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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吸烟与健康杂谈（第4页）

加之，那时我已参加了一些报刊的编辑工作，常常要赶写文章，有时写到深夜。当倦意袭来时，一杯浓茶一支烟，似乎会使脑子清醒过来。年轻时候养成的这种并非有益于健康的习惯，几十年下来，竟难以改掉了。

那时，在我认识的作家中，有不少是吸烟的，其中吸得最厉害的大约就是阿垄了。他的妻子不幸突然辞世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他开始大量吸烟，而且吸的是比较强烈的“骆驼牌”之类的美国香烟。那时的英国香烟如“三五牌”之类是比较味淡性柔的，不像现在都向“国际香型”靠拢，英美等西方国家的香烟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了。

1948年秋我到杭州一所中学里教书，同事中冀访、朱谷怀都是吸烟的。我们常吸的是上海产的“银行牌”，建国后已为“飞马”“前门”所取代。每到晚上，或是煮上一壶咖啡一边抽烟一边聊天：或是聚在一间小屋里，一边抽烟一边偷偷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在当时那种动**不安的生活中，能够得到片刻的欢欣，此刻回想起来，还能感觉到那种带着淡淡的咖啡香和香烟味的情境。

1949年9月，我到上海军管会工作，具体部门是轻工业处。当时上海的国营轻工业包括烟草行业都是由我们处接管的。记得有一天，派往上海烟厂的联络员带了一大包散装的香烟到办公室，请大家尝尝他们的新产品——“飞马牌”香烟。我抽了一支，觉得和过去的“银行牌”差不多。此后一段时间，我抽的大多是这种牌子的香烟，后来上海又陆续生产出牡丹牌、中华牌等名烟，但我只买来尝过，并不常抽。

我还有一次不得不戒烟的经历。那是在1955年5月，由于胡风一案的牵连，我被隔离审查。一切都与外界隔绝了，但开始个把月，还给了我一点自由，那就是可以吸烟。我请看管人员帮我买了一条中华牌香烟。我想，只要能记住“中华”二字，就会记住鲁迅庄严的诗句：“寄意塞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后来进了监狱，自然连吸烟这点微末的自由也没有了。出狱之后，我到淮海路西菜馆吃了一顿饭，还特意买了一包中华牌香烟，算是纪念这一点得来不易的自由吧。

写到这里，我想不应该产生误会，认为我是在提倡吸烟特别是提倡中华牌香烟。尽管在我心目中，中华牌香烟是世界上最好的香烟，这并不妨碍别的人喜爱别种牌子的烟。我只是说，人们应该有选择吸烟的自由，正如人们同样应该有选择不吸烟的自由一样。

吸烟的人大概都经历过，在1958年之后的三年困难时期，食品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食物都定量供应，买烟凭烟票，当然是不够抽的。幸而那时我被下放到青海湟源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参加劳动。在我们生产队里有一家小小的供销社，有时还能买到3角钱一包的“恒大牌”香烟。乡亲们穷得买不起这么贵的烟，农村里也不兴烟票什么的，所以我总算还没有缺过烟。

不过那时人们最关心的还是怎样吃饱肚子的问题，不时还听到饿死人的消息。在邻近我们生产队的湟中县，就确实饿死过不少人。当人们在挨饿的时候，抽烟自然就变成次要的了。好在不久之后，国家的经济情况有了好转，我也回到城里，香烟供应的定量也增加了。如果遇到逢年过节，连阔别已久的“中华牌”香烟也能在食品商店里看到了。

不过好景不长，在十年动乱里，我们这些“臭老九”自然进了“牛棚”。有一段时间，工资停发，存款冻结，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不过在“牛棚”里，这点钱就足够花了，对我来说尤其简单：买15元的饭菜票，另外15元托监管人员买来香烟和茶叶。人们的生活需要，有时候也可以是如此简单的。

十年动乱结束，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一切都在发生变化，吸烟的问题自然也是如此。以上云云，差不多都成了历史的陈迹。现在不再存在没有香烟供应的问题，不仅商店里有卖不完的香烟，还到处都可以看到令人讨厌的没有营业证的香烟摊贩。此外，例如假烟充斥市场，吸烟者的年龄越来越轻等等，这些有待解决的社会问题，都不在本文所要议论的范围之内，都略去不说了。

