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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传（第4页）

在以刘备和诸葛亮为首的蜀汉统治集团中，有很早就跟随着刘备东征西讨的北方旧人，如关羽、张飞、赵云、孙乾、简雍等，又有在刘备占领荆州后，跟着刘备入蜀的荆楚人士，如庞统、蒋琬、陈震、马谡、向宠、黄忠、张南、冯习等，还有原为刘璋旧部的益州人士，如法正、李严、吴懿、费观、董和、程畿、张嶷、马忠等，甚且还有从敌对国归顺过来的，如姜维等，这些人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管来自何等地区，参加蜀汉集团是否先后，只要忠诚于“复兴汉室”大业，有一定的才能，诸葛亮都尽量录用，尽力发挥他们的作用，公正地对待他们，甚至让他们担任重要的官职，处于显要的地位。这种选士授职不以主观色彩和从狭隘的本派私利出发，而是着眼于整个集团利益的作风，表现了诸葛亮杰出的政治家风度。

巴郡人张嶷，出身寒微，刘津时只是个下级官员，诸葛亮发现他“识断明果”，并有“忠诚之节”，提拔他为越巂太守。张嶷到任以后，在处理本郡复杂的民族关系方面，显示了他灵活机动的领导能力，一时之间，“蛮夷皆服，颇来降附”（《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在贯彻诸葛亮“安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巴西郡人王平，出身士卒，手不能书，文化水平很低，原是曹操手下的小军官，刘备征汉中时投降刘备、由于他“遵履法度”（三国志?蜀书?王平传》），实践经验较丰富，在街亭之战时立了功，诸葛亮提拔他为讨寇将军。在日后诸葛亮北伐等战役中，他也屡立战功，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杨洪原是犍为太守李严手下的功曹小吏，当刘备北攻汉中急需援兵时，诸葛亮向他征求意见，发觉他很有政治头脑，于是提升他为蜀郡太守。何抵原是杨洪门下书往，因有“才策功干”，又被诸葛亮提升为广武太守，这里还有一段轶闻。据说每当朝会，何祗与杨洪平起平坐，杨洪开玩笑地对何祗说：“你的马怎么跑得那么快？”何祗回答说：“不是我的马跑得快，而是你没有快加鞭啊！”一时传为美谈（见《三国志?蜀书、杨洪传》裴注）李严、杨洪、何祗三人原来官职悬殊，而后来却同为太守，这件事使人们看到了诸葛亮不拘一格提拔人才，能“尽时人之器用”的用人风格。费祎、董允俱为太子舍人，职位较低。费伟“有俊才”、“识悟过人”，董光能“斟酌规益，进尽忠言”。诸葛亮发觉他们各自的才干之后，分别委以重任。费祎在完成联吴修盟的外交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董允为侍中，领虎中郎将，恪尽职守，处事干练，是蜀汉优秀的高级官员。费祎、董光以及蒋琬，是继诸葛亮死后主持蜀汉军政事务的重臣，时人把他们与诸葛亮并称为“四相”，又号“四英”。

3．采取措施，广泛延引人才。

在延引人才方面，诸葛亮是通过这么几条途径来完成的。

首先，前面已介绍过的许靖，他与当时著名学者蔡邕、孔融齐名，资望颇高。刘备人益州时，本不想用他，但法正认为应该起用，以扩大影响，诸葛亮也非常赞同法正的意见。因而许靖官至司徒，“爱乐人物，诱纳后进”（《三国志?蜀书?法正传》），对人才的招纳起了不小的作用。诸葛亮对他也很敬重，经常以学生的身份去拜访他。

像许靖、杜微这样的老懦生，应该说是没有多大实际工作能力的。但诸葛亮这样做的目的，是在表示对书生儒士的重视，以便招引更多人才。

其次，诸葛亮特别鼓励和奖赏属下及各州郡长官向他举贤荐能。他因丞相椽，当过广汉太守的阆中人姚伷向他推举了一批“文武之士”，还专门写了一篇教令号召大家向姚伷学习，教令中说：“当臣下对国家最忠诚、最有益处的工作，莫过于为国家多推荐人才。姚伷能够这样做，希望大家都来学习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不仅自己当伯乐，还鼓励大家都当伯乐。这样一来，何愁人才不会向蜀中大批涌来！

另外，据《诸葛亮集?故事》卷5中记载，为了延引人才，诸葛亮做了丞相之后，还专门在成都城南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以集诸儒，兼待四方贤士”，这对于人才的吸引，也是有一定影响的。

