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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第3页）

杨玉环到时，玄宗已等得心焦，见她轻移莲步，趋至座前，款款深深地拜将下去，马上赐她平身，令官婢将她扶起。此时已是黄昏，宫中烛影摇红，阶下月光映采，玄宗就在灯月下，细细打量杨玉环。只见她肌态丰艳、骨肉亭匀，果然倾国倾城。当下设席接风，令她侍宴。

杨玉环是初次得觐天颜，怎敢怠慢，谢过皇恩，就在玄宗身旁坐下。玄宗让高力士拿来玉笛，要她吹奏助兴。殿内顿时清音环绕，逸韵不绝。玄宗又把自己创作的《霓裳羽衣曲》抄录下来，要她演唱。杨玉环只看了一遍，便心领神会地依曲唱起，并且字字清楚，声声动人，玄宗禁不住连声叫好。

酒宴之后，玄宗拿出许多金钗钿盒，作为定情礼物，赐给杨玉环，第二天便把她带进皇宫。杨玉环特别善于揣摩玄宗的旨意，喜得玄宗不可名状，常对宫中人说：“朕得杨妃，如得至宝，这是朕生平第一快事呢。”

梅妃见玄宗得了杨玉环，便渐渐地疏远自己，心中自然不快；杨玉环见梅妃容貌出众，玄宗还在眷念，更是炉火中烧。于是二人你嘲梅瘦，我诮环肥，后来竟发展到避路而行，势不两立。

要论才貌，梅妃并不在玉环之下，但比起精明狡黠，玉环则远在梅妃之上，结果当然是梅输杨赢。天宝四年中历八月王寅（745年9月17日），杨玉环得以册立为贵妃，礼遇实同皇后。梅妃却被迁往一般妃嫔居住的上阳宫。此后，杨贵妃对玄宗严加监视，定要把“三千宠爱”集于一身。

第二年夏天，玄宗偶尔来到梅馆，见落红无踪，梅枝憔悴，不禁想起梅妃，便命高力士牵着小马到上阳宫宣召梅妃。

不一会儿梅妃到来。玄宗见她面庞清瘦、腰围减损，早已动了惜玉怜香的念头。梅妃下拜时，玄宗亲自扶起，问她为何消瘦了许多。梅妃回答：“自迁入上阳宫后，难睹天颜。回想起当年的好景，感慨万千，怎能不消瘦呢?”玄宗听了心中更加怜爱，便好言劝慰：“虽是消瘦，却越见清雅了。”梅妃又答道：“怕还是肥一些好啊!”玄宗只得尴尬地笑了笑，说：“各有各的好处。”随后，忙命宫女进酒，与梅妃同饮。两人追叙旧情，不知不觉已到深夜，便进房就寝。

第二天一早，玄宗被一阵急促的打门声惊起，不禁怒气冲天地问：“何人敢来胡闹?”话音未绝，外面已传来贵妃娇滴滴的声音：“天光早明，皇上为何尚未视朝?”玄宗一听，顿时转怒为惊，披衣急起，还将梅妃一把抱起，藏到帘后，然后转身开门。

杨贵妃进屋一看，一双绣鞋还在床下，顿时又吵又闹，并声称“妾情愿退出宫外，让梅精在此专宠。”玄宗再三劝慰，可杨贵妃的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惹得玄宗也发起火来，让高力士把她送到堂兄杨镭家中。

杨贵妃一走，玄宗很不是滋味，整天呆坐宫中发闷气。太监、宫女在一旁服侍，并没有什么过失，可他就是不称心，动不动就把他们毒打一顿。高力士服侍玄宗多年，当然明白玄宗的心思，到夜间就找个机会劝玄宗把杨贵妃接回宫中。杨贵妃这一退一进之后，更加骄横，“玄宗凡有游幸，贵妃无不随侍”。

再说梅妃白天宝五年召幸一次之后，几度花开花落都无缘一睹天颜，整日独处宫中，郁郁不欢。天宝九年（750年）中历二月，她写了一篇《楼东赋》，请高力士转呈玄宗，指望它能像司马相如的《长门赋》一样，使自己再得宠幸。

