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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仇状（第1页）

【复仇状】

右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1，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异同，必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2。”朝议郎、行尚书职方员外郎、上骑都尉韩愈议曰：

伏以子复父仇，见于《春秋》，见于《礼记》，又见《周官》，又见诸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详于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3矣。夫律虽本于圣人，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4其文于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仇也，此百姓之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于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雠者，书于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

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5，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于今者。或为官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于今者。又《周官》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于官，未可以为断于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谨议。

1义不同天：指杀父之仇。

2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

3端：端绪、开头。

4深没：

5守：所持的标准、准绳。

在唐宪宗的元和六年九月的时候，在富平县有个叫梁悦的为报父仇杀人，案件发生后就自己到县衙自首，宪宗发的命令是免死，先杖一百，而后配流循州。并下令要求尚书省讨论这件事情。当时韩愈刚刚从河南县（今洛阳市）县令调回到长安，升任做了尚书职方员外郎一职，有见敕参议的权力，所以就撰写了《复仇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韩愈认为，对于为父报仇而杀人者，究竟怎样处罚，这是需要区别情况，酌宜对待的。韩愈在议论此事时还是坚持了原则性。具体来说，韩愈的原则性就是先王之道，尤其是作为伦理道德观念之一的“义”。同“诛民论”相比，韩愈对为父报仇者存一念宽恕仁慈之心。在文章中，他阐述“诛民论”时，何其兵刃森森!而对百姓相仇，为父杀人者，却如此脉脉温情!对行义的人怀恻隐之心。也正是从“义”出发，他主张在此问题上做到礼、刑两不失，经、律可并用。二者相反而相成，实际上并不矛盾。韩愈又是讲究灵活性的，这灵活性便是对为报父仇而杀人的案犯“酌理处之”。事理周尽为本文的一大特征。作者认为经、律可以两用，对于为父复仇者应区别对待，酌宜处之。为了阐明这一观点，文章摆出三种为父复仇而杀人的不同情况，从《礼》经、法律、有司等各个角度，予以论证。所以韩愈的这篇《复仇议》可以说是既引经据典，又做到了给予透辟的具体分析，他是既坚持原则立场，而其还掌握了灵活性，不管是在论上还是在据上，都做到了说理充分，故而令人信服。不过后人对此却有不同意见，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文章中会讨论到，这也就是说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结论，只要坚持好正确的原则，这才是问题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