真检查均田制（封建国家向农民授田的一种形式）实行地情况。又吸取隋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制定“轻徭薄赋”的措施，减轻农民的负担。

到了贞观四年，全国经济状况有了好转，社会风气日趋良好。针对隋朝过度使用劳役，最终酿成国内人民的反抗这一教训，唐太宗的主张措施，一方面让久经战乱的人民得到充分休息，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继续发展。早在高祖李渊统治时期，就曾提出了“新附之民，特蠲徭赋，欲其休息，更无烦扰，使获安静，自修产业”的主张。但在当时，这一方针还无法落实。到太宗即位后，就开始实行高祖所制定的租庸调法。这一赋税法比隋朝放宽了服役者的年龄，严格了服役时间的计算方法，不再像隋朝那样乱征滥用。即位这一年，太宗还下令免除关内和蒲、芮、

虞、泰、陕、鼎六个州的两年租税，全国其他地方则免税一年。此外，凡有哪一地区遇灾荒或进行慰劳赏赐，也都给以减免租税的待遇，这样的记录在贞观年间共有十二次。唐太宗实行轻摇薄赋的方针的目的，意在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贞观二年，唐太宗把以农为本的思想对朝廷的官员们进行了讲述，意在引起官员们对农业的注意。他说：“不论做什么事，立足于根本是关键，国家以人民为本，人民以衣食为本，而要获得衣食，就必须以不误农时为本。”谏议大夫紧接着说道：“古时的秦皇汉武，对外穷兵黩武，对内崇伪宫室，人力凋敝，祸难即起，他们难道不想使人民安定吗？原因在于他们失去了安定人民的根本。隋朝灭亡的教训才刚刚结束，陛下亲自经受了这种灾难，开始还会重蹈覆辙，只怕时间久了就会淡忘了这个教训。”太宗听后，深以为然，表示要始终克制自己的私欲，记住根本。

贞观二年，京师遭受大旱，蝗虫漫天，眼看庄稼几乎要颗粒无存。唐太宗带领随行官员来到御苑中察看灾情，看到满天满地的蝗虫，不禁拣起几只来，对着这小虫子说道：“人用来活命的谷子，竟然被你吃掉了，真是危害百姓。如果你觉得百姓有错误，责任不在他们，都是我的不对。如果你有灵性的话，就请吃我一个人的心吧，不要去危害百姓了。”说完，就把蝗虫放进了口里，左右的人连忙拦住他说：“吃下去恐怕会生病。”太宗说：“我就是想把灾难转移到我身上，怎么会怕什么生病呢？”于是吃下了这只蝗虫。随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从此以后，京师再也没有遭到过蝗虫之灾。

太宗为了农业的发展，竟然作出这么大胆的事——亲口吃掉蝗虫的举动，也可谓有至诚之心了。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无人能及的。

为了加快发展农业生产，鼓励农民耕作，唐太宗还恢复了从周代兴起，后又废弃了几百年之久的藉田礼，就是举行一种由天子亲自下田耕作的仪式，就是要在全国人民面前作出重农耕的榜样。贞观三年正月的一天，春寒正浓，在举行藉田礼的地方，人们早早地就把这里围了个水泄不通，盛况空前。人们都为天子亲自下田耕作的情景而兴奋不已。唐太宗健步来到田垄上，先祭祀先农，然后亲自手握农具，在广阔的田原上挥锄耕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