然而，这事又让杨贵妃知道了。她又演起以退为进的闹剧，在玄宗身旁不停地唠叨：“陛下若不忘旧情，何不把她再次召入，我情愿让出。”玄宗先是忍气吞声地不与理睬，可杨贵妃始终不肯让步，一连几天，冷言冷语地用话刺他。一天，玄宗忍不住了，高声吼道：“难道朕真的不敢撵你么?”杨贵妃一听更是大哭大闹，不停地嚷道：“要撵就撵、要撵就撵……”玄宗不得不派人把她送到杨国忠（杨贵妃的另一个堂兄）家中。

杨国忠见杨贵妃又被逐出，大吃一惊，忙托人入宫劝说：“妇人智识不远，有忤圣情，然贵妃久承恩顾，何惜宫中一席之地，使其就戮，安忍取辱于外哉!”（《旧唐书·后妃传》）玄宗听了有些动情，就派宦官张韬光把宫中御馔给杨贵妃送去。杨贵妃见张韬光后，哭着托他转告玄宗：“妾忤圣颜，罪当万死。衣服之外，皆圣恩所赐，无可遗留，然发肤是父母所有”。说完拿起剪刀截发一缕，递给张韬光。

玄宗见了一绺青丝，更是牵动旧情，忙命令高力士去把贵妃召回。从此，唐玄宗再不敢越雷池一步；杨贵妃遂得专宠，梅妃则始终在上阳宫中寂寞度日。《楼东赋》几乎已消失在玄宗的记忆之中。

直到十多年后，杨贵妃早已死去，安史之乱基本平定，在寂寞中聊度残年的太上皇才重新想起梅妃，经一番查寻后得知，她已死于乱军之中。

点评：

暂时的后退是为了将来的前进，忍一时之辱，待机而起，才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这无疑是封建时代千千万万妃嫔们争相追逐的目标。然而，得以成功者却寥若晨星，因为这不仅需要倾国倾城之貌，能歌善舞之才，而且还需要张良、陈平般的谋略。玄宗天宝年间江采苹与杨玉环之间的斗争，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8。忠勤能相房玄龄

房玄龄做了近二十年的太平宰相，是一位至忠至勤的能相，其善始善终，尤为难得。

房玄龄生地北周武帝建德八年（579年），齐州临淄（今山东淄博）人，曾祖和祖父都曾在北魏和北齐为官，父亲房彦谦，是当时的著名学者，与朝野之间的才俊多有交往，他虽长期在隋朝做官，但以他的政治敏感觉察到隋必定长久不了，就想辞官不做。在任上他曾积极地为民众谋福利，深受当地群众的爱戴。

房玄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受到了这样气氛的长期熏陶，逐渐确定了治国安民、造福民众的志向，也培养了他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还是在隋文帝时期，大多数人都称颂隋朝的功德，房玄龄却看出了其中潜藏的危机。他说：“隋朝本是篡夺了人家的权位，对百姓并没有建立什么功德，并未扎根人心的深处，只不过一味欺骗百姓而已。现在兄弟之间又互相争夺皇位，贵族们竟相享乐，又在内部互相勾心斗角，甚至骨肉相残。这样的王朝，其灭亡是跷足可待的。”后来的事实证明，房玄龄的看法是极有预见性的。

