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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印度的神秘文化3（第3页）

宗教是推动印度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宗教同印度文化的发展也同样密不可分。它曾为印魔文学、艺术、数学、医学、哲学和天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佛教，恩格斯曾称誉说佛教徒处在人类思维的较高发展阶段，佛教哲学蕴藏了极深的智慧。佛教文化不仅对印度而且对其他国家，如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中枢和末梢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然，漫长的宗教传播给予印度根深蒂固的影响，绝不止于历史和文化一端，而是全方位多层次的。宗教在印度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有着重要的支配地位。绝大多数印度人的情感和思维模式被宗教观念紧紧束缚着，因此，即使是近现代印度资产阶级在发动民族民主革命时，也得借重宗教的力量。

国大党成立后，民族运动中的温和派醉心于议会参政斗争，民族派的提拉克为恢复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引导他们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开始诉诸于印度的历史宗教传统。他们认为宗教是民族历史的依托，“是使人民相互接近和同情的重要手段”。提拉克用《薄伽梵歌》论证民主派政治纲领的合理性，用对印度教经典的新的积极释义来号召群众，用庆祝宗教节日对群众进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使民主派得以广泛接触群众，初步发动起了民族运动中的人民大军。在1905—1908年的革命**中，小资产阶级革命家奥罗宾多·高士又提出了“精神民族主义”，其核心内容是用宗教精神和热情造成印度政治复兴的条件。他用宗教论证说，自由是人的本质和神赋的人权，民族运动是由“不可战胜的、全能全智的、不朽的、不可抗拒的”神指导的，因而终将获得胜利。杰出的爱国政治家，印度最孚众望的民族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在民族运动中更是全身心地运用宗教的武器。他说，上帝是支配所有生灵的法则，以手纺手织为标志的“罗摩时代”是印度人民理想中的以仁爱、苦行和自制为准则的道德社会。他从印度教的坚持“真理”，戒杀和自制的信条中衍生出了他那脍炙人口的非暴力思想，从基督教的“普爱”和其它宗教的“仁爱”说中吸取了宗教道德观念。甘地相信，非暴力的宗教道德力量最终将使本质上热爱正义的英国殖民者改正自己的错误。甘地从“政治一旦失去宗教也就失去了灵魂”的观念出发，运用他的独特的宗教学说和反帝思想、策略在民族运动中培养了工农大众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爱国热情、基于宗教道德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不畏强暴的自我牺牲精神。他的战斗口号一经发出就像符咒一样，举国上下一致响应，即使面对殖民者的疯狂镇压也毫无退缩之意。

勿庸置疑，宗教在推动印度历史向前发展、繁荣文化和开展近现代民族解放运动中，确实发挥了不容低估的积极作用。但是，宗教毕竟属唯心主义哲学范畴，它是“麻醉人民的鸦片”，把人们的认识“引到僧侣主义那里去，在那里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就会把它巩固起来”，因而又给印度社会的进步带来巨大的保守势力和积重难返的情性。

宗教与村社制度相结合，形成了印度独特的封闭型社会。数千年来，村社一直是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它有自己的行政人员、民事机构的五人长老会和萨波议会。每个村社基本就是一个实行政治和经济自治的小王国，而整个印度则是这些小王国的大集合。只要村落保持完整，村民们对整个次大陆的政治形势，国家的动**、分裂，外族的入侵，乃至民族的危亡是毫不关心的。无论国家政权落入谁手中，村长仍然是税吏、法官和百姓的首领。农民和手工业匠人仍然要按照《摩奴法典》、《雅吉尼亚瓦尔克亚法典》、《那烂陀法典》、《政事论》和其它一些宗教典籍所维护并鼓吹的种姓制度、社会分工制度去种田、纳税。尽管他们备受奴役，但宗教道德却令他们与世无争、安于现状乃至麻木不仁，与世隔绝。宗教与村社制度结合导致印度在历史上长期处于封建割据，大小王国互相争雄的分裂状态。即使是在莫卧儿帝国和英国人统治时期，印度仍然存在着600余个大大小小的土邦，真到印巴分治后，印度境内尚有小土邦300余个，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一方面导致了印度语言的复杂和极其不一，另一方面，它也使印度社会难以凝聚起抵抗异族入侵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正因为如此，印度才在历史上累遭外族入侵、占领和殖民统治，其后果之一是导致印度社会血统混杂、人种繁多、干姿百态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

在阶级社会里，统治阶级在用反动的国家机器镇压人民反抗斗争的同时，宗教说教也自然成为作为麻痹人民的思想武器。他们用“轮回”和“造业”之类的呓语向劳动者兜售进入天国的廉价门票，使他们顺从、忍耐，劝他们将希望寄托于天国的恩赐上，致使他们放弃在现实社会中做人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宗教无疑是印度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

