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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张如何变成钱（第1页）

纸张如何变成钱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跟父亲和叔父到处游历，在中国看到汗八琉造币厂以桑皮纸大量印制纸币，然后盖上皇帝玉玺，就能流通。他看后似乎颇为欣赏：“此项纸币如此大量制成后，即在大汗治下各处流通，没有人胆敢不顾性命，拒绝接受。大汗的于民，不论何时何地，买卖收支，都毫不犹豫地使用这种纸币。拿着这种纸币可以买到各种所需的商品，比如珍珠、宝石、金银，甚至任何其他的东西。”马可·波罗还说：不臂什么么人都可以持着旧币，在付出一点手续费后，就能换成新币，甚至换取金、银条也行。他所游中国城市，几乎全都“使用纸币”，“除了大汗的纸币，并无他种货币”。

但元代是否真的如马可·波罗所说，全用纸币呢?而大汗的纸币又是否可以买到任何所需的东西呢?还有，大汗的纸币可不可以拿去兑换金、银条呢?元代又有无他种货币可用?

马可·波罗这些有关元代钞法的记载无疑颇近事实，而元代钞法在当时世界上，也是较为完备的纸币流通制度，比如订下纸币无限法偿、设立平准库、买卖金银以维持钞价、集中现银于国库、筹足发行准备基金，以及禁止金、银和铜钱流通，专用纸币等。元朝朝廷这样做，当然是吸取了宋、金两朝币制失败的教训，所以发行纸币，依现银储备数量为准，开始时币值是较为稳定的。但好景不长，原来凭纸币票面价值，可向政府兑换等价白银，后来却因纸币大量发行而致票面价值形同虚数，根本没有那么多白银可兑!

于是就出现了“权钞钱”的怪现象。原来元代起初也铸过一些铜钱，但数量不多，比历代所铸的都要少。发行纸币以后，为了维持币值，更禁止使用铜钱。但纸币大量发行，不断贬值，在老百姓心目中信用扫地，所以私下人人都依旧使用铜钱。元朝政府迫于无奈，逐渐又恢复了铜钱的合法地位，并且铸造了一种直径8厘米，名叫至正之宝的铜钱。这种铜钱是中国历史上直径最大的钱币。但这种铜钱似乎“大而无当”，而且性质更是“与众不同”，因为向来只有人以纸币代表金属货币，而这种钱币却以本身的金属价值来代表没有价值的纸币。元朝朝廷把这种钱币，称为“权钞钱”。老百姓在纸弊不值钱的时候，就拿去换“权钞钱”，然后再用来熔为铜锭!

纸币当然极容易伪造。元代的伪钞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元世祖至元7年（公元1270年），颁下法令，规定伪钞造得仿如真钞，能够流通的，伪造人处死；而造得不三不四，未能流通的，则判流放之利。但制造伪钞可获巨利，许多人还是以身试法，因此后来不管造得像与不像，一律处死。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制造伪钞的人发了财，就出钱替同伙谋取官职，做为内应，依旧私印伪钞，扰乱金融。马可·波罗说什么“除了大汗的纸币，并无他种货币”，恐怕是不知道纸币的“内里乾坤”而作的美言。

到元顺帝时期（公元1333至1368年），元代币制一改再改，仍然未能抑止通货膨胀，物价比之元代初年，涨了近1000倍。中国历朝纸币原具的兑换性质（如南宋纸币），代表金属铸币流通，可以换取铸币或其他实物的作用也从元代开始宣布废止，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这样的纸币，当然不能取信于人，马可·波罗描述的美好景象，用纸币可以买到珍珠、宝石及各类所需物品的情形，听来就像是神话。

