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国之乱
刘邦分封子弟造成郡国并立的政策是时代的错误,就从巩固刘家天下来看,它虽然能收到暂时的效益,却种下了长远的祸根。文帝时贾谊就指出,当时齐楚等国已各传子孙二三代,与皇家亲属关系日益疏远,感情淡薄。半独立的王国同集权的皇朝在各方面存在许多矛盾,相互猜忌,各怀疑惧,叛乱仅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他认为王国太强大就好比人患了肿病,一条小腿粗如腰,一根指头粗如腿,怎么能够指挥屈伸呢?所以他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主张尽封诸王子弟,使大国分为尽可能多的小国,“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中央才容易控制。另方面他又建议文帝把自己的亲儿子安排到要害地区建立大国以便拱卫皇室,说明他还是没有从根本体制上认清问题实质。但是文帝却采纳了贾谊的意见,把太子的同母弟刘武封为梁王,都于战略要地睢阳(今河南商丘),拥有四十多县富庶地区。又尽封齐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分齐国为济北、菑川、胶东、济南、胶西、济南、齐等六国。
当年刘邦在击灭英布后,封其侄刘濞为吴王,都吴(今江苏苏州),拥有江东五十三县,盛产铜、盐,国富民强。文帝时,吴太子人朝与皇太子发生冲突被误伤致死,刘濞从此怨恨不朝,图谋叛乱。由于文帝优容礼遇,暂时没有发作。景帝即位,晁错用事。晁错认为,诸王国太强大威胁皇室,应当绳之以法,抓住他们的过失以削夺国土作为惩罚,逐步减弱其势力,才能提高皇权,安定国家。尤其是吴国蓄谋叛乱多年,更应当严惩。他也估计到这样作可能激起变故,但是他说:“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既然是祸,迟发作不如早发作。景帝采纳他的意见,先后削夺赵国的常山郡,楚国的东海郡以及胶西国的六个县。最后在下令削夺吴国的会稽郡和豫章郡时,景帝三年(前154年)正月,吴王刘濞带头发兵叛乱。他纠合楚、赵、胶西、胶东、菑川、济南等六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借口,亲率吴楚联军二十多万人西征。胶西、胶东、济南、菑川等国合兵围攻仍然忠于汉王朝的齐国,赵国也暗中勾结匈奴,起兵反叛。一时黑云压城,长安城中的高利贷者认为东方战事胜败难知,竟不肯贷款给从军东征的列侯封君,好像汉中央政权已经命在旦夕了。
在吴楚七国声势汹汹的进攻面前,景帝也动摇了。他听信晁错政敌袁盎的谗言,以为牺牲晁错、退还削地可以换来和平,便授意丞相庄青翟等诬告晁错不忠,把他骗到长安东市腰斩,还残暴地杀害其全家老小。当然这种手法不可能解决诸王国同皇室的矛盾,只不过暴露了景帝的张皇失措,“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真正是亲痛仇快的一件蠢事。所以当袁盎等以接受条件杀了晁错而去吴国谈判求和时,刘濞却自称“我已为东帝”,拒不接见而把袁盎扣押起来。正如当时人指出的,刘濞处心积虑几十年筹备叛乱,哪里只是为了一个晁错?晁错主张削地不过给他提供一个借口而已。景帝不得已,只好决心讨伐。他派太尉周亚夫率主力反击吴楚联军,并派郦寄领兵攻赵,栾布领兵攻齐,大将军窦婴驻守荥阳接应。
吴楚联军西进,首先碰到坚决拥护汉王朝的梁国。梁王刘武是景帝亲弟,所以他虽然也是由于分封制而产生的诸侯王,却并不支持代表割据势力的吴楚七国,而是站到代表中央集权的汉王朝一边。吴楚联军猛攻梁都睢阳,周亚夫统领大军坚守昌邑(今山东金乡西),让吴楚军在睢阳坚城下消耗实力,却派出小部队袭扰其后勤供应线。梁王刘武在吴楚军主力围攻下很感吃力,多次向周亚夫求援,周亚夫都按兵不动。梁王转向景帝告状,景帝也命周亚夫援梁,周亚夫仍以根据实际情况可以灵活处置的理由拒绝接受诏命。梁王只好充分发挥自己的力量拚死坚守,吴楚军始终无法取胜。于是回过头来又攻击周亚夫率领的汉军,周亚夫仍然据险固守,不急于应战。吴楚军连战无功,士气低落,供应短缺,不得不退走。周亚夫这才挥兵猛追,吴王濞一败涂地,士兵饥死叛散,溃不成军,他只带上残兵千余人逃奔东越。在汉王朝重赏引诱下,东越人将他杀死向汉王朝请赏。楚王刘戊也兵败自杀。胶西等四国攻齐不克,汉兵到达,诸国各自溃退,国王们都自杀或被杀。赵王在汉军围攻下,最后城破自杀。声势浩大的吴楚七国之乱,前后仅三个月时间就全都失败了。这充分证明人民是拥护统一反对分裂的,所以野心家苦心准备了几十年,到头来几个月就统统垮台了。
平定吴楚七国之乱以后,汉王朝的威望大为提高,景帝趁势加强集权,严格控制王国。他规定诸王不得治理国事,仅能衣食租税。又减少王国官员,降低其品级,并统统由皇帝任命。此后皇朝的力量得以逐渐渗入王国内部,使它的独立地位日益动摇。到武帝时继续加强控制,诸王国名存实亡,由于分封而引起的割据叛乱问题这才终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