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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浙土墩石室是什么建筑（第1页）

江浙“土墩石室”是什么建筑?

江苏、浙江的太湖周围地区群山上，常见有一种以石块垒砌成平面长方形、断面呈等腰梯形的石室，外以泥土覆盖成椭圆形土墩的建筑，它大多建在山顶或山脊之上，在山坡下和平原地区也偶有发现，是盛行于苏南、浙北地区两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存。据调查，这种土墩石室建筑主要分布在江苏的吴县、无锡、江阴、常熟、武进、宜兴等地，据说连云港地区也有发现。有浙江的长兴、安吉、湖州、德清、临安、海盐、海宁、余杭和宁绍地区的萧山、诸暨、绍兴、上虞、余姚、慈溪、镇海等地都有分布。目前，关于这种“土墩石室”建筑的性质用途问题，考古学界争论十分激烈，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20世纪50年代对这种建筑进行了考古发掘后，考虑到春秋战国时期的吴、越争霸甚剧，而它又常设在险要地带，联想到当地群众对此曾传说是秦始皇求长生不老所造的“风水墩”，因而认为“风水”即“烽燧”谐音，朱江同志在《吴县五峰山烽燧墩清理简报》（载《考古通讯》1955年第4期）一文中首先称之为“烽燧墩’问题座谈会”，会中对此问题争论更是十分激烈，大多数同志仍主张它是吴、越时期的烽火墩或军事设施，只有少数同志认为它是墓葬，也有人认为是居住遗址（见江苏《文博通讯））1982年第4期），代表们还参观了常熟虞山土墩石室建筑现场，尔后争论纷起，冯普仁同志曾对《虞山发现春秋烽燧墩》（载《解放日报》1982年6月28日）的作者提出了质疑（见《解放日报》1982年7月20日），主张它是墓葬。此外，《杭州日报》同年6月5日还刊出了《吴越遗迹烽火台》的报道，认为这类遗址是烽火台。其实，刘建国同志早就认为这是一种石室墓，并提出它的主人便是越族。（见《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1981年年会论文选》）但不少同志均指出，倘若是墓葬，为何从未发现人骨架，故难成立。张志新、陆永文I司志在《太湖地区“石室墓葬”说质疑》（载《苏州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文中则主张它是军事设施，对“石室墓葬”说提出了全面的质疑。而廖志豪同志则依据地方文献记载，提出这类建筑应是吴越争霸时期的藏军（兵洞）。此外，也有人提出。这类“石室土墩”确是军事建筑物无疑。张英霖同志的《试释江南一带的所谓“烽燧墩”——关于穴、窟、覆的实物例证》（载《苏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文中重新对这千古疑案进行研究，他从训诂的角度结合考古发现和江南自古多水等方面剖析，认为这类遗存应是居住遗址，把它定名为“吴覆”是最恰当不过的。林华东同志在《为江浙石室墓正名》（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5期）文中就其分布范围、结构特点和形式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提出要解决它是墓葬，还是军事设施，关键问题在于当时营造时是属于封闭式，还是敞开式。文中通过大量的调查材料和考古发掘资料，从其墓葬形制、分布特点、随葬品中出现的明器与排列组合形式，结合《吴越春秋》所载吴王阖闾葬女时“凿池积土，文石为椁”等记载，认为这是一种石室墓无疑。至于为何墓中从未发现人骨架问题也多有解释，人骨架能否得以保存下来，与当地土壤酸、碱性含量有密切关系，加上石室墓建在高处，墓室中有空间，千百年来受外界气候影响（当然还有许多因素），所以，人骨架已腐朽无存了。林华东还根据石室墓与土墩墓的形制、随葬器物和两者有时交错分布在同座山上等现象，进一步提出石室墓可能是由土墩墓发展演变而来，至少两者间的关系是至为密切的新观点。

不过，在苏州召开的“纪念苏州建城2500周年学术讨论会”中，钱公麟同志在《从石构建筑营造论其性质的多元说》文中认为客观世界是错综复杂的，虽然江浙一带的石构建筑（即土墩石室）有着统一的模式，而每个石室却都有自己特有的个性，其性质问题也应是多元的。有的应是人类居住点；有的是作为军事设施；也有的确是墓葬；还有的可能是祭祀场所。至于如何去区别它们，必须通粤对每个石室的内涵进行鉴别，以及地理位置，结合历史条件等因素，综合分析、排列、比较、研究，才能得以解决。钱正同志的《祭天遗址——太湖周围石室土墩性质的再探讨》文中即主张这类石室土墩的性质应是良渚文化氏族的后裔——当时的土著居民，精心构筑起来的神圣祭天建筑。他认为土墩石室建筑如果是藏军洞或什么军事设施的话，为何石室形制呈狭长的通道式，空间局促，仅容一人转身之余地，明显不能适应军事需要，再者石室中从未发现兵器和其他军事活动痕迹。如说它是墓葬，可它与土墩墓又有所区别，而且石室中从未发现过人骨架或葬具。如果它是居住遗址，为何它又远离水源，高居山顶呢?钱正同志根据石室中文化内涵的高贵属性，泰伯、仲雍的南来，以及这类建筑大多建在山峦顶峰，地势越高，接近神灵、天堂的距离越近等方面研究，认为这是二三千年前土著居民的祭天遗址。

我们期待江浙两省文物考古工作者进一步探讨“土墩石室”这个问题，把这一千古之谜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