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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变制胜（第1页）

权变制胜

“权变”，本意是因时因事而变通，也就是权宜应变，或灵活变化、因应不穷。

孙武在（计篇）中说：“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这话的主要意思是，计算利害得失，采取我的计谋，就可以造成有利的态势，作为外在辅助条件。所谓有利态势，就是根据“利”的原则，灵活机动，掌握因敌制胜的权变本领。商场竞争，要精通权变，以权变制胜。

在市场竞争中，任何企业的经营者，必须根据竞争中的客观环境和主观可能，适时地选择最恰当、有效的办法。

权变哲学，或者权变方法论，认为要根据组织所处的内外条件随机应变，没有什么一成不变、普遍适用的“最好的”管理理论和方法，即否认存在着普遍适用于所有环境的管理原则。这是7O年代在美国兴起的管理学理论中的一种流派，是当代领导哲学、管理哲学发展的新趋势。

权变管理理论注重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寻求事物的本质，主张因人、因事、因时空、因环境、因目标需要、因国情而对管理采用不同方法，做到对症下药。

现代的社会、企业、组织，其重要特征是，多数活动都是通过人透过组织来完成的，任何工作的完成，都是一个群体共同努力的结果。以往那层层臃肿的官僚机构，繁琐的组织结构，守株待兔、萧规曹随、闭关锁国、自给自足经营方式，必然要在现代化高效率的要求下被淘汰。全球经济的成长，商品的日益过剩，竞争愈演愈烈，通讯的高度发展，电脑的广泛应用，生产技术的迅速创新，使组织规模愈来愈大。企业经营者想要达到目标，已经不再取决于个人手中的权力有多大，而是必须依靠一个训练有素的良好组织，去实施有效的管理工作，这就是权变方法论产生的背景。

其实早在2400多年前，兵法大家孙武已有权变思想。《孙子兵法》中有（九变篇），强调用兵打仗要千变万化，也就是说，攻防及配备行军等必须因着各种情况而实施，绝不可拘于一端。好比昨日所用的方法，今天未必适用，在别的地方是良法，在此地未必奏效，不可食古不化。孙武说：“故将通于九变之利者，知用兵矣。将不通于九变之利者，虽知地形，不能得地之利矣。治兵不知九变之术，虽知地利，不能得人之用矣。”（九变篇）意思是说，所以为将，能通晓各种权变的益处，可以算是懂得用兵了。如将帅不了解各种权变的益处，虽然知道地形情况，但是不能获得地形利用的效果。

治理军旅如不明了各种权变方式，虽然知道地形利用的效果，但是不能发挥军旅的效用。

中国古代还有许多权变思想及无数的历史事实说明，平等互利策略一旦脱离了实际，那么就要导致事业的失败。

《列子》里有一段孔子的故事，说明且例举了权变思想：“或问于孔子曰：”

颜渊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贡何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贤于夫子，而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说话且拙，勇且怯。

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为也。‘孔子知所设施之矣。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仲尼篇）

有人问孔子说：“颜渊是什么样的人？”孔子回答说：“颜渊是爱人的人，我孔丘不如他。”

又问道：“子贡是什么样的人？”孔子答道：“子贡是有口才的人，我孔丘不如他。”

又问道：“子路是什么样的人？”孔子说：“子路是勇敢的人。我孔丘不如他。”

客人于是质问说：“他们三个人都比您老先生贤，而他们都为您奔走效劳，这是为什么呢？”孔子说：“我孔丘能爱人又能残忍，既有口才又言语钝拙，既能勇敢又能胆怯。拿他们三人的才能，换我孔丘的本领，我是不换的。”

孔子是知道随机应变处理问题的人。一个人有超人的才能，品行廉洁，但缺乏明智而随机应变处理问题的本领，那就和愚蠢而无操行的人实质上是相同的。

这段文字所说故事是否真有其事已不可考，但这个故事说明一个道理，为人处世也应该灵活。孔子提出“仁”，“仁”就是爱人，但不能一味爱人，该“忍”的时候也应该“忍”。该“勇”的时候“勇”，该“怯”的时候要“怯”。有的场合需要“辩”，有的场合则需要表现出“拙”。孔子认为，不能灵活处世，不能根据实际情况处理问题，则是愚蠢，这是有道理的。

集法家大成的韩非借了一个故事，说明权变思想，他说：“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古，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固释其束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官，皆守株之类也。”

韩非的意思是说，圣人不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而是根据当前社会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宋国有个人在一次耕田的时候，看见一只兔子奔跑时撞到树，碰断了脖子死了。从此他便放下手中的农具不干活，守在树边，希望再碰到死兔子。他当然不可能再得到兔子了，这件事却成了宋国的一个笑话。今天假使谁还要用古代先生的那套办法来治理现在的老百姓，那就像守株待兔的那个人一样愚蠢可笑。

这段话说明：人类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代胜过一代，因而“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古，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必须根据不同时代的不同特点，制定相应的政治措施，绝不能因循守旧，一切率由旧章。

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也举了一段故事为例，说明不通晓事物的变化，没有合乎实际的决策，绝不会收到预期的效果：“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河水。河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令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于此。”

楚国人想袭击宋国，先派人在河水可以渡人的地方设立标志。不料河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这种情况，夜里循着标志渡河，淹死的人有一千多个。

士兵惊惶失措，混乱得象城市的房屋倒塌下来一样。在他们早先设立标志的时候，本来可以从这里渡河。现在水情已经发生了变化，水涨得多了，楚国人还是沿着没涨水时的标志渡河，这就是他们失败的原因啊！现在世界上那些主张沿用古代圣王治国的方法，来治理今天的国家的说法，同这个很相似。

明智的人必须通变，当权者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治国。楚人与此相反，他们不了解河水的上涨情况，夜里仍旧按照河里没有涨水时设立的标志渡河，所以溺死千人，打了个大败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