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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时弊执法如山（第1页）

改革时弊，执法如山

在包拯为官的时代，北宋王朝已经是危机重重了。在“守内虚外”的政策下，武备废弛，而且辽夏时时入侵，甚至**；土地兼并严重，使得有力者无地可种，沉官冗兵众多，官僚粮他、输辽岁银已使国家财力十分空虚。多年的积贫积弱，北宋已是危机四伏了。面对宋朝冗官、冗兵、冗费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地显露出来，很多地方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包拯在地方任职的时间较长，也先后担任过很多官职，因此对当时的社会危机认识较深刻，对民众疾若了解也较透沏。他根据当时北宋王朝面临的严重局面，在用人、财政、边防等方面提出了自己改革时弊的措施。

北宋官僚机构非常复杂，官吏数量增长速度十分惊人，冗官成灾，造成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同时一些凡庸奸佞之辈伺机钻营，脐身仕途，甚至把持要职，一些贪官酷吏更始横行地方，官场风气十分败坏、对此包拯非常的的关注。包拯极力主张举贤任能，澄清吏治。他上书皇帝“明听纳，辨朋党，借人才，不主先人之说。”他还主张罢斥“持禄取容、妒嫉贤能”的庸才，甚至启用被贬的“窜逐之臣”，使其“自奋图报”。这些主张大多为来仁宗所采纳。包拯在任内还多次弹劾贪吏赃官，身居宰相高位的来津但求无过，碌碌无为，包拯斥之“窃位素餐”，请求皇帝罢免；话道转运使加按察使王连巧立名目，搜刮百姓，以致吏民不得自安，包拯连参七本，终于罢去工送的职。皇帝爱妃的伯父张尧佐靠裙带关系，一身兼任着宣徽使、节度使等要职，鱼肉百姓，贪得无厌。包拯在金銮殿上慷慨陈词，与仁宗争得面红耳赤，在他和几个直臣的抗争下，使张尧佐图谋三司使（主管全国财政的官员）的诡计落空了。《宋史》还记载包拯“请裁抑内侍，减节力费”等建议，皇帝“事皆施行”，可见他除旧图新的决心。

包拯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只要官员年龄达到70岁就必须离职，废除任意封官升迁的做法。即使是父祖有功而受到恩赐录用的子孙，也必须要通过一定的考试。对于那些为子孙谋福利，不愿离职的官僚，包拯直言以责。这些对于改善当时官僚弊政是有积极意义的。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改善国家的财政状况，包拯提出了“减冗杂而节用度”的方法，关键在于精简官僚机构，减少“冗吏”、“冗兵“，才能节约开支。为此，他建议仁宗停止不急需的工程建筑，废除额外征收的苛捐杂税。他还认为，国家年年要向辽输巨额的“岁币”不是良策，应积极采取防御方针，以“务实边备”。这一措施很得人心曾被宋仁宗接受并付诸实政实践，。他主张训练义勇（民兵），减少戍兵。既减少开支，又充实边防。宗曾准许陕西保捷军年50以上的以及体弱者回家务农，诏令一出，保捷军中几万符合条件者欢呼雀跃，其中有些人故装病弱而离开了军队，不能回乡者却伤心流泪。由此可见包拯的主张切中了时弊。他在经济方面除了主张压缩开支外，提出了安定百姓的措施。在他任三司使时，在边境上“置场和市”，设立了收税的贸易市场，发展边境少数民族的贸易，以致边境安宁，“民得无扰”。关心下层民众疾苦，为民请命，施政爱民是包拯政治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包拯曾说：“民者，国之本，财用所出，安危所系。”他把人民看作立国之本，并与国家安危联系起来，确实是颇有见地的。他多次上书仁宗，强调“民者国之本”的这个观点，指出百姓是国家财富的来源，安危治乱的关键，因此安定百姓是朝廷头等重要的大事。

早在端州知州任上，包拯就深入民间，亲自察看砚洞，了解现工疾苦。那贵为“文房四宝”之冠的端州砚，砚石产于河底深穴，质刚且柔，温润如玉，但难以寻采。一块名贵的砚料千雕万凿成为端砚，少则一月，多则半载，不知要耗费砚工多少心血！历任州官不顾百姓死活，只知搜刮端砚，朝贡朝廷，取悦权贵。包公熟知其中的弊端，他奋然疾书，请求减免额外加派，终得上司应允。他本人虽酷爱端砚，曾有“读书人持此一方．也算是终生之福”的说法，但直至离任竟一个不取。

针对当时官府的横征暴敛，造成“老弱者转死沟恤，少壮者起为盗贼”的严峻局势，包拯提出“薄赋敛，宽力役，救荒漠，三者不失”的经济对策，并身体力行。他大声疾呼“大缓吾民，以安天下！”在任户部副使时，包拯巡视陕西，了解斜谷（今眉县西南）造船造桥的竹索、木料均向附近七州摊派，百姓不堪负担，叫苦连天，他力求豁免，也得仁宗同意。要求朝廷免除常赋以外的一切临时加派，给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并且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挽救不堪重负的百姓。