元朝立国初，因为蒙古人向来广泛使用白银，并以白银作为货币，所以就确立了白银在中国历史上的货币地位。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不久便铸了一批每个重五十两的银元宝。元宝之名，虽曾在唐宋两代用过，比如唐代的开通元宝（其实应当是开元通宝，为唐代开元间所铸钱币，但据称被人误读为开通元宝，以讹传讹，因而得名）、宋代的大历元宝，可是将铸成的一个个银锭叫做元宝，却是从元朝开始的，意思便是元朝的宝货。元代铸造的银元宝两头翘起，也和铜钱中央为方便串起而铸成的方孔一样，具有实际作用，因为中国古人携带钱财，并不放人衣袋而缠于腰间，所以元宝的式样，正是为了便于缠在身上，故此腰缠万贯的说法，并非凭空捏造。

由上所述看来，元朝的纸币根本当不起马可·波罗的赞美，倒是他并没有提到的银元宝，成为中国货币的一个特色。

根据古代历史文献所载和出土文物显示，中国人使用货币已有三千多年历史。先民起初以物易物，后来因为贝美观、耐用、轻便，就以天然贝或仿制贝做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钱币有飞跃的发展，出现了布、刀、圆钱和楚币，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流通秦半两，汉承秦制，后由秦半两演变为五铢钱，以迄唐宋以后的通宝钱等。纸币方面，周以布加官印、汉以白鹿皮、唐代飞钱等，是纸币的雏形，自北宋交子始，才当正式法货行使；南宋、金、元，则广为流通。元代且有“钞法”，亦有外国仿从。远古早已用龟、贝、珠、玉、金、银充当货币，历来按重量称用。汉唐以后则铸为不同形状及器物形式流通。南北朝时出现金银钱，正式铸币使用则自金代始。十六国时期更一度使用谷帛，钱币及纸币均不通行。江苏出土的楚金爰又名印子金，是在金板上打印戮而成。汉代的金饼多作宫廷赏赐之用，未作民间通货流行；金元宝的用途也一样。公元1197年金章宗铸承安宝货以银铸成，近年首次在黑龙江出土，是名副其实的稀世之宝。圆明园宝藏之谜

“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夏宫。一个进行洗劫，另一个放火焚烧。胜利者原来可以成为强盗。胜利者把夏宫的全部财富盗窃一空，并把抢来的东西全部瓜分掉。”

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在这里说的“两个强盗”就是指英法侵略者，“夏宫”指的是中国圆明园。1860年10月，英法联军对北京圆明园的野蛮劫掠和焚烧，是人类文明史上最惨痛的劫难之—，并由此拉开了中国近代文物大流失的序幕。世界园林的典范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部海淀区北部，是清朝皇帝的一座别宫。1709年，清康熙帝把明朝贵族的废园赐给当时的皇四子胤祯（即后来的雍正帝），着手修建并赐名圆明园。之后，雍正、乾隆、嘉庆、道光等诸帝用了150余年，耗费大量精力对其不断进行修缮、扩充，把它精心营建成为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各帝每到夏秋，多在这里避暑听政，处理军国政务。

圆明园是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同治朝前称绮春园）三园组成，所以又称圆明三园。此外在它的周围又有许多属园，如畅春园、清漪园、静宜园及熙春园等。这些以圆明三园为中心的园林建筑，东起近春园，西到香山一带，连绵20华里。全园面积合计五千多亩，是人工创造的一处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大型山水园林。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地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风格，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平地叠山理水，精制园林建筑，广植树木花卉，以断续的山丘、曲折的水面及亭台、曲廊、洲岛、桥堤等，将广阔的空间分割成大小百余处山水环抱、意趣各不相同的风景群。园内水面占三园总面积十分之四，大中小水面由环流的溪水串联成一个完整的河湖水系。园内又缀叠大小土山、假石山250余座，与水系相结合，水随山转、山因水活，使整个园林比烟水迷离的江南更加迷人，被人们誉之为“万园之园”、“世界园林的典范”。

