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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修史记（第1页）

司马迁修《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中元五年（前145年），大约在汉武帝晚年去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颇有学识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汉建元、元封年间（前140至前110年）任太史令，著《六家要旨》，同时，他还抱定了记载汉兴之后“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宏伟理想，据现在研究，证明他不仅已编撰出了一些汉史的篇章，而且有本纪、有列传、有“太史公曰”，已备一定的著作体例和规模。司马迁幼年在家乡生活，“耕牧于河山之阳”，大约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开始诵“古文”，曾跟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_书》，大约还听董仲舒讲过《公羊春秋》。他博通“六艺”，涉猎各种典籍及先秦诸子、“百家杂语”；精天文、律历、地理，并知医药、乐、占卜；喜文学，尤其推崇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二十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远游，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返长安后，他作了郎中。此后，他还侍从汉武帝到过今山西、河南、甘肃、内蒙等地。汉元鼎六年（前111年），他受命出使“西南夷”。次年，从“西南夷”返回，见父于河洛之间，这时，司马谈因病留滞洛阳，不能从武帝封禅泰山，“发愤且卒”，乃对儿子倾吐了自己“欲论著”的宿愿，谆谆嘱咐司马迁踵其事业。司马迁俯首流涕，庄重地表示一定继承父亲的遗志。元封三年（前108年），他继任太史令，遂能读到“靡不毕集于太史公”的“天下遗文古事”。于是开始积累材料，准备写作。汉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倡议改历并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把汉朝沿用的已不准确的《颛顼历》，改为比较精密的《太初历》。此后，他才全力以赴正式开始了著述工作。汉天汉三年（前98年），他为败降于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武帝，被定了“诬罔主上”的死罪，于是“深幽囹圄之中”。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他认为，自己的著作“草创未就”，如果伏法受诛，犹如蝼蚁般死去，实在“轻于鸿毛”。他抱着坚持完成自己著作的崇高理想，毫无愠色地接受了腐刑，以免一死。这一奇耻大辱，使司马迁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刑后不久，他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坚持著述，把自己全部的才学、见识和心血，都贯注于著作之中，终于基本上完成了开创我国史学新时代的不朽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份，共计一百三十篇（卷），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是一部组织严密、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史记》包括的时代和记载的内容之广，是前无古人的。它上起传说时代的黄帝，下迄汉武帝，约三千年的历史。它所记载的地理范围，延伸到了今日我国的版图之外，西至中亚，北至大漠，南至越南，东至朝鲜、日本。把历史编纂的时空经界，第一次扩大到时人所知的实际范围。在广阔的时空间架上，展开了博极天地、囊括古今的人类社会史的完整画卷。人类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交通、民族、民俗、宗教；构成社会的各阶层，如皇帝、贵族、官吏、将士、学者、游侠、卜者，以至农工商贾，都得到了较全面的反映。记载当代史的部份尤为详备。全书一百三十篇中，完全和重点写当代史的，达六十六篇之多。

和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相适应，是《史记》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体裁有机地统一起来的著作形式。本纪，主要是选择能左右天下大局的代表人物为主体，写政治上的大事，连续而集中地展示三代至汉武时期政治兴衰更迭之迹。表，是用谱牒的形式，条理历史大事。本纪和表都是以时间为顺序，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书，以事为类，主要记载各项典章制度的发展过程，具有专史的性质。世家，记载诸侯、勋贵和对社会起过比较突出作用的人物及大事，兼用编年和列传的写法。列传主要是人物传记，有专传、合传、寄传和杂传等类型；其中还有关于少数民族和邻国事迹的专篇。这五种体裁各自为用，又交织配合，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记述人类社会史的体系。这是《史记》的首创。它具有最大限度地反映封建社会历史的容量。以后的所有“正史”，都毫无例外地基本上因袭了这一著作形式，被简称为“纪传体”史书。

《史记》贯穿着“实录”精神，不仅直书古代史，而且也实录当代史。为此，《史记》运用的材料都是在收集的基础上经过考证的。它所依据的材料，主要有先秦的载籍和档案两方面的文字，约八十种以上。另外，还有作者亲身调查和闻见的可贵材料。作者抉择考证，取舍材料的标准是“择其言尤雅者”（《五帝本纪》，具体则是“考信于六艺”（《伯夷列传》和“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重视以调查材料去验证文献资料。对一时无法弄清难做结论的问题，采取“疑则传疑”和“疑者阙焉’’的审慎态度。

《史记》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它“善述事理”，能有条不紊地组织和叙述芜杂的史事。它善于描写，大至壮烈的战争场面，小至微妙的人物心理，都能得到生动的展示。其中最出色的是人物的塑造，它所重点记述的上百个历史人物，形象丰满、性格鲜明、栩栩如生。从历史学的角度看，最珍贵的是《史记》能通过人物的活动和际遇，去展现当时的社会生活和政治状况。

《史记》继承和发展了《左传》、《国语》作者直接评史的方法。或在篇中，或在篇末，或加之以“太史公日”，或不明提而紧扣史事的议论，多言简意赅，发人深思。《史记》还善于把作者对历史的理解和看法，融解到叙事当中，这就是“于序事中寓论断”的高明手法。