当时有一种政策，由官府向城镇百姓以低价强购国家紧需物资；或者收取赋税时将某一实物折合成现钱或另一种实物，即所谓“折变。”这些都是加重剥削百姓的手段。包拯对这种害民政策坚决反对，他主张国家紧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价格自由收购，不能强买强卖弄得百姓怨声载道。这对于减轻百姓负担和商品流通都是有利的。包拯曾了解到很多地方采用“折变”的方法征收赋税，改变原来征收粮食为收取现钱，抬高收税标准，使纳税户无故增加几倍的负担，弄得民怨载道，百姓无法维持生活。

包拯曾经多次上书朝廷请求废除“折变”收赋的办法。当时，有些转运使在他们管辖区内，肆意加征粮饷，名为“羡余”，进奉朝廷以求嘉奖晋升，一时各路转运使竞相仿效，民愤极大。包拯又立即上书反对这种模征暴敛，使这种“积怨于民”的风气得到禁止。

皇信元年（1049年），包拯奉命去陕西运城解决食盐的运输和销售问题，到那里后发现搬运食盐的差役是按家业摊派的，凡家业每值一贯，即要搬运食盐两包，送到各州县由官府出卖。应差者大多倾家破产，连服役的兵上也相继逃亡。包拯认为应当改革这种盐政，改变食盐由官方垄断的局面，允许商人卖买食盐。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搬运官盐的力役负担，增加了国家税利，而且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盐业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由此可见包拯薄赋爱民的经济主张和措施是利国利民、切实可行的。

另外包拯还多次提出减宽百姓力役，主张方田均税，重视赈济灾民，防止豪强隐瞒土地漏税逃役等。仅就救助灾民来说吧，包拯任监察御史、三司使时，多次亲临赈灾第一线，曾几次担负朝廷赈灾重任，发放救灾物资，并屡次要求朝廷派得力官员去灾区赈济，减免灾区赋役，给受灾民众以自救图存的余地，严厉惩处救灾不力的地方长官，防止民众流离失所。他体恤民情，开义仓以济民，“释疲民倒垂之急”，对发国难财的贪官从不宽宥。他薄赋敛、宽力役、救饥谨等方面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都在于“宽国利民”。在他给仁宗的奏议中有这样一段话：“江、淮、两浙、京东、河北累年以来，旱涝相继，物价涌贵，民食艰阻，两浙一路灾疫尤甚”，“若不速令救济，必致流亡，强壮者起为盗贼，老弱者转死沟壑。因此生事，为患不细。”奏议出自对王室一片忠心，但也可见他体恤百姓之良苦用心。在封建社会，像包拯这样从下层民众的立场出发，主张改革，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清官廉吏是很难得的。

北宋时期，北方和西北还有辽和西夏的威胁。擅渊之盟后，北宋每年用“岁币”送给辽国以求暂时的和平。虽然北宋军队庞大，但腐败程度相当的大，武器陈旧，将领没有能力，兵卒缺乏训练，甚至骑兵不能披甲上马，军队用粮还要雇民夫挑送。边防要地的将领也大多是一些不堪重任的纨持子弟或庸惫老校，他们只懂得巴结逢迎，送往迎来，根本没有居安思危的识见和军事韬略。包拯对北宋军事边防上外忧内患的形势明若观火，他提出了一系列加强边防的建议。包拯认为北宋对外求和不是长久之计，在边防上，他强调有备无患。不要寄望敌人不来进攻，要防守坚固，不要寄望敌人不来侵犯，要戒备有力，因此，他主张要重视边防选将练兵。对于北方边境战略重地，必须选派有武艺才略，能应改制胜，善安边御众的将才充任过帅。还应当注重安定沿边百姓的生活，他曾在出任河北转运使时，将边地军队占据的大片用来养马的肥沃土地租佃给百姓，国家收取田租来购买军马，既解决了军马问题，又稳定了边境人口的稳定。另外包拯还重视武装沿边人民，防守边境，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将河北的部分正规军移驻河南，以减轻军粮调拨的压力。

这些主张都是切实可行的，并且为后来的王安石变法提供了借鉴。

执法如山

在包拯的《上殿和子》中，他的法制观已经很明显。他说：“臣闻法令者，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所系焉……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他言必行，行必果，确能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宋仁宗调任包拯为开封府尹。开封是达官显贵聚居之京都，社会情况十分复杂。许多权贵及其手下仗势欺人、倚权犯命、践踏法制、为非作歹者屡见不鲜。包拯任知府后，大力整治社会治安，雷厉风行。包拯对这里的诉讼进行了改革。原来诉讼双方，都不能直接来到公堂陈述，这样徇私舞弊十分严重，冤假错案屡有发生。包拯则敞开衙门正门，允许诉讼双方径直陈述是非曲直，官吏瞒天过海的行为有所收敛，提高了办案效率和质量。