圆明园内的主要风景群有著名的“圆明园四十景”即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蔼、茹古涵今、长春仙馆、万方安和、武陵春色、山高水长、月地云居、鸿慈永枯、汇芳书院、日天琳宇、澹泊宁静、映水兰香、水木明瑟、濂溪乐处、多稼如云、鱼跃鸢飞、北远山村、西峰秀色、四宜书屋、方壶胜境、澡身浴德、平湖秋月、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别有洞天、夹境鸣琴、涵虚朗鉴、廓然大公、坐石临流、曲院风荷、洞天深处，以及紫碧山房、藻园、若帆之阁、文源阁等。

长春园始建于乾隆十年（1745年）前后，于1751年正式设置管园总领时，园中路和四路各主要景区已基本建成，诸如澹怀堂、含经堂、玉玲珑馆、思永斋、海岳开襟、得全阁、流香渚、法慧寺、宝相寺：爰山楼、转湘帆、丛芳谢等。其后又相继建成茜园和小有天园。而该园东部诸景（映清斋、如园、鉴园、狮于林），是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七年大规模增建的，包括西洋楼景区，长春园共占地一千亩，悬挂匾额的园林建筑约为200座。

绮春园原为怡亲王允祥的赐邸，约于康熙末年始建，后曾改赐大学士傅恒，至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正式归人御园，定名绮春园。那时的范围尚不包括其西北部。嘉庆四年和十六年，该园的西部又先后并进来两处赐园，一是成亲王的西爽村，一是庄敬和硕公主的含晖园，经大规模修缮和改建、增建后，该园始具千亩规模，成为清帝园居的主要园林之一。至此，圆明三园处于全盛时期。嘉庆先有“绮春园三十景”诗，后又陆续新成20多景，当时比较著名的园林景群有敷春堂、清夏斋、涵秋馆、生冬室、四宜书屋、春泽斋、凤麟洲、蔚藻堂、中和堂、鉴碧亭、竹林院、喜雨山房、烟雨楼、含晖楼、澄心堂、畅和堂、湛清轩、招凉榭、凌虚亭等近30处。悬挂匾额的园林建筑有百余座。绮春园宫门建成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因它比圆明园大宫门和长春园二宫门晚建半个多世纪，亦称“新宫门”，一直沿用至今。自道光初年起，该园东路的敷春堂一带经改建后，作为奉养皇太后的地方，但园西路诸景，仍一直是道光、咸丰皇帝的园居范围。

圆明园的园林造景多以水为主题，因水成趣，其中不少是直接吸取江南著名水景的意趣。圆明园后湖景区，环绕后湖构筑九个小岛，是全国疆域（禹贡）“九洲”之象征。各个岛上建置的小园或风景群既各有特色，又彼此相借成景。北岸的上下天光，颇有登岳阳楼一览洞庭湖之胜慨。两岸的坦坦****酷似杭州花港观鱼，俗称金鱼池，“凿池为鱼乐国，池周舍下，锦鳞数千头”。圆明园北部的水木明瑟，用西式水法引水人室，转动风扇，“林瑟瑟，水冷冷，溪风群籁动，山岛一声鸣。乾隆皇帝喜欢在此消暑。长春园西湖中的海岳开襟，在白玉石圆形巨台上建有三层庙宇，远远望去好似海市蜃楼一般。

福海之中的蓬岛瑶台，取材于神话中的蓬莱仙岛，原名蓬莱洲。雍正皇帝让工匠在圆明园的东湖之中用鳞峋巨石堆砌成大小三岛，象征传说中的蓬莱、瀛洲、方丈“三仙山”，岛上建有殿阁亭台。在福海四岸另外还建有10多处园林佳景。福海东西、南北各宽五六百米，加上四周小水域，共约35公顷，相当于北海公园的水面。这里水面开阔，景色秀丽，每于端午佳节，在此举行大型龙舟竞渡活动。八月十五夜，清帝于此观赏河灯；冬日结冰后，皇帝乘坐冰床在福海赏游。福海实际上是圆明园的水上娱乐中心。