4．循名责实，注意对官吏进行考核。

为切实做到“任人唯贤”，诸葛亮以“循名责实”对官吏进行考核，要求官吏们为政要讲求实效，他特别强调“治实而不治名”这条原则，反对名不符实、表里不一的作风。

诸葛亮考核官吏的标准，也是他考察。识别、使用人才的标准。他提出了七条“知人”之道，即分别对人从“志”、“变”。“识”、“勇”、“性”、“廉”、“信”七个方面进行了解、考察的办法。“志”就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向对方提出是非不同的问题，观察其志向；“变”，就是“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即向对方提出复杂的难题，考察他对问题的解答、应变能力；“识”，就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向对方征询计策，以观察其见识；“勇”，就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告诉对方有艰难险阻的存在，考察其是否有临危不惧的精神；“性”，就是“醉之以酒而观其性”，即考察其在醉酒之后所显示的品性和本色；“廉”，就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把对方安置在有利可图的位置上，考察其是否廉洁；“信”，就是“期之以事观其信”，即托对方办事，考察他是否守信用（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

除了“七条”，诸葛亮还严格地考查官员身上是否存在着“五害”。这“五害”分别是：“因公为私，乘权作权”；“内侵于官，外采于民”、“过重罚轻，法令不均，无罪被宰，以致灭身”；“纵罪恶之吏，害告诉（上告申诉）之人”；“阿私所亲，枉克所恨”，“不承法制，更因赋敛”，“诈伪储备，以成家产”；“民失其职”（即加重人民负担，使人民无法生存）。对犯有‘五害”的官员，一定要严惩不贷；没有“五害”的官员，一定受到奖赏（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

六、治军?木牛流马?八阵图

以身兼将相而自许的诸葛亮；在治国理政的同时，未尝一日不在思谋治军、用兵之道。陈寿呈献给晋武帝司马炎的《诸葛氏集目录》中，就有《兵要》、《军令》等篇章。至今留存在《诸葛亮集》中就有“兵要十则”、“军令十五条”，以及有关谈兵治军的论述。

治军是为了治国，这是作为政治家又是军事家的诸葛亮治军的一贯指导思想。治军是为了“存国家安社稷”，“国以军为辅，君以臣为住，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国家的安危在于军队的强弱，这是诸葛亮高度重视武装力量建设的思想根源。

既然国家的安危系于军队的强弱上，而军队的强弱在很大程度上又取决于将帅的素质和才能，那么选择将帅之重要就可想而知了。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就是对将帅选择的重要与要求之严格。诸葛亮时将帅的选择，与他治国举贤授能一样，注重德才并重。德，就是良好的道德，这里面包括对国家的忠诚，处事以公的原则，同时也包括爱民的思想。“非民之将，非国之辅，非军之主”（同上），意思是说，眼里如果没有老百姓，处事不考虑民众利益的将帅，他就不是国家的良辅，就没有资格当军中的主帅。才，就是要求作为将帅要精通军事，懂得谋略，善于打仗。

在蜀国，能够称得上合格的将帅，在诸葛亮的心目中并不多。从《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所叙，以及《出师表》中所涉及的，只有将军向宠和后来担任蜀汉主帅的姜维，诸葛亮才认为他们够得上是德才并重的将帅，可见他对将领的选择要求之严。

对军事将领全面军事素质的要求，集中体现在下面的一段话中：

一个将领要审知天时与地利，更要注意人和，要关心和爱护部属；既要熟悉各种攻防兵器，擅长运用掌握，又要注重赏罚公正严明对士卒作战勇敢与否所起的作用；要洞察敌人的阴谋，善于掌握敌人的动向，要了解进军路上的险阻，何处安全，何处危险，要变被动为主动，讲军和退却，要掌时机；防守要充分部署、提高警惕，进攻要加强力量，扩大声势；攻与防，都一定要积极发挥士兵的作用；对成功和失败都要充分估计到，要争取尽量减少伤亡（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3）。

在具体治军的方法上，诸葛亮采用礼治和法治相结合的办法。

所谓礼治，就是用儒家思想进行教育。诸葛亮在治国治军方面，最反对“不教而诛”，平时要重视教化，对军队要“教之以礼义，诲之以忠信，诫之以典刑，威之以赏罚，故人知劝。”这就是说，要在思想上用礼义忠信的封建伦理观念武装将士们的头脑。为什么要这样做？诸葛亮解释说，从军事观点上讲，一个将帅能够“善养士卒”就可称得上是“仁”；将士如果能“以身殉国”，就是“忠”；不为利禄富贵所动摇，就是“义”；胜利了不骄傲，不居功，是“礼”；能够“奇变莫测，动应多端”，就是“智”；“赏不逾时，刑不择贵”，就是“信”，能够做到忠、义、礼、智、信的军队，就是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以上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