《史记》是一部具有深刻思想性的著作。司马迁认为，“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是为了“自镜”（《高祖功臣年表》）；“述往事，是为了“思来者”（《太史公自序》）。他为自己提出了完整的著作纲领：“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为着“稽其成败兴坏之理”。他主要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两个方面去探讨问题。

在“究天人之际”方面，司马迁的贡献是十分杰出的。他清理当时已被神化了的上古史，抛弃了传说中的神话成分。他还注意把附会在历史中的神意从人类史中清理出去。他批判公羊说中的神秘成分，称阴阳家的鼻祖邹衍为“怪迂阿谀苟合之徒”（《封禅书》），指出“其语闳大不经”。他基本上否定“天道”对人不存在善恶报应。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他也基本上反对那种由上天决定的谬说。其中，《封禅书》是集中揭露“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特别是武帝事鬼神的专篇。他还根据不同情况指出了神秘学说的起因。虽然他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神秘思想产生和存在的原因，但却是力图从社会存在本身去解释这种种现象。对“五德终始说”，司马迁是不赞成的。“三统说”则给了他一定的影响，但并没有达到左右他的基本观点的程度。

司马迁认为，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但不管它怎样发展变化，人们对于物质和精神生活的追求，都是任何力量改变不了的。他认为，人们生活的基础，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流通。他充分肯定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认为社会上各式各样人物所有的活动，都只不过是为着自己的经济利益。因此，他试图从经济条件出发，来说明人们的社会地位，思想意识和政治制度。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役使关系是由人们对财富占有的多寡所决定的，并把这个道理看成是事物的客观法则。他认为经济地位决定了人们的道德观念；统治者宣扬的“仁义”，只不过是掠夺者的道德，“人富而仁义附焉”。

在具体探讨“古今之变”时，司马迁表现出了朴素的唯物史观。十表和八书是集中表达古今之变的篇章。有些表的序文，概括地讲了古今之变的大势。八书论述典章制度，重点也是概叙有关典制的变化，重点写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军事、天文、水利、风俗等方面的古今之变。

“综其终始”、“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承敝通变”，是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基本方法。“综其终始”（《十二诸侯年表》）和“原始察终”（《自序》），就是把历史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都摆出来，进行全过程的综合考察。“见盛观衰”和“承敝通变”，就是力求透过事情的表象，看出它的发展趋势。他努力通过对历史全过程的分析，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它变化的真正原因和趋向。他看到历史变化有一个由发生、发展最后造成剧变的过程。从这点出发，给予了陈涉、项羽等人一定的历史地位。在探讨国家的治乱兴衰的变化时，还明确地把它和经济状况联系起来，从经济角度去解释一些历史事件的成因，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秦“卒并海内”及其迅速灭亡的基本原因的探讨上。《平准书》写汉代经济，自汉初到武帝之时也有变化。他指出，权贵富豪对人民剥削和压迫，及其奢侈浪费，造成社会矛盾，同时，汉武帝南征北战，使“财赂衰耗而不赡”，经济的衰败和政治上的原因，便百姓破产，流民成群，人心混乱，以致“盗贼滋起”。作者在不少篇章中都揭示出，国家经济越是衰败，社会矛盾就越是复杂。政治生活就越是腐败，道德风尚也就江河日下。

司马迁探究“古今之变”的原因，有时侧重分析“形势”、“兵力”，有时侧重人心背向和人谋得失，其中不少地方把以上因素和经济联系起来考察。但是，他也有不恰当地夸大了人谋和个人作用的地方，以至将帝王将相当作历史变化的决定力量。凡所谓暴君、奸臣、小人，如桀、纣、幽、厉、秦二世等在位，便破坏政事，毁灭王迹，导致国家丧亡；凡所谓圣君、贤人，如禹、汤、文武、周公、汉高祖、汉文帝等人执政，就王迹兴起，国家强大。有时候，他还认为天变也影响历史的变化，但这并不占其思想的主导地位。

《史记》著成之后，未即流行。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公布于世。自此至至唐中叶，“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唐初也只有少数人对它发生兴趣。但这段时间却是《史记》传播的重要时期。一是产生了对它的原则性的评价意见。刘向、杨雄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同时，杨雄又指出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_，，（《汉书·杨雄传》）。稍后，班彪、班固发挥杨雄的论点，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赞》）。这些看法，几乎成为此后二千年来《史记》研究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产生了不少补续注释《史记》的作品。东汉卫宏首先提出了《史记》有缺，后来班彪、班固亦谓“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张晏指出了所缺十篇的篇目，并说《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日者列传》为褚少孙所补。一般认为，所谓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确为第一个补续《史记》的人，但所补文字，均冠以“褚先生日”，而且不止是张晏所列四篇。褚少孙之后，续《史记》者很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等十余人，现在很难分清原作和补续之间的界限，但大体说来今本还未失原著的精神风貌。注释《史记》的人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是宋裴驷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张守节的《正义》；后人称为“三家注”。唐中叶以后，《史记》的流传就比较广泛了。韩愈、柳宗元把《史记》当作古文的典范加以提倡。其后迄于近代，基本上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虽然不乏支持司马迁思想的人，但基本上则是一方面指责他离经叛道，一方面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给予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