圆明园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仿建了全国各地特别是江南的许多名园胜景。乾隆皇帝弘历曾经六次南巡江浙，多次西巡五台，东巡岱岳，巡游热河、盛京和盘山等地，每至一地，凡他所中意的名山胜水、名园胜景，就让随行画师摹绘成图，回京后在园内仿建。据不完全统计，圆明园的直接摹本不下四五十·处。杭州西湖10景，连名称也一字不改地在园内全部仿建。圆明园的西峰秀色是雍正、乾隆二帝每于七月初七，设七夕巧筵的地方。这里可远借西山景色，河西岸有一组叠山，松峦峻峙，山涧之中瀑布飞流急下。在此近视仰视有如庐山的峻峙气势，取名叫“小匡庐”。坐石临流，仿自绍兴会稽山阴之兰亭，建于雍正朝，俗称流杯亭。圆明园的这座兰亭，奇石峭列，激流分注，建有三开间的重檐敞亭。乾隆四十四年，收集到历代书法名家“兰亭序”帖6件，再加上大学士于敏中和乾隆皇帝自己的手迹，合为“兰亭八柱册”。乾隆皇帝让把此亭改建为八方，并换成石柱，每柱刻一帖，这就是著名的圆明园兰亭八柱。廊然大公，后来也总称双鹤斋，仿照盘山静寄山庄的云林石室的山石，叠石而成。嘉庆诗赞双鹤斋：“结构年深仿惠山，明园寄畅境幽闲。曲蹊峭茜松尤茂，小洞崎岖石不顽”。武陵春色摹写的是陶渊明（桃花源记）的艺术意境，它建自康熙末年，雍正朝称桃花坞，曾是乾隆皇帝读书的地方，号称有山桃万株。

圆明三园中的殿堂、楼阁、亭台、轩谢、馆斋、廊庑等各种园林建筑，共约16万平方米，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多10000平方米。园内的建筑既吸取了历代宫廷式建筑的优点，又在平面配置、外观造型、群体组合等诸多方面突破了宫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形式多样，创造出许多在我国南方和北方都极为罕见的建筑形式。加之在园林布局上，因景随势，千姿百态；园中各景又环环相扣，层层进深，形成了丰富多彩、自然和谐的整体美。法国传教士王致诚曾经有过形象的描述：“圆明园的建筑，形式变化较多，而且参差不齐，不落窠臼。它的每一座小的宫殿，都仿佛是按照奇特的模型制成的，像是随意安排的，没有一座与其他一座雷同。一切都如此饶有兴趣，人们不能在一览之下就领略这幅景色，必须一点一点地仔细研究它。”

清朝皇帝为了追求多方面的乐趣，在长春园北界还引进了一片欧式园林建筑，俗称“西洋楼”。它由谐趣园、线法桥、万花阵、养雀笼、方外观、海晏堂、远瀛观、大水法、观水法和线法墙等10余个建筑和庭院组成。西洋楼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开始筹划，至二十四年（1759年）基本建成。由西方传教士郎士宁、蒋友仁、王致诚等设计指导，中国匠师建造。建筑形式是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风格，造园和建筑装饰方面也吸取我国不少传统手法。

西洋楼的主体其实就是人工喷泉，时称“水法”。构思奇特，主要形成谐奇趣、海晏堂和大水法三处大型喷泉群，颇具殊趣。

谐奇趣是乾隆十六年秋建成的第一座建筑，主体为三层，楼南有一大型海堂式喷水池，设有铜鹅、铜羊和西洋翻尾石鱼组成的喷泉。楼左右两侧从曲廊伸出八角楼厅，是演奏中西音乐的地方。

