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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富豪的致富方式（第2页）

“成衣大众化”在当时是一种革命性的创举，它将彻底打破服装界的森严壁垒和社会等级的严格界限，因而这一历史性的创举惹怒了卡丹的同行。巴黎时装界对卡丹群起而攻之，说他离经叛道，有伤风化。有的甚至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说他“出身低下，无钱着衣”。同时，更为令人不能理解的是，巴黎服装界的同行居然联手将卡丹逐出了巴黎时装女服辛迪加。面对同行的攻击，卡丹反唇相讥，愤然宣称：“我为什么要先服务于公主、影星及贵夫人，而不能为普通人服务呢?我的目标是：除了面向富人，也要面对老百姓，为更多的人设计服装。”

皮尔·卡丹被逐出巴黎时装女服辛迪加后，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我行我素，抱定自己的目标勇往直前。他非但没有从女装成衣大众化的创作中回头，反而开始向男装世界挺进。

卡丹生性喜爱冒险，富于想象。1958年，他异想天开，举办了一次借贷展销。这一举动无论是对法国的时装界，还是他本人来讲，都是一件重大的事件。借贷展销不仅充满着极大的风险，而且对时装设计师来讲，无疑会被人们看作是一种艺术灵魂的变卖和兜售。尽管它充满着未来的预见，但在当时却远远超出了时代的步伐，因为没有配套的经济体制和被认可的社会土壤。

卡丹遭到了重创，以失败而告终。这是他到巴黎以后的第二次失败。失败使他蒙受名誉和经济的双重损失。然而，他却没有在命运面前屈服，他依旧沿着自己设计好的航线坚定不移地航行着。

1961年，皮尔·卡丹首次设计并批量生产流行服装。他设计的流行服装色彩鲜明，线条明朗，具有时代感、青春感、雕塑感。那些抛弃传统、新颖别致的大胆创新，给法国时装界注入了新的活力。这一次出色的设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皮尔·卡丹这个名字一时间又遍及了所有的报纸。人们对卡丹的设计风格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一家报纸在头版以《卡丹时代的到来》为题，概括了卡丹的设计风格及其历史价值。文章说：“自50年代以来，卡丹形成了色彩明快，线条简洁，具有强烈雕塑感的艺术风格，他把法国时装从刻意华贵和珠光宝气的沉重束缚中解脱出来，为迈向以后工业现代化的法国披上了轻捷的新装。”

1966年，皮尔·卡丹的系列童装又问世了，并很快地遍及欧洲市场。他所设计的童装怪诞离奇，极富想像力。那一套套童装图案就像一个个儿童自己构想出来的神话大地和五颜六色的梦境。这不仅打破了传统童装单调、平淡的陈旧形式，而且使法国童装如同高雅时装一样，走向世界。

皮尔·卡丹的许多时装设计都独具匠心。被推举为最创新、最美丽和最优雅的代表作。60年代末，卡丹又推出了一套妇女秋季套装，以其款式新、料质软、做工精而成了年轻太太、时髦女郎的抢手货，并再一次轰动巴黎。由于他的成功和贡献，他先后三次获得法国时装的最高荣誉大奖——金顶针奖。

皮尔·卡丹对自己的成就也颇有几分得意。他说：“当我在迪奥那里做设计师时，我就立下了誓言，等我创业之后，我的服装不仅能够穿在温莎公爵夫人身上，而同时连她的门房也有能力购买。”

整个60年代，皮尔·卡丹完全统治了世界服装潮流。他的一连串眼花缭乱的行动，使得对手们先是目瞪口呆，继而不得不开始敬佩起来。那些一直在骂他的人也跟在他后面做起来。1962年，法国巴黎时装女服辛迪加在所有会员的要求下，不得不屈驾将卡丹重新请回来，并请他出任行会主席。

苦熬出的霍英东

霍英东富甲一方，誉满神州，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香港文艺书屋在《香港亿万富豪列传》中将他列为开卷首富。

然而，霍英东却是完完全全的贫苦出身，1923年5月10日拂晓，他出生在香港的一个水上人家。

霍英东有两个哥哥，父亲是水上人。一家人以水为伴、以水为生。香港是一个繁华的花花世界，在以金钱代替一切的社会里，一户水上穷人的地位尤其低下。

1929年，对于霍家来说是灾难的一年。他的父亲在一次风灾中舟覆人亡。孤坟荒冢，一家人悲恸欲绝。然而命运之神并未对他们产生半点怜悯，仅仅过了50多天，两个哥哥在一次出海中又船翻坠海，葬身鱼腹，死不见尸。这一年，霍英东年仅7岁。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痛苦的创口埋下了愤怒与抗争的力量。

