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三洋公司寸步不让,而乔费尔之所以提出此事,实际上是为后面价格的讨价还价埋下伏笔。因为对方在这一点上不让步,其他地方上不能老不让步。
谈判时议程的安排对结果有很大影响,许多人老是被这种聪明人牵着鼻子走。这次谈判中,倘若一开始便讨论价格问题并定下来,那么乔费尔就会少掉一个牵制对方的筹码。
果然不出所料,日方公司可以保证他们的产品质量,但要保证其产品与其他厂家不相似,是无论如何也不答应。
于是双方僵持了很久,乔费尔提出了第一方案: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而又败诉的话,我方的损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诉讼费,一部分是赔偿费。我方可以承担诉讼费,贵方能否承担赔偿费?”
“不行。”
“那么,双方各承担全部损失的一半如何?”
“不!”日本人仍然非常干脆,这时候谈判气氛开始有点紧张。
“既如此,贵公司承担的部分以5000万日元为限,剩余部分无论多少,概由我方承担。”
三洋公司仍是一口拒绝。三洋公司的做法是典型的日本作风,即只是一味地不让步,从不提解决的办法,而对方一旦提出新方案,却又摇头拒绝。
乔费尔又失望地说:
“我方可保证每年最低1亿日元的销售量,贵方承担的限额降为最多4000万日元。”
日方代表的态度终于有所动摇,因为谈判中总不可能老是摇头,岂不是没有诚意的表现?但经过思考后,答案仍然是“不”。
那么,乔费尔为何明知对方不让步,却偏要紧迫不舍呢?
其意图如下:其一是故意为谈判铺设障碍,因为谈判若过于一帆风顺,对方会产生怀疑;其二,故意让对方在这个小问题上不让步,从而使其产生心理负担,也好在重要方面让步。这时,乔费尔毫无办法地勉强耸肩,说这回遇上了强劲敌手,语句中大有奉承之意。然后,突然话锋一转:
“本人对耗费大量精力的仲裁方式从来就没好感,据我所知,日本的法院非常公正,因此我提议今后若有纠纷,就由日本法院来判决。”
这下,日方公司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这正是乔费尔的陷阱,而日方之所以如此爽快,一是因日方不清楚有关法律,误以为在本国打官司对己有利;二也可能是出于对自己老是摇头的态度而不好意思。
既然对方已中计,乔费尔大功基本告成,没必要为前面的问题费更大的口舌,于是乔费尔便提出了折衷的办法,即一旦将来发生纠纷,三洋公司也得承担部分责任,但具体负担金额届时再定。
对此,三洋公司当然欣然同意。
在这场谈判中,表面上乔费尔一再让步,显得被动,也显示了自己对谈判的诚意,实质上是一串虚招里藏着的一把利剑,最后对方终于中计。
(2)用“感情”和“利害关系”说服对方。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价格问题。起初,日方的要价是单价为2000日元,乔费尔的还价是1600日元,后日方降为1900日元,乔费尔增至1650日元,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
为此,乔费尔又提出种种方案,诸如,原订货到4个月付款可改为预付一部分定金,或将每年的最低购买量增至1.5亿日元,或拿出总销售额的2%作为广告费等。
但三洋公司的态度仍旧很强硬,表示绝不考虑1900日元以下的价格。谈判只好暂停。
下一轮谈判一开始,乔费尔首先发言:
“这份包括24项条款的合同书,是我们双方用半年多的时间草拟的,又经过诸位几天的讨价还价才达到了双方几乎全部同意的结果,现在仅仅为了最后的单价的几百元的差距,而将前功尽弃,实在是太可惜了。
“大家很明白,价格高销售量就会减少;价格低销售量自然会增加,而我们的利益又是一致的,为什么不能找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适当价格呢?”
接着他以非常温和的方式打出了早已准备好的王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