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鸣凤记的著作权属于谁（第1页）

《鸣凤记》的著作权属于谁？

明代嘉靖年间，在我国剧坛上出现了一部令人注目的传奇剧本《鸣凤记》。它以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生动的艺术描写，在当时以生旦悲欢离合故事为主的戏剧创作思潮中，独脱窠臼，奇峰突起，至今在文学史和戏剧史上仍占有重要的地位。

嘉靖皇帝是个道教迷，政务均由内阁处理。严嵩在内阁21年，当首辅17年，结党营私，把持朝政，残害忠良，鱼肉百姓，造成了一个政治上异常黑暗的时期。《鸣凤记》写严嵩用阴谋手段屈斩了大学士夏言，兵部主事杨继盛不服，挺身而出揭露严嵩的罪行，被贬为驿丞。但杨继盛仍坚持斗争，半夜写奏文时鬼魂显灵和妻子劝阻都动摇不了他的决心，结果也被严嵩诬害，夫妇双双殉节。后来，邹应龙、林润等青年一代继续把这场斗争进行下去，经过8个谏官前仆后继的努力，终于获胜，严嵩罢官，严世蕃斩首。剧中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都是真实的，它的出现在当时震动很大。焦循《剧说》中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王世贞曾邀请某县令同观《鸣风记》的排演，某县令一看是揭露严嵩的，吓得脸色发青，拔腿就走，王世贞拿出一个文件告诉他“嵩父子已败矣”，县令这才敢把戏看完。另有一则记载说，有个名金凤的演员，曾接近过严世蕃，对其人比较了解；后来《鸣凤记》流行，他就扮演了剧中的严世蕃。据此可知，《鸣凤记》最晚当诞生在严氏垮台之际，它至少参与了扫除严氏余党的政治斗争，是后世“现代剧”的开山之作。

严嵩治罪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据此推算，《鸣凤记》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然而遗憾的是，它究竟是谁的作品，却还不能获得定论。

明代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吕天成所著《曲品》盛赞《鸣凤记》“纪诸事甚悉，令人有手刃贼嵩之意”，文后注日“王凤洲作”。王凤洲即王世贞之号，世贞字元美，别署弁州山人，江苏太仓人，曾任刑部尚书，是明代中期著名的复古主义文学家，“后七子”之一。清代无名氏《古人传奇总目》、《传奇汇考标目》，梁廷栅《曲话》，支丰宜《曲目新编》，姚燮《今乐考证》等书也都认为《鸣凤记》系王世贞所作。梁廷枬还分析了剧本的结构、文词、手法，断定决非出于“俗手”。乾隆辛丑春（1781年），黄文旸“受盐使者聘”，参与“奉旨修改古今词曲”，后将所见剧目及其作者经多方考核，编成《重订曲海总目》一书，亦认为《鸣凤记》为王世贞所作。

焦循《剧说》（成书于清嘉庆十年）则说《鸣凤记》主要不是王世贞写的，他只写了其中的一折，“鸣凤传奇，弁州门人作，惟法场一折，是弁州自填词”。不过，这个“门人”叫什么名字，焦循却没有说。

时至近代，各种文学史和戏曲史，大体上还是承袭这两种说法，莫衷一是。如刘大杰《中国文学史》曰：“这一个时代的戏曲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王世贞的《鸣凤记》。”张庚等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曰：“《鸣凤记》和他（指王世贞）有关系，是他或其门人听作。”也有人因为“门人”不知姓名而曰：“《鸣凤记》是嘉靖、隆庆间无名氏的作品。”（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

前不久，陆萼庭《曲海一勺》一文（载《学林漫录》第5集）又为《鸣凤记》的作者问题提供了一条新资料。据云，《太仓州志》卷二十七有曰：“唐仪凤，州凤里人，才而艰于遇。撰《鸣凤》传奇，表杨椒山公等大节，书成质之弁州。弁州日，子填词甚佳，然谓出自子则不传，出自我乃传，吾非欲掠美，正以成子以美耳。仪凤许之。弁州乃赠以白米四十石而刊为己编。然吾州则皆知出自唐云。”陆萼庭认为“其事极合乎情”，“描摹王氏口吻，提出两层理由，尤为娓娓动听”，因而“其事之可能性实甚大”。

那么，唐仪凤是否就是焦循《剧说》中所谓的“弁州门人”呢?

肯定的答案还很难得出。

于是《鸣凤记》又冒出来了第三位作者。

（缪依杭）《西厢会真传》是谁的评本?