房玄龄的个人品德也极为人们所称赞。他是一位孝子，就是对继母也是至孝。继母病了，他请医抓药，每当医生过门，他都哭泣着垂手侍立；继母死了，他居然因伤心而不能尽食，以至骨瘦如柴。对父亲就不用说了，他的父亲卧病一百多天，俗语说，“床前百日无孝子”，房玄龄却能始终如一，在服侍父亲的时候，从未脱衣睡过觉，都是合衣而卧，其尽心尽意，是可以想见的。房玄龄的这种个人品德，对他日后有大的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当时，隋朝的吏部侍郎（专管选拔调整官吏的人事工作）高孝基就评论说：“我见过的年轻人多了，从未见过象他这样的人，房玄龄将来一定会成为了不起的人。”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之时，房玄龄正任隋朝的隰城（在今山西汾阳）尉。李渊派其子李世民（后来的唐太宗）带兵去平定渭水以北地区，房玄龄经过分析比较，认为隋朝灭亡只是迟早的事，而在诸支起义军中，唯有李唐政权深明大义，极得民心，又能礼贤下士，将来必定能据有天下，于是，他就毅然抛弃了隋朝的官位，投奔了李世民。当时，李世民距他有八百里之遥，他“杖策谒于军门”，拜见了李世民。一谈之下，大为投机，李世民即委以渭北道行台记室参军的重要职务，把他当作重要谋士看待。从此，李世民与房玄龄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此后的三十多年中，两人密切合作，使李世民成为一代明君，房玄龄也成为一代名相。

房玄龄跟李世民一起参加了许多次战斗，在平定隋朝大将、也是一员极富战斗力的骁将王世充的战斗中，，房玄龄积极出谋划策，为取得这场关键性战役的胜利立下了功勋。在战斗的间隙，房玄龄陪同李世民去拜见一个叫王远知的道士，据说这王远知道行高深，能上知一千年，下知五百年，是一位高人隐士。他们化装成普通人，“微服”私访，那王知远却一看即知，告诉李世民说：“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也。”从这以后，房玄龄更加尽心尽力地辅佐李世民，坚定了他追随李世民，辅其为天下英主的意愿。

李世民因赫赫战功而被封为秦王，又官居唐朝特设的“天策上将”，势力很大。李世民还极其善于招揽人才，在秦王府中就有所谓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多谋善断，陆德明、孔颖达精通经学，姚思廉擅长文史，虞世南以书法名世，其余十数人也是当时的人杰才俊。在这“十八学士”当中，房玄龄据其首。在秦王府的十多年中，为秦王李世民招致人才，是房玄龄的重要任务之一。

《旧唐书·杜如晦传》记载，起初，杜如晦做李世民的兵曹参军，其职责是帮助训练士兵，不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后来，秦王府中的人派往各地的越来越多，杜如晦也要被调到外地去。房玄龄听说了，赶忙跑去对李世民说：“王府中的英俊才杰被调出的越来越多了，别的人我都不觉得可惜，只有杜如晦不能调走，他是个其智能识大局，其才可安天下的人才，您如果还想经营四方，取得天下的话，非此人不可。”

李世民听了以后，十分感激地说：“如果不是您提醒我，我差点失去了这个人才。”李世民立即撤销了调令，重用杜如晦。以后以多年的实践证明，房玄龄的认识是正确的，杜如晦在评断大事上，极有见地，以致有了“房谋杜断”这一说法，意思是说房玄龄善建嘉谋、杜如晦能正确决断。二人密切配合，为唐代的安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后来，太子李建成在唐高祖李渊的支持下与齐王李元吉联合，共同迫害秦王李世民，企图除掉他，以免将来生乱。一次，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于酒中置毒，李世民饮后腹中暴痛，被送回家里，呕血数升才保住了性命。还有一次，李建成借陪父皇打猎的名义，特意为李世民准备了一匹烈马，等到李世民骑马追逐一头麇鹿时，烈马狂性发作，把李世民甩出了一丈多远，差点摔死。后来，李建成又与李元吉密谋，准备在替李元吉出征饯行的宴会上杀死李世民。兄弟相残已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房玄龄极力主张当断则断，先下手除掉李建成和李元吉，在房玄龄等人的极力促成下，李世民在秦王府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在玄武门埋伏兵马，趁李建成上朝之机杀死他。在“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不久又当了皇帝。