海晏堂是西洋楼最大的宫殿。主建筑正门向西，阶前有大型水池，池左右呈八字形引有12只兽面人身铜像，每昼夜依次轮流喷水，各一时辰、正午时刻12生肖一齐喷水，俗称“水力钟”。这种用12生肖代替西方**雕像的精心设计，实在是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杰作。

大水法是西洋楼最壮观的喷泉，建筑造型为石龛式，酷似门洞，下面有一大型狮子头喷水，形成七层水帘。前下方为椭圆**式喷水池，池中心有一只铜制梅花鹿，从鹿角喷水8道。两侧有10只铜狗，从口中喷出水柱，直射鹿身，溅起层层浪花，俗称“猎狗逐鹿”。大水法的左右前方各有一座巨大的喷水塔，塔为方形，13层，顶端喷出水柱，塔四周有88根铜管子，也都一齐喷水。当年皇帝是坐在对面的观水法，观赏这一组喷泉的，英国使臣马葛尔尼、荷兰使臣得胜等，都曾在这里“瞻仰”过水法奇观。据说这处喷泉若全部开放，有如山洪暴发，声闻里许，在近处谈话须打手势，其壮观程度可想而知。

万花阵是仿照欧洲的迷宫而建的花园。它的主要特点是用4尺高的万字图案的雕花砖墙，分隔成若干道迷阵，因而称做“万花阵”。盛时，每当中秋之夜，清帝坐在阵中心的圆亭里，宫女们手持黄色彩绸扎成的莲花灯，寻径飞跑，先到者便可领到皇帝的赏物，所以也叫黄花阵或黄花灯。虽然从人口到中心亭的直径距离不过30余米，但因为此阵易进难出，容易走人死胡同，清帝坐在高处，四望莲花灯东流西奔，引为乐事。

西洋楼景区的整个面积不超过圆明三园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只是一个很小的局部而已，但它却是我国成片仿建欧式园林的一次成功尝试。这在我国园林史上和东西方园林交流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圆明园不仅以园林著称，而且也是一座收藏相当丰富的皇家博物馆，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法国大作家雨果曾说：“即使把我国所有圣母院的全部宝物加在一起，也不能同这个规模宏大而富丽堂皇的东方博物馆媲美”。园内各殿堂内装饰有难以计数的紫檀木家具，陈列有许多国内外珍世文物。上等的紫檀雕花家具、精致的古代碎纹瓷器和珐琅质瓶盏，织金织银的锦缎、毡毯、皮货、镀金纯金的法国大钟，精美的圆明园总图，宝石嵌制的射猎图，风景人物栩栩如生的壁，画，以及我国其他各种艺术精制品和欧洲的各种光怪陆离的装饰品，应有尽有。

国内珍藏有极为罕见、丰富的历史典籍。文源阁是全国四大皇家藏书楼之一，仿照于波范氏天一阁而建。园内各处藏有（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荟要）等珍贵图书文物。（荟要）共抄两部，一部贮在故宫，另一部收藏于长春园含经堂的东厢“味腴书室”。另外，著名文轩——淳化轩是专为收藏著名法帖（淳化阁帖）摹版而建的。圆明园为中华民族赢得过殊荣，曾经是我们的骄傲。然而，就是这座举世无双的园林杰作，中外罕见的艺术宝藏，竟遭到外国侵略者极其野蛮的摧毁和破坏，他们不仅将整座宝库洗劫一空，而且还兽性大发，将其纵火焚烧，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英法侵略者，在1857年12月，悍然发动了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经将近3年的作战，于1860年10月兵临北京城下。由于在3年战争中，侵略者受到了中国军民的英勇抵抗，付出了沉重代价，所以到达北京后，他们穷凶极恶地声称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他们的“损失”作出赔偿，并很快把视线盯上了宝藏充栋的圆明园。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劫掠行动开始前，他们为掩人耳目，竟然不知廉耻地张贴出布告，声称“宇宙之中，任何人物，无论其贵如帝王，既犯虚伪欺诈之行为，即不能逃其所应受之责任与刑罚也。兹为责罚清帝不守前言及违反和约起见，决于十八日焚烧圆明园，所有种种违约举动，人民既未参与其间，决不加以伤害，惟于清帝政府，不能不一惩之也。”在烧掠圆明园之前，侵略者之间为如何报复清政府一事进行过热烈的辩论，最后“寻思推绎的结果，只有毁坏圆明园，似乎是惟一的方法，而且这种责罚，仅降在清文宗本身，与人民无关”（C．S利文沃斯（瞄准中国之箭））。在烧杀抢掠别国生命财产前，竟然振振有辞，文过饰非，其可憎可恨，旷世罕见。