《西厢记》，元代王实甫撰；《会真记》，唐代元微之撰。后人将它们合在一起，遂成了《西厢会真传》一书，并加了评注，以便于读者更好地欣赏。加上评注，对于欣赏者来说，确实是一件大好事，但对专门研究家来说，因为评注者未在书中“自报家门”，所以使得他们颇费周折，而且至今仍众说纷纭，无法定论。归纳起来，大致有三说。

一、沈璟、汤显祖评本说。此说认为《西厢会真传》的评注是沈璟、汤显祖二人所加。谭正璧《元曲六大家传略》引松凫室主《现存杂剧传奇版本记》说，《西厢会真传》为“汤玉茗沈词隐批本”。（汤显祖有《玉茗堂四梦》，后人因之而称他为“汤玉茗”，沈璟又号词隐。——笔者）郑振铎在《西厢会的本来面目是怎样的?》一文中，也说它是“汤玉茗沈词隐评本”。罗伉烈《西厢会真传后识》说得更清楚：“此书点评处大凡指文情若批《董西厢》之例者当出于玉茗；沈之识见不高，至批注或不免俗陋，侈言音律而曲中异读字悉为圈声者必出其手也。……此书固非寻常坊刻，二人之点评宜可信也。”此说的依据是明代万历四十二年王骥德香雪居《西厢会真传》刊本中的这一段话：《西厢会真传》，“元大都王实甫撰，会稽方诸生校注，山阴徐渭附解，吴江词隐生评，古虞谢伯美、山阴朱朝鼎同校”。合弘治岳氏本的“汤显祖、沈碌批评”。

二、闵遇五评本说。此说认为：《西厢会真传》的评注，是《五剧笺疑》的作者闵遇五加的。蒋星煜在《论（西厢会真传）为闵刻闵评本》一文中，通过《西厢会真传》的评注与《五剧笺疑》比较后，得出这一结论：（一）《西厢会真传》的评语绝大部分和《五剧笺疑》相同，只是语句有前挪后移，有的另外加几句罢了。如王骥德本《西厢会真传》评“佛殿奇逢”一出有段评语说：“么。方本改作幺，凡北词第二曲皆谓之么，犹南词之前腔也。”《五剧笺疑》为：“么。北词第二曲谓之么，犹南词之前腔也。或作幺篇”就是例证。（二）“花阴唱和”一出中，《西厢会真传》眉评中一再用“愀保”语，而不用“瞅睬”，《五剧笺疑》也不用“瞅睬”而用“愀保”，甚至把“愀保人”称为“愀人”，“保人”。（三）《西厢会真传》本《西厢记》中批评中凡是转引的文字或出处，都分别标明“方本云”，“徐文长云”，“徐释”，“朱本”等字样，《五剧笺疑》也是注明“王伯良本”，“徐云长云”，“徐释”，“朱本作”等字样的。（王骥德号伯良，别号方诸馆，王伯良本和方本是同个刊本）据此三点，蒋星煜说：“由此可见，《西厢会真传》本《西厢记》的批评和《五剧笺疑》都是用‘方本’、‘徐本’作主要参考的，行文、体例也如出一辙，《五剧笺疑》既是闵遇五手笔，则前者也应该是闵遇五手笔。”

三、诸家评注杂烩说。张人和在《（西厢会真传）‘汤显祖沈琛评’辩伪一文》中，认为《西厢会真传》的评注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的，而是汇集各家评注而成的。因为：《西厢会真传》的评语既抄录了徐士范明万历八年《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中的评语，如“佛殿奇逢”一出中，徐士范本评“赏花时”曲说：“博陵崔氏唐著（姓）”，评“么”曲说“开卷便见情话”，评“天下乐”曲说“张世慢世之情更”等，《西厢会真传》中都原封不动地搬进了；又有一半以上是抄录的王骥德《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中的评语，如王本评楔子和第一折“油葫芦”曲说：“‘这河’二字俱白，读断，直贯至‘浮槎到日月边’，总来形容此河，徐云：‘张之行骑一路沿河而来也’。”在《西厢会真传》中就基本相同：“‘这河’宜读断，直贯至‘浮槎到日月边’，总来形容此河。张之行骑一路沿河而来，寓目成感者也。”它还抄录檠鞋袜薖硕人增改定本《西厢记》里的评话；也有的则出于自身之手的。故而，张人和说，它是“诸家评注的杂烩”。

综观上述三说，可以说它们都有自己的立论依据，都有一定的理由，至今仍是各持己见，不肯相让，三说并存，不失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谜。

（宁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