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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司马迁撰修史记（第1页）

十一、司马迁撰修《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县）人，生于汉建元六年（前135年），大约在汉武帝晚年去世，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哲学家、文学家。他的父亲司马谈是一位颇有学识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汉建元、元封年间（前140年至前110年）任太史令，著《前家要旨》，同时，他还抱定了记载汉兴之后“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宏伟理想，据现在研究，证明他不仅已编撰出了一些汉史的篇章，而且有本纪、有列传、有“太史公曰”，已备一定的著作体例和规模。司马迁幼年在家乡生活，“耕牧于河山之阴”，大约十岁时随父到长安，开始诵“古文”（经），曾跟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大约还听董仲舒讲过《公羊春秋》。他博通“六艺”，涉猎各种典籍及先秦诸子、“百家杂语”；精天文、律历、地理，并知医药、乐、占卜；喜文学，尤其推崇屈原、贾谊、司马相如的辞赋。2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远游，足迹遍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和今山东、河南等地。返长安后，他作了郎中。此后，他还侍从汉武帝到过今山西、河南、甘肃、内蒙等地。汉元鼎六年（前111年），他受命出使“西南夷”。次年，从“西南夷”返回，见父于河洛之间，这时，司马谈因病滞留洛阳，不能随武帝封禅泰山，“发愤且卒”，乃对儿子倾吐了自己“欲论著”的宿愿，谆谆嘱咐司马迁踵其事业。司马迁俯首流涕，庄重地表示一定继承父亲的遗志。元封三年（前108年），他继任太史令，遂能读到“靡不毕集于太史公”的“天下遗文古事”。于是开始积累材料，准备写作。汉太初元年（前104年），他倡议改历并积极参加了这一工作，把汉朝沿用的已不准确的《颛顼历》，改为比较精密的《太初历》。此后，他才全力以赴正式开始了著述工作。汉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败降于匈奴的李陵辩护，触怒了武帝，被定了“诬罔主上”的死罪，于是“深幽囹圄”之中。司马迁“家贫”，“财赂不足以自赎”，又“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他认为，自己的著作“草创未就”，如果伏法受诛，犹如蝼蚁般死去，实在“轻于鸿毛”。他抱着坚持完成自己著作的崇高理想，毫无愠色地接受了腐刑，以免一死。这一奇耻大辱，使司马迁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刑后不久，他被任命为中书令。他坚持著述，把自己全部的才学、见识和心血，都贯注于著作之中，终于完成了开创我国史学新时代的不朽著作——《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包括二十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大部分，共计130篇（卷），526500字，是一部组织严密、内容宏富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

《史记》著成之后，未即流行。汉宣帝时，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才公布于世。自此至唐中叶，“汉晋名贤未知见重”（《史记索隐序》），唐初也只有少数人对它发生兴趣。但这段时间却是《史记》传播的重要时期。一是产生了对它的原则性的评价意见。刘向、杨雄称赞《史记》“其文直，事其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赞》）。同时，杨雄又指出司马迁“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杨雄传》）。稍后，班彪、班固发挥杨雄的论点，认为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汉书·司马迁传赞》）。这些看法，几乎成为此后二千年来《史记》研究争论的焦点。另一方面，产生了不少补续注释《史记》的作品。东汉卫宏首先提出了《史记》有缺，后来班彪、班固亦谓“十篇缺，有录无书”。三国时张晏指出了所缺十篇的篇目，并说《武帝纪》、《三王世家》、《龟策列传》、《目者列传》为褚少孙所补。一般认为，所谓十篇，并非全佚，褚少孙确为第一个补续《史记》的人，但所补文字，均冠以“褚先生曰”，而且不止是张晏所列四篇。褚少孙之后，续《史记》者很多，有刘向、刘歆、冯商、卫衡等十余人，现在很难分清原作和补续之间的界限，但大体说来今本还未失原著的精神风貌。注释《史记》的人不少，其中最重要的是宋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张守义的《正义》，后人称为“三家注”。唐中叶以后，《史记》的流传就比较广泛了。韩愈、柳宗元把《史记》当作古文的典范加以提倡。其后迄于近代，基本上从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其中，虽然不乏支持司马迁思想的人，但基本上则是一方面指责他离经叛道，一方面在史学和文学方面给予极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