在大规模的焚烧前，侵略者开始了对圆明园的野蛮抢劫。10月8日，英法侵略者闯入只有很少护园官兵守护的圆明园，开始疯狂地进行抢劫。军官们拥有优先权，先于士兵成批进入，随后，士兵们也得到命令可以进去“自由抢劫”。

面对这座皇家园林的恢宏气势，侵略者也为之赞叹不已：“假若你能够的话，你必须想象一所广大的迷宫，充满着峥嵘参差的山石，景色可以入画，房子俱用上等香楠制成。湖泽池沼，交错其中，上下天光，一碧万顷。还有屋顶镶着黄色琉璃瓦的凉亭，几座戏台和储衣室，其中收存歌裙舞衣，优伶扮相的行套，预备大规模演戏用的。所有演戏的楼台，及其附带应用的房屋，差不多要占五亩至十亩的面积。周围琳宫焚宇很多，供奉着奇怪的神祗。宫殿内外，都充满着中国古代的美术物品，美丽且极有价值。嘉木珍林，奇花异卉，形式万般，五光十色，造物所赋予的最好礼物；还有擅长布置园林的中国人，其技术闻名世界。意匠经营，极工装点这景色，各处配合得极其巧妙，一丘一壑仿佛自然景色一样。紫檀梁柱中，隐约露出光灿的屋顶。东零四散的几座旧式中国桥梁，可以使你越过圆明园，可以得到一个浅淡模糊的概念，既不能描写清楚，也不能想象得透彻。”（亨利·劳赤{二次出访中国纪事））

强盗们早已跃跃欲试了，一待接到命令，便争先恐后地破门而人，堆积如山的财宝和各种珍奇物品，豁然呈现面前，“一间一间的屋于，充满着价值连城的物品，或系国产，或来自欧洲，一间一间的大厅，置有价值巨昂的瓶缸，还有储藏绸缎绣货的房屋，也敞开在他们眼前。乱七／＼糟，予取予携的抢劫，肆意破坏一切过于笨重、不能移动的物品，都立刻开始了”（D．F润尼（北中国和日本的英国武力））。强盗们三个一群，四个一伙穿过一座座古代建筑宫殿、房屋、亭台楼阁寻找着每一点有价值的物品。“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宝的别针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这人也许喜欢景泰蓝的宫瓶，那人或者贪婪一件绣花的长袍，也许只有人念及将来的时候，就挑选一件大衣。”每个人都不属错过这个机会。