以法治军，就是强调要以典刑、赏别来警戒官兵。如果说礼治是务虚的话，那法治就是务实的了。在诸葛亮看来，厉行法治是军队的法宝，他说：“一个做将帅的，统率着百万的军队，要使这么多人束肩敛息，躬身并足，集中注意力，连大气也不敢出，连头也不敢抬地来服从命令，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法制。”（原文见《诸葛亮集?文集》卷4）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即使有“百万之师”，也是“无益于用”的。诸葛亮非常推崇先秦军事家孙武、孙膑等人，赞赏他们在治军之中执法严明的作风。他认为，将士作战立了功，就要按功劳的大小给予奖赏，如果违犯了军法，那就不管他地位有多高，平时对他多亲近，也要依法处罚。著名的例子，就是忍痛挥泪斩马谡。马谡违犯军令，失了街亭，被处以死刑。当时蒋琬到汉中对诸葛亮说：“天下未定，杀掉智能之士，岂不是很可惜吗？”诸葛亮回答：“孙武之所以能够制胜天下，就是靠他严明的军法。现在刚刚和敌人交战，就因人而使军法受到破坏，怎么能够去讨贼呢？”（原文尼《三国志?蜀书?马良传》裴注）可见诸葛亮对以法治军的态度是相当坚决的。法治对于诸葛亮本人也不例外，当第一次北伐失败时，他上疏承担责任，自贬三等。

在用“札”与“法”治军的同时，诸葛亮还十分注意对军队进行技术训练，即重习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诸葛亮集?文集》卷4）他还说：“一支经过高度习练的军队，如果由一个才能不高的将帅来指挥，不见得就会失败；如果一个很有才干的将帅，统率的是一支没有训练的军队，也很难取胜。”

正因为诸葛亮以“礼”、“法”治军，军队训练有素，阵容严整，因而蜀军的战斗力是比较高的。后人评论蜀军“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帅数万之众，其所兴造，著数十万之功，是其奇者也”（《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注）；“密如鬼神，疾如风雷，进不可当，退不可追，昼不可攻，夜不可袭，多不可敌，少不可欺”（宋?苏轼《诸葛武侯画像赞》），这些赞语，虽多溢关之辞，但纵观蜀军在历次北伐战斗中，胜多败少的情况来看，诸葛亮治军的成效应该是很卓著的。

诸葛亮在治军方面，还有值得一提的方面，这就是史传上所称的“长于巧思”，陈寿说：“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驽，木牛流马，皆出其意。推演兵法，作八阵图，咸得其要。”（《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这是指诸葛亮在改进兵器和运输工具方面有所创新，创造性地发展和丰富了古代的兵法阵图，在军事科学方面有一定的贡献，

驽，是一种用机械力量射箭的兵器。诸葛亮改进入连驾，称之为“元戎”，说是“以铁为磁矢，矢长八寸，一驽十矢俱发。”这是一种杀伤力很大的劲驽。1964年，在成都附近出土的蜀汉钢驽机，证实了是经过诸葛亮改进的连驽的一种。

木牛、流马都是木制运载工具（主要用来运载粮食）。木牛是一种木制独轮车，在汉代以前就有了，汉代称之为鹿车。诸葛亮据此把它改进成“一脚四足”的木牛。木牛大体上可载一人一年的吃粮（约600多斤），每天可走20里地。在木牛的基础上，诸葛亮又加以改进，制成了流马，流马是木制四轮小车，行走的速度比木牛快，也较平稳，适合蜀国山地的运输。木牛。流马都是用人力推拉，不用铡草喂牲口，对解决蜀国向前线运输粮食起了不小的作用。

八阵图就是八种阵形变化之法。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八阵”的名称，如狲嫔兵法》中就有“八阵”、“十阵”等篇目。诸葛亮很讲究阵法，他的八阵图就是在学习继承古代兵家的布阵之法的基础上创新出来的。诸葛亮自己曾说：“八阵既成，自今行师，庶不覆败矣。”（见《水经?江水注》）这并不是自吹自擂，在实践中，确实使魏军吃了不少苦头。

诸葛亮八阵法之详细内容，没有留传下来，后来有的书上绘制了八阵图，大多是后人的伪作。相传诸葛亮曾经聚石为八阵图，以此来训练军队。石垒八阵图的遗迹现存有三处，一在令陕西省勉县南，一在令四川省奉节县南江边，一在今四）；省新都县的牟弥镇。哪一处是真的，哪一处是假，尚无确论。其实不管是真是假，由于年代久远，现从遗址中也无法探究出诸葛亮八阵图的具体面貌。

七、七擒孟获南抚夷越

在叙述“七擒孟获”故事之前，必须介绍南中叛乱的由来。

在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辖境包括今云南、贵州和四川南部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着叟、青羌等多种少数民族。东汉中后期，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对人民横狂暴敛，南中各民族也深受这种暴虐统治之害。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东汉统治者对西南各族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激起了各族人民的多次反抗。虽然每一次起义和反抗，都被统治者残酷镇压下去，但斗争风云总是此起彼伏，从未间断。

面对东汉时期这种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情况，诸葛亮早在《隆中对》中就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民族和睦方针，认为这是刘备集团占据益州后巩固内部、求得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刘备入主益州之后，先后派了“轻财果毅”的邓方和处事于练的李恢为南中地区主政长官。由于他们很好地执行了诸葛亮的“和抚”政策，注意不过重剥削压迫少数民族，约束了地方官吏和豪强的霸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南中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缓和了当时尖锐的民族矛盾，蜀汉政府对南中地区的控制也得到了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