父亲去世后，霍英东和母亲为生活所迫，不得不迁居到湾仔棚户区一座地裂屋漏、摇摇欲坠的旧楼里。二十几平方米的一间屋子里，竟横七竖八地挤了50多个人，宛如成叠成堆的沙丁鱼罐头。

没有电灯，只有一盏忽明忽暗、飘摇闪烁的煤油灯；没有厕所，只有一个芦席围起的男女共用的脏茅坑。

最要命的是当时流行肺病。由于卫生条件差，屋里有半数人染病。痛苦的咳嗽声通宵不绝；带血的浓痰随地都是。一个晚上，曾经抬出过三具骨瘦如柴的尸体。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霍英东度过了他几乎整个童年时代。

霍英东踏人人生的第一件差事，便是当苦力。在往来于九龙与香港间的一条渡轮“维多利亚”号上，做添加煤火的工作。

当时，由尖沙咀穿通的海底隧道还没有兴建，所有人都必须乘坐渡轮过海。大肚皮、高烟囱的蒸汽机轮外表漆得洁白，底舱却是但丁笔下的“地狱”。加煤工必须一刻不停地一铲一铲将原煤抛进3英尺见方的炉口。抛急了不行，会压着“火势”；抛慢了也不行，会燃过了“火头”。霍英东卖命一干就是9个月。

一天，领班的又喝醉了酒，躺在煤堆上打滚。霍英东把他搀进底舱一间堆放工具的小房。还没等他收拾利索，就听锅炉那边有人在叽里呱啦地说什么。霍英东急忙跑回锅炉旁，他衣襟狼藉、满身酒气，却正好与百年难得一见的英国老板撞了一个满怀。英国佬气得鼻孔朝天，扬手给了霍英东一记响亮的耳光，当即，霍英东就被解雇了。

1941年12月8日，穷兵黩武的日本军队在西南太平洋向美军发动进攻。12月25日，英国人将香港这颗在东方与印度齐名的“女王皇冠上的宝石”拱手奉献给了日本军队。

在霍英东20岁那年的春天，日本人扩展启德机场，招收本地劳工。他便极力争取这份工作。

在烈日下暴晒，无遮无挡。打石运料，压得人背弯腰折。日本监工背着手到处转悠，稍不遂意，抬腿便是一皮靴，直踢得人灵魂出窍，甚至将你反剪着手，抽打一顿。

一次开来几辆大卡车，里面装的全是大石块。运时，需要两个人从车上将石块推下地，然后再由四个人抬走。

霍英东和另外一名劳工跳上一辆车，接连推下七八块石头。当他再次和那位劳工搬推一块大石时，那位劳工在刚刚搬起石块时叫了一声猛然间撒手。霍英东眼疾手快也连忙撒手，无奈还是慢了一步，他的一根指头骨被压断了。直到现在，那根指头依然是僵硬的。

霍英东从小生长在逆境中，吃遍了各种苦头，尝尽了人间辛酸。在他的内心，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赚钱，必须赚大钱。

霍英东没有停留在整天作发财梦上，他不停地寻找机遇。

每天一大早，他就找来一份报纸，从头至尾，细心地浏览一遍，掘金似地在字里行间寻找一切有益的消息。特别注意的是报上的那些广告和启事栏目。

当时经常发布一些战余物资拍卖的消息：譬如，日军的被褥、行囊、雨布、胶鞋一类物品；譬如，美军的饼干、牛油、咖啡、罐头一类食品；还有，各种军用的车辆、机械、舰船、橡胶制品以至于营房、码头、没收的敌占区军用设施等等。

这是一个发财的好机会!

霍英东的眼睛闪出了亮光。可是自己身无分文。于是他想到了母亲。母亲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公司，赚了一笔钱。经历过苦难的人是不会轻易地把钱花到不可靠的事情上去的。霍英东磨破了嘴皮，终于说服了母亲，从母亲那里拿钱购买物品。

他对市场行情和自己的情况都认真考虑了一番。当时对住行一类的物品以及各种食品，市场上供求基本上已经饱和。处在这种竞争环境下做生意显然有一定风险性。他买下了一批需要小修的军用小艇、廉价舢板和舰船上的发动机、水泵之类的机械。这些物品对于在驳船上混过相当时日的霍英东来说，无疑是驾轻就熟。他一眼就能看出差价的多少和经营的可行性。买下后，经过自己或请人稍加修理，最多不超过一个月就转手把它倒卖出去。

霍英东有自己的算盘：这种急功近利的买卖，虽然赚头不大，但远胜于无。这样使霍英东慢慢积累了最初的一些积蓄。

有一天，霍英东在《宪报》上看到有40部轮船机器招标，他向妹妹借了100港元投标。

霍英东买下标后又四处奔走，终于在朋友那儿借下4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