强盗们把能拿走的东西全部拿走，拿不动的或来不及拿走的，就粗暴地将它们全部摧毁。“一切不能破碎的物品，极力伤毁，使其变为不值钱的东西”。同时由于抢劫时间很短促，因而不能仔细地抢掠，许多金质东西都被误认为黄铜而摧毁。“看呀，他们走进一扇关闭着的门，若是试举门闩，或转弄栓柄，未免太麻烦了，所以杰克用脚踢开。他们走进去，有人就推翻桌子，或许将有些珍奇的手抄本从里面倾倒出来。在士兵们的眼光中，这些不过是废纸罢了，就用为燃点烟斗的火具。另一个兵士，偶然转过身去，看见他的面庞，照在一面镜子里面，立刻勃然大怒，认为是一种侮辱，就将一个踏脚的矮凳，向镜子掷去，而威廉又以为墙上所悬的精美画框中那位老绅士对他作嘴脸，就用枪刺破画绢。有些美妙的维纳斯雕像，立刻被装点上胡须，用为击木偶游戏的目标。所有别的物件，都乱遭枪击，因此等物件，以其地位，惹人瞩目，却似乎有点触犯了久战的兵士的眼帘。他们愿意将房宅变为汛地，喜欢毁坏物件，一定是人类的天性，人们愈被严厉阻止，不能肆意如此，当机会来临的时候，他们似乎愈加热切地喜欢见物就毁了。”（同上）就连英国侵略军头子喀尔金本人也不得不假慈悲地说：“劫掠和**这样一个地方，已够坏了，但更坏得多的是破毁。”

这群明火执仗的强盗，从军官到士兵，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后来有人承认“一个士兵口袋里有了二万、三万、四万甚至一百万法郎。”据英国侵略者戈得登供认：“离开圆明园时，军中每个人都获得四十五镑以上的掠夺品。”

当时参与烧掠圆明园暴行的一名英国军官在事隔50多年后撰写的一部书中，回忆了当时的情形，将那时偷盗的经过淋漓尽致地描绘出来，字里行间清晰地展示了侵略者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横穿过庭院便是觐见大殿，殿内除一些极大的景泰蓝花瓶外，其余的东西全被抢走了。我转到右边一个小房间，里面满是封面的小册子，我想这些册子定是国内藏品的目录。”

“我更找到一个奇形镂金的花盆，在金镂之间，更用白色珊瑚琢成文字。盆中充满泥土，在泥土中载着一株高约一尺的黄金树。树枝上悬挂着红玉为核的蓝宝石果子。此外，我又收集到很多卷上等质料的绸缎。我把掠得的全部物品装在7个筐子里，这7个筐子是从门口的卫兵处要到的，而守卫圆明园的法国军官又供给我所需要的中国苦力（俘虏），于是我跳上拴在门边铁环上的坐骑，命7个中国人抬着我的掠夺晶在前面走，我骑马执枪在后面押着回到北京的军营。”

圆明园内各个宫殿重门洞开，任人抢劫。遵照英军统帅格兰特的命令，焚烧行宫以前，所有抢劫的物品都用拍卖法售出。所售出的款项作为奖金，依照品级等次分发给军队。绸缎大多为英国印度籍士兵所掳掠，他们用大车将东西运走，并在其军营中摆起摊儿来，公然出售这些才刚盗掠的赃物。开始卖两元钱一匹，但不久就提高价码，从10元到20元，高低不等。这些皇家丝织品千般百种，或绸或缎，或一色，或织有花纹，白色、蓝色、黄色、紫色、石青、古铜色等等不一，都待价而沽。整个兵营俨然成了交易市场。倘若有意买的话，只须花8个先令和4个银元就能买到15码或20码丝绸布料。这些强盗们都在为他们的妻子或兄弟、婶妹们抢购廉价品。一派嘈杂混乱，乌烟瘴气。“我们拍卖的手续，继续两天之久。乃是一切到场的人们快乐的源泉——人们时常为着毫无价值的物品相互竞争，竟至给予极高的价值，简直高得出奇，惹人发笑。若将这件物品白送他们，很少的人愿意费神取走了。有些人喜爱抢劫，军队很感激他们出力，才得到一大部分现在售卖的物品。时常在拍卖中出现，当他们决心欲得的恩物，任人出价的时候，就面带愁容；凝神倾听，因为他们原已不费分文，白白取得，现在不甘心比提出的高价还出一个更高的数目。许多皮衣都售卖出去，得到很大价钱，因为天气日渐寒冷……所以一切厚暖衣服，都风靡一时，价格骤高了。”（R·斯文侯《1860年北中国战争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