还有一件值得一记的小事，也是几年前的事了，我被上海卷烟厂请到文艺会堂去参加品烟。把他们厂出的约10来种烟都吸上一口，然后打分。然后把所有参加者打分的平均值作为标准，谁打的分接近或符合标准分，谁就是优胜者。这一次我居然得了个一等奖，奖品是一套“金利来”烟具，包括四件：一是两包“金利来牌”香烟，打开一看，已经发霉了。好在我对这种牌子的香烟不怎么爱抽，于是毫不可惜地扔进了垃圾筒。另一件是个打火机，这倒是很实用的。不过我用了不久，就被小外孙嘉嘉拿到阳台上去玩，随手就给扔到楼下去了。没有砸在人的头上已经谢天谢地，我也不想再去找回来了。还有一只塑料烟盒，因为盖子上有一道裂痕，便一直搁在那儿，倒是一只烟灰缸，样式朴实可爱，还有点舍不得用。这到底是我抽了几十年烟得来的一件奖品，权且留作纪念吧。

近年来，颇有一些至亲好友劝我戒烟，这当然都是出于好心，我也很感谢他们的好意。但是我还没有打算戒烟。并非我不知道吸烟有害健康，这差不多已成为常识了。在我买的每一包烟的烟盒上，都印得有这几个字，不过卖者自卖之买者自买之，大家都心安理得。人体要保持健康，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切要顺其自然，不勉强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更不要勉强自己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否则只会自寻烦恼。

当然，生老病死是谁也免不了的自然法则。人到老年，到了某一年龄，或许就不得不和烟酒之类的嗜好告别。我的一些老朋友颇有不少已经戒烟了，也许有一天我也会把烟戒掉的，这也不妨顺其自然吧。

（罗洛）

8。烟民话烟

抽烟对健康不利，不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今天恐怕很少了，但是人们还在抽，在中国大概还有增无减，为什么？这大概得由有研究的专家去回答。以我之愚见，首先还是因为有烟可抽。过去国人都抽“国烟”，现在兜里有票子的人则抽洋烟；过去中国只产烤烟型的一种，现在则百花齐放了，有烤烟型、雪茄型、混合型、清凉型、安全型等等不一而足。我去过泰国，他们举国上下烟不过四五种，管你是国王，还是普通百姓，你要抽烟只能任选一种，价钱也一律15铢，只一种黄盒的贵两三铢，算是高级烟。中国可比他们自由得多，香烟牌子就有几百种吧？质量则甲乙丙丁依次排列，价钱高低贵贱，“咎由自取”，烟民可以“随遇而安”，极容易找到自己的“位置”，看来对烟民的照顾，实际上是不错的。如果国家明令禁一种烟，禁止生产香烟，像禁“大烟”那样严厉，你想抽，也白搭。其次，原因大概从自身去找。大家那么多人都不抽烟，为什么你抽？香烟其实也是一种**，如果苦不堪言，谁去抽？抽了有快感？就会“依赖”。这是医学上说法，老百姓则叫“上瘾”。极度疲劳之时抽一口烟莫不是一种极大的“享受”，此时倘自己的口袋里没烟，也要伸出手去，所以人家都骂烟民脸皮厚，而烟民则为自己辩护说“烟酒不分家”的时候是可以“共产”的。烟民之间大多数也慷慨，小气的人不是没有，但不太多，这是烟民“自救”的表现，很有些“哥们义气”，“落魄”之时混几根烟抽大概不成问题，也没人说你诈骗，可见内部还相当团结。

我抽烟抽了二十八九年，是个不折不扣的烟民。平时我在家是挨骂的，但是当家里遇到一些小麻烦，我可就有资格神气起来，因为在柜子里还有那么一两条朋友送给我的外烟。下水道堵了，电灯不亮，洗脸池垮了，没有这外烟你请得动人么？抽烟有百害，但还有这么一利。去年元旦之夜，我家来了一位客人，正想好好招待一下人家，不想下水道反其道而行之，状如泉涌，屋里很快脏水漫金山，全家人撅着屁股在淘脏水，你在楼下淘抵不过他楼上倒。一天过去，正叫天不应，叫地不灵之际还是我的3盒“云丝顿”疏通了管道，你能说烟没用？