李世民当了皇帝后，曾经论功行赏，史书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兹摘译如下：

九月二十四日，皇上亲自确定了长孙元忌等人的爵位、封邑，叫陈叔达在殿下唱名宣示给大家，并且说：“我叙定你们的功赏，可能有不恰当的，应该各自谈谈。”当时，诸将争功，乱哄哄地闹个不停。淮安王李神通（李世民的叔父）说：“臣我在关西举兵，首先响应起义的大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专靠耍笔杆子，功劳在我上面，我心里不服气。”皇上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起义举兵，大概也是为了免祸。后来，窦建德吞并山东时，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度叛乱来攻，叔父又被打得望风而逃。而房玄龄等人如同张良一样运筹帷幄，坐在那里就安定了社稷，论功行赏，本来该在叔父的前面。叔父是国家至近的亲人，对于您，我还有什么可以吝啬的呢?只是不能凭私情而随便封赏罢了。”诸将这才说：“皇上真是公道极了，即便是对淮安王，也没有私心，我们难道还敢不安分吗?”于是都心悦诚服。

630年，即唐太宗李世民登基以后的第四年，房玄龄被提升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在任相职期间，房玄龄可谓至忠至勤，而且成绩卓著，堪称能相。史书上这样称赞他：“任总百司（总管政府中的各个衙门），虔恭夙夜（日日夜夜地谨慎虔诚地处理各类问题），尽力竭节，不欲一物失所（不让一件事办不妥当）。”

对于朝廷上的一些烦事，他几乎事无巨细，一概过问，不仅定期审查吏治、司治的得失优劣，甚至连宫室的营选、武库里的存储数目，他都要一一过问。史书说他“事无巨细，咸当留意”，其认真负责的精神，着实令人感动。

在对李世民的进谏方面，他也做得很突出，虽未能象魏征那样屡屡犯颜直谏，也能坦陈己意。其实，魏征对他也是很佩服的，魏征曾经说过，在事必躬亲、言无不尽方面，自己不如房玄龄。一次，唐太宗忽然问周围的大臣说：自古以来，草创开国的皇帝，把皇位传给了子孙，多出败乱的原因何在呢?房玄龄直言不讳地说：那都是因为皇上宠爱子孙，而子孙生长深宫，自幼享惯富贵，不识人间情伪，不懂国家安危，不能磨练才干的缘故。

唐太宗也有过不少荒唐之举，如对高丽发动战争，不仅给高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本国人民带来惨重的损失，在多年的战争中，仅战马一项，损失了十之七八，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要侵犯高丽，当时房玄龄已重病卧床，听到这一消息后，立即给太宗上书，并对儿子们说：“当今天下不安静，各得其所，唯有东征高丽，必会成为国家的大患。我虽不久人世，但知而不言，也会衔恨入土，死不暝目。”太宗览表以后，十分感动地说：“此人危笃至此，尚能忧我国家，实在是难得啊!”

房玄龄心地一片赤诚，为人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如经他推荐的杜如晦，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史书上称他，“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房玄龄就注意发挥他善于决断的长处，每和太宗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用房玄龄的话来说，就是“非如晦莫能筹之”，而杜如晦的很多看法，往往与房玄龄不谋而合。“房谋杜断”，相得益彰，他们两人的密切工作，与勾心斗角的官场习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成为流传不绝的佳话。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房玄龄病危，太宗不断派人看望，并亲去探望，于房玄龄临死前与他握手叙别。房玄龄死时，“太宗对之流涕”，足见君臣感情之深。

点评：

人言官场险恶，官场如战场，其实并不尽然，其主要条件应看处于什么样的朝代，得遇什么样的君主，更主要的还是自己的态度。以曹操之“奸”，尚有许多人忠诚于他，尚有许多人在他手下得以善始善终，何况奉事别的君主呢?由此看来，官场机诈，宦海“三忌”，都是存在的，但也不是绝对无法避免的，至于如何避免，要看具体情况而定。

太平天子易做，太平宰相难当，概因伴君如伴虎也。但房玄龄稳稳地当了二十年的太平宰相，且身后哀荣无限，这也算是中国仕宦史上很少见的情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