包拯多次上书朝廷，要求清明吏治，正刑明典，王公贵族犯罪与庶民同罪。不仅如此，他还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身体力行，以身作则。当时的开封府内，达官贵族及其子弟肆意妄为，百姓不胜其苦。包拯赴任后，执法严明，不畏权势，严惩恶少年。宦官势力是封建社会的一大痼疾，他们凭籍其接近皇帝的特殊身分无恶不做，上至百官，下至百姓无不对其俯首听命，甚至懦弱的皇帝也成了他们手中的傀儡，更换皇帝如同玩儿戏。同样，宦官在包拯任职的开封府广筑园树，侵占惠民河，以致河塞不通。适值京师大水泛滥成灾，包拯下令强行将宦官在惠民河附近的园树拆毁。一些备受皇帝宠幸的大臣，肆意侵吞民产，包拯对他们也绳之以法。如张万平任三司使，他广置田产，百姓怨声载道。包拯敢于触动张方平的权势，一再对其弹劾，最后被免官罢职。由于包拯执法如山，达官贵族及宦官在开封府不得不有所收敛，他们甚至到了一听到包拯的名字就恐惧的地步。包拯的知名度在当时很高，即使是妇女儿童，也都在传诵着他的事迹。当时京师里流传着“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说法。人们把他与阎罗并列，是赞扬他的铁面无私的精神。他们还将包拯喻为“黄河清”。黄河水本来是十分混浊的，就如同封建官吏贪赃枉法的本性一样。而以“黄河清’来形容包拯，正好形象地说明了他的崇高品格。

嘉佑七年（1062年）的一天，包拯正在府衙处理政事，突然发病被抬回家中，没过几天就离开了人世。噩耗传出，开封百姓无不痛哭流涕，很多正直廉洁的官吏更是伤感惋惜。宋仁宗特意停止上朝一日，亲临包府吊唁，并派其婿护送包拯的灵枢回到庐州，破例用石料建造墓室，由朝廷安葬。包拯的一生所体现出来的品行是多方面的，他廉洁无私的襟胸，忠直刚正的风骨，为民请命的气度代代相颂，并且从一个历史人物上升到一种艺术形象永远铭刻在后人的。动中。有关包拯一生的品行和事迹是很具体的，有些甚至是不值一提的纤齐小事，正是这些具体的品节和律己躬行的小事构成了他崇高而伟大的一生。包公词中的几幅对联对包拯的不朽人生作了恰如其分的总结，也许我们能从中感悟到几分人生的真谛：

“理冤狱，关节不通，自是阎罗气象；赈灾黎，慈善无量，依然菩萨心肠。”

“照耀千秋，念当年铁面冰心，建说言不希后福；闻风百世，至今日妇人孺子，颂清官只有先生。”

“一水绕荒调，此地真无关节到；停车肃遗像，几人得并姓名尊。”

包公是白面还是黑面，史家本无定论。庐州包公祠内的泥塑像和石刻立像均为白脸长须，而广为流传的包公戏中无一不是黑色的脸谱，乃至“包黑头”几乎家喻户晓了，大约是铁色为黑、铁面象征耿直无私、刚在不阿之故吧！

包拯在北宋的历史地位不算很高，历史影响不算很大，但他却历来被视为清官的典型。他的廉洁奉公、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执法持平的品格被广为称颂，特别是经过后世戏剧、话本、章回小说的极尽渲染，使包公竟成为一位敢打龙袍、敢铡皇亲、日断阳、夜断阴的传奇人物了。

包拯公私分明，不拘私舞弊，在他任各种显职期间，不与故人、亲党来往。虽然富贵，其衣服、食物及各种器用，与一般百姓没有什么两样。不仅如此，他还严格要求自己的后代，常教育他们说：“后代子孙为官时，如果犯了贪赃之罪，活着时不得回家，就是死了也不能埋葬于祖坟之内。不从我志者，是不能算作是我的子孙的！”

包拯为官30余年，64岁而卒。由于他“性峭直”、嫉恶如仇、不徇私情，不肯迁就，也得罪了不少人，史书说他“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故人、宗党皆绝之”。包拯为官一生，一世清贫，衣食简单朴素，始终“如布衣时”。生前，他告诫子孙：后世有做官的，若贪赃枉法，不准放回老家，死后不准葬于祖坟，不听从我的告诫，就不是我的子孙。希望把我的训示刻在碑上，竖于堂屋东壁，以昭后世。

【成功启示录】

包拯一生正气浩然，包拯成为人间正义的象征。老百姓称其是“包青天”。体现为司法的公正，阶层的平等。深受后人敬仰。廉洁的品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执法不徇私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国家振兴为已任，不趋炎附势与世沉浮，他以维护北宋江山、惩治邪恶势力为己任。他多次打击了达官显要的违法乱纪行为，减轻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使一些民间冤情得到了澄清。在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同时，心存百姓。他公心的天平便是对国家的责任感以及对人民的热爱。

包拯是一个历史人物，他无法超脱于自己的时代，但他却能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职权范围内执未能公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这在封建社会更是难能可贵，也为我们坚立了一个执法如山，刚正不阿的好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