抽烟的人大概没有不想戒烟的。都想戒，但出发点却不同。我的觉悟低，不是出于爱护身体，而是因为烟价一涨再涨，太坏的我不想抽，好的我又抽不起，于是萌生此念，但意志从来没坚强过。几年前，我带了几包带过滤嘴的“大前门”去广东，朋友见了，把它扔到纸篓里，还奚落道：“堂堂教授（其实他抬举我，省了一个“副”字）还抽这个？！”于是朋友的“555”代替了“大前门”。环顾左右，人家真的没有“大前门”之类，听说出租司机们抽烟1月要花去150元，真令我咋舌。在此种情形下，我只好入乡随俗了。好在在广州不过几天，如果每天都是“三个五”，我的大半工资也就烟消云散，所以回到家里还是老老实实，选了又选，终于找到一种1元钱左右1包的“知识分子牌”，又将就地抽起来。

抽烟费钱吗？诚哉斯言！但也有人反驳。有这样一则笑话，说的是妻子嫌丈夫抽烟把家里弄得紧巴巴的，于是丈夫买一包烟，妻子就存下买一包烟的钱，一年下来积蓄惊人。妻子把这笔钱拿出来教育丈夫，看到实惠，丈夫大喜过望幡然悔悟，从此不再抽烟。一年过去，又逢春节，丈夫喜滋滋地对妻子说，快把你攒下的钱拿来过年！丈夫本以为妻子手里的钱会比去年翻一番，谁知妻子大吃一惊，嚷道：“我看你不抽烟了，以为钱自然会剩下，所以一个子也没存！你看，抽烟反而攒了钱，不抽烟倒一个子儿也没了！这个故事用不着怀疑，是烟民为自己辩解而创作出来的。

现在国际上都在宣传吸烟的危害，限制吸烟的场所越来越多，烟民大有变成过街老鼠之势。

过去中国民航的国内航线还有吸烟和非吸烟区之别，也就是说是可以抽烟的，但是后来则一律不许吸烟了怎么办？只好忍着，但是有人忍不住。去年12月3日我和朋友在广州接从南京来的出访泰国的江苏作家，他们下来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老兄大概犯了烟瘾，猫到飞机的厕所里去抽烟，烟火警报器还真灵，一下子响起来，整个飞机的乘客惊慌起来，以为飞机出了大事，后来便把这位老兄“揪”出来。一查，他的身份证又和机票不符。他究竟是何许人，乘客们当时还无法知晓，但他当时是被“扣”起来了。这是小不“忍”则乱大谋，他也没想到会从抽烟上“栽了”吧？

这次出访泰国，已和以往大不相同。过去泰国和中国一样，抽烟还相当自由，现在则到处禁烟了。我们住在都喜塔尼大酒店的时候，早餐大多是到附近的一家餐馆去吃的。这家餐馆没冷气，装的是电扇，临街的一面又都是敞开的，这种地方已和露天区别不大，但它也贴着禁烟的标志，这很使我们这些烟鬼们有点“愤愤不平”。但是也怪了，有些冷气餐馆，虽然有禁烟的标志，但还摆有烟灰缸。大家都说这样好，不抽烟者见了禁烟标志会很舒服，愿意来；抽烟的人见了烟灰缸都喜欢，暗示你抽也无妨。真是各得其所。慢慢地我们就悟出一点门道，有烟灰缸的地方就能抽烟，可以不必客气。不过有一回着实把我们吓一跳，那天到加都加假日市场去，它就是西方所称的跳蚤市场，临行前我们的主人警告说，那里是不能抽烟的，抓住了要罚两千铢。两千铢这就是400元人民币，被罚一下还得了？！不过，到那去一看，也还有吸烟的。我们兜里虽然也有一点美元，但是相当于80美元的罚金倒是把我们“镇”住了，出了市场，我们倒是抓紧时间大吸了几口的。

彻底也好，不彻底也好，不管怎么说，泰国还是禁烟的。这就使我们这些烟民们着实感到有些不自在。在泰华作协宴请我们的时候，我开玩笑说，以后不来泰国了，因为泰国不让抽烟；不过也可能来，那我就到大街上去抽汽车冒出来的黑烟。大家都笑了，因为泰国汽车冒出来的烟确实很黑，那是抽不完的呀，而且还免费。不过，抽烟抽到如此没出息的程度，也确实应该改弦更张了，你说是不？

