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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直敢谏力陈时弊（第1页）

刚直敢谏，力陈时弊

包拯不仅在执法上刚正不阿，而且还直言敢谏。他曾经升任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担任过谏官，在谏官任上，他处处以社稷和人民为重，力陈时弊，犯颜直谏，欧阳修评价他“天姿峭直。”

鉴于宋仁宗时期存在着法治不严的弊端，包拯向宋仁宗直言不讳地进行了劝导。他认为法令是皇权国威的体现，能否公正执法，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安危的，应当慎重其事。同时他还向仁宗列举了历史上倡导以法治国的君臣言论，借此说明执法的重要性。劝谏仁宗不可以任意更改诏令，失信于天下。有一年，京城暴雨连天，仁宗在皇宫吃斋祈祷，不久天气转晴，仁宗以为是自己的祷告起了作用，于是进一步祭祀天地，并下诏百官都升迁一级，大赦天下。包拯非常的反对这种做法，他上书仁宗，要求停止这种有损朝政的荒唐行动，对于百官应当根据功德升迁，不能任意行事。他还曾写了一篇《请绝内降》的奏议，指出仁宗多次赦免犯罪者不利于统治，这些人都是依靠成官关系拉人情、走门路取得赦免的，应该严格禁止。他的这些谏言宋仁宗在一定程度上都有采纳，在因循守旧、无所事事的宋代，他的忠鲠之言对于匡正时弊是有利的。

唐朝魏征在包拯的心目中，是忠直无隐的净臣楷模，他经常研习魏征的奏疏，并选择其中一些有借鉴作用的奏议上书宋仁宗，希望宋仁宗能像唐太宗一样广开言路。他极力反对那些趋炎附势、见风使舵、说假话大话的奸佞之辈。有时甚至不顾礼节，当面斥责那些阳奉阴违者，并极力弹劾他们。身为一介谏官，他真正做到了“举刺不避权势，犯额不畏逆鳞”。弹劾张尧佐和王途是典型的例子。

宋仁宗有一个宠姬张美人，不但国色天香，而且善于逢迎，后来被封为贵妃。张美人的伯父张尧佐就借侄女的身份地位，当上了三司使，是朝廷重要的财政长官。当时朝廷财政已经十分困难，现在选任张尧佐去理财，朝野百官议论纷纷，包拯更是愤然，他立即上书弹劾，要求免去张尧佐之职，选任有才干者充当三司使。可是宋仁宗不但没有采纳，而且加封张尧佐宣徽南院使、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群牧置制使四项要职。诏令一发布，震惊满朝。包拯为此多次上奏，他尖锐地指出：封赏应当以功德为标准，不能以恩幸滥行，否则会紊乱朝纲。他怒责张尧佐是朝廷的污秽，甚至当面和宋仁宗激烈争辩，指责仁宗失道败德。由于包拯的极谏，和迫于舆论的压力，仁宗最终还是免去了张尧佐的两职，并作出外戚不得担任军政要职，干预国家政事的规定。从而从根本上杜绝了外戚窃权的途径，宋代中晚期没有出现外戚祸国殃民的情况，包拯是有一定功绩的。

王逵比起张尧佐来，更是恶名昭著，他在任地方官时，无恶不作。到处搜刮民脂民膏，将敛集的钱财用来进奉朝廷，贿赂权贵，极尽投机钻营之能事，为自己官运亨通打开门路。但却造成当地百姓不堪重负，民怨载道。如他任荆湖南路转运使时，许多百姓被迫逃往偏远的山林隐匿逃生。王逵通过采取屠杀政策来达到他贪婪的目的，造成无辜民众大量被杀，百姓对他恨之入骨。当他被降调池州时，漳州（今湖南长沙）百姓聚会庆贺，拍手称快，连日张灯结彩，通宵达旦。遭受迫害的人家，还用不头做成王退的雕像，时时鞭打。

就是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酷吏，没在池州呆多久，竟然被提拔为江西转运使。王逵到江西后，恶性不改，依然对百姓采取严刑酷法残害，对告发他的人实施打击报复，制造了大量冤狱。包拯了解了这件事后，多次上书要求弹劾，罢免王逵之职，虽然取得了成效，王逵被贬为徐州知州。但王逵在朝中是有靠山的，他曾经蓄意巴结过权贵，在朝中权贵的帮助下，他不久又被提拔为淮南节度使。对此包拯义愤填膺，他又一次上书弹刻王连，最终使未六宗彻底了解了王连苛暴的罪行，罢免了这个罪大恶极的酷吏。

包拯在谏官任上，并未因重重阻力而消减其刚直之性，反而往后越谏越勇。当时统治阶级内部朋比为奸，相互倾轧。包拯对此十分厌恶，他希望宋仁宗能够站到公正的立场上，采取严谨的态度来审视是非。由于包拯急社稷之所急，想百姓之所想，屡次通过进谏力陈时弊，为民请命，遏制了当时邪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他刚直的品节对比较开明的宋仁宗是产生了一定影响的。但包拯敢讲真话直话，并非是为了沽名钓誉，他曾因立太子之事进谏宋仁宗，忠心耿耿地向宋仁宗表白。已迹：“我的岁数已大，我又没有儿子，我千说万说还能图什么呢？”这充分表露了他忠直无私的襟怀。他忠直之名在当时就已远扬四方。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官员归顺了宋朝，这个官员归顺时只向宋仁宗提了一个要求，请求宋仁系准许他改姓包，使他能有幸成为忠臣包拯名义上的后代。宋神宗同意了，将这个归顺官吏取名包顺。

作为一个谏官，包拯曾要求自己做到披肝沥胆、冒犯威严、不知忌讳、不避怨仇，他真正做到了这些。在历史上像他这样光明磊落、刚健中正的官吏是不多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