9。吸烟小议

我“走上社会”那年，刚满17岁。注意！这里用一个“走”字，意味着“社会”已不是一个空洞虚幻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我当时“走”上的“社会”是一座远在云南的军营。

临行前，母亲叮嘱：什么嗜好都可以学，千万别学吸烟。

这一句话不打紧，使我至今与香烟无缘。

母亲的告诫是颇有针对性的。我的故乡出产上好的关东大叶烟，所以那里的人们嗜烟如命。连八九岁的小姑娘都能卷上一棵，旁若无人地喷云吐雾，何况成年人了！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至今难以泯灭的，是老奶奶那根2尺来长，红得发亮的长烟袋杆儿，是那灿若黄金、几乎永不断火的铜烟袋锅儿！当然，这印象深刻的另一原因，烟袋锅子曾因为我的顽劣而不时在我脑门上作敲击状，起一种威慑的作用。

故乡的人，无论男女，都从小和烟相亲相近，甚至婴儿在母亲的子宫里，吸取的营养中便杂有尼古丁的成分。偏偏我母亲是个例外，并且是坚定不移的禁烟主义者。我不知母亲的“仇烟意识”始于何时，但肯定也有几十年了。也许在嗜烟的父亲与她相识起，母亲便开始锲而不舍地奉行禁烟原则了。这结果，自然是使我和弟弟都摆脱了“瘾君子”的称谓。

父亲嗜烟，按理说可以同母亲的原则抗衡到底。可惜因为吸烟过多而患有慢性支气管炎，每到秋凉就发作，把吸烟者的悲凉结局年复一年咳嗽给别人看。更为严重的是一次检查身体，透视出了肺部有一团不祥的阴影。医生很爽快，一听说父亲是位有35年以上吸烟史的病人，马上决定开刀切肺。做手术那天，我和母亲候在手术室外，静等着结果。不到两个小时，一位护士端着一个托盘匆匆走出，上面是父亲切除下来的肺。我仔细看了一眼刚刚取自父亲体内的呼吸器官，原本应该鲜红的颜色，此时变得发黑，呈乌木状，像一块祭给烟神的祭品。这次直接的观察，使我对香烟愈加敬而远之了。

也许，我把吸烟与无聊划上等号是十分荒谬的。许多朋友吸烟，有的是因为相信吸烟可以有助于他思考问题；有的是因为吸烟是一种男子汉的仪表风度；还有的人固执地认为吸烟可以驱毒疗病，蚁蛇不侵。这几点都是我那些特“吸烟至上主义”的朋友所暗示的，真实与否，待考。

我的岳父，一名颇有资历的吸烟者，最近却不知为什么戒烟了！记得他曾屡次表示：誓与香烟共存亡！还半真半假地告诉我说，等他上八宝山火葬时，嘴上要点1支香烟！

岳父养的一只乌龟，我们戏称这乌龟是岳父“五七”干校的老战友。事实也确实如此，小乌龟刚比5分钱钢崩略大时，就被岳父从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拾了回来，住到如今，10余年过去，它已长得有两大碗般身胚，且认人，无事时伏在玻璃鱼缸的石影里，仿佛入定的老僧；岳父只要叼着香烟踱来，向它友好地喷一口烟雾，“老僧”便翻腾起来，快活地浮出水面，伸长圆溜的脖子讨肉吃，香烟于它，无异于喂食的信号。也许不光是吃的信号，这只乌龟凭这缭绕的烟云，能嗅出老朋友的气息，嗅到遥远的故乡的味道，亦未可知！

据说香烟介入人类生活以来，目前到了一种低潮时期。国外有人撰文，证明吸烟者虽易得肺瘤，而被动吸烟者更易受害。为此，特制定若干规矩，如在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包括剧院、候车室、舞厅、公共汽车上等，瘾君子们处处受制，吸烟的乐趣日淡一日。

我以为这种舆论其实是一种好现象，对吸烟诸公加以必要的限制，也体现了一种文明程度。否则，吸烟者只管自得其乐，任烟雾污染环境，本身就是不太文明的行为；但你若强行禁止，又显得不近人情，因为吸烟毕竟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嗜好，较之吸毒与赌博，文明得无以复加。所以呼吁一下，控制一下，使主动吸烟者同被动吸烟者之间达到某种谅解，是十分聪明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