印度独立后，宗教同样在政治生活中起着消极影响，成为很多政党和社会团体开展政治斗争的工具。印度独立之初的二十四个主要政党中，半数以上是宗教团体或教族主义政党。近年来，各种宗教团体和政党更是层出不穷，目前已达百个，其中仅佛教组织便有200余个。它们控制着一大批城市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市民、工人和农民。这些团体和政党常常在反对种姓制度、争取民族权利与平等、调停教派纠纷、实施民主政治，以及内政外交和经济建设等问题上，或彼此发生重大冲突，或干涉并影响政府的施政方针。

长期的宗教信仰，产生了许多与宗教相关的、形形色色的民俗。在某些方面，宗教习俗具有社会意义，例如对于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印度教诸神每位都有一种座骑，如牛、鸟、兽等，恒河女神的座骑则是一只硕大的鳄鱼。印度教、佛教及基督教等“不杀生”习俗和人们对神灵的尊崇，导致教徒们对鸟类和动物的爱护。印度“爱鸟之邦”的雅号由此而来，很多人即便是穷困潦倒，无以为生之时，也绝不从鸟类和动物身上打主意，印度市场上极少有野味出售。这大概便是笃信宗教的结果。当然，此举也会导致偏**况出现。

在印度西北部有一个叫德斯诺克的地方，这儿有一座巍峨壮丽的“卡尔尼·马达庙”，其气派几乎可以同意大利的圣保罗教堂媲美。庙中祭奉的是鼠类女神卡尔尼·马达。几百年来，她像基督耶稣、佛祖释迦一样受人膜拜。因为古代德斯诺克上层人相信自己死后将变成老鼠，而当一只老鼠死去时，就会有一个婴儿降临人间。为了膜拜祖宗后代，德斯诺克人便建起鼠庙来容纳成千上万只传播死亡与恐怖的老鼠。另外，宗教仁爱说的盛行则助长了印度行乞之风盛行。仁爱说特别认为施舍是一种重要的宗教仪式，富人可从中得到荣耀，常人则认为这是在“修善果，积阴功”，将因施得富。如今，500万人的行乞大军已经给印度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然而，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印度教圣牛崇拜所带来的政治和宗教冲突。

在印度，牛既是印度教中代表繁殖的象征，又是维持人们生存的基本来源之一。牛可提供各种奶制品，牛粪还被充作燃料、肥料。某些虔诚的教派还认为牛粪神圣到足以清除一切污秽与罪恶，饮用牛尿可净化人的肉体与灵魂。印度教徒要求政府加强和扩大保护牛的法律，而以牛肉为生的伊斯兰教徒和喀喀拉邦、西盂加拉邦受印度共产党影响较大的非印度教徒，则拒绝执行不准屠宰健壮牛的联邦禁令。1980年4月，84岁的印度教圣人诺维巴·巴维为拯救印度圣牛进行绝食，很多非印度教徒则公开举行牛肉野餐会以抗议诺维巴绝食。印共警告说，诺维巴绝食是“印度教复兴运动”的开端。当时的总理德赛是位虔诚的印度教徒，敦促议会通过了全面保护牛的法案。穆斯林议员抱怨说，“牛把联邦结构的均势打乱了”。很多邦表示不接受这样的立法。此外，关于牛的冲突，也造成印度学者就牛在印度经济中的作用展开了长期的争论。

“神授”的种姓制度

印度的种姓制度，是个非常复杂而又奇怪的问题，今天在世界上也是少见的。印度人口众多，百分之八九十为印度教徒，其中又分为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这些不同等级的社会集团印地语称为“贾蒂”，西方人称为“卡斯特”，我国通常译为“种姓”。种姓制度不仅在印度教徒中存在，在伊斯兰教、锡克教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种姓制度不但奴役、残害了广大劳动者，剥夺了他们作人的权利，也是印度社会发展的一大障碍。直到今天，它对印度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等方面仍有很大影响。

◆种姓的形成及特点

印度教的种姓，把人分为四个不同等级，即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即僧侣等，为第一种姓，地位最高，从事文化教育和祭祀；刹帝利即武士等，为第二种姓，地位仅次于婆罗门，从事行政管理和打仗；吠舍即平民，为第三种姓，经营商业贸易；首陀罗为第四种姓，地位最低，从事农业及各种体力和手工业劳动等。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各种姓又派生出许多副种姓。据说这些副种姓全国有3000多种。各种姓都有自己的道德法规和风俗习惯。

除以上四大种姓外，还有一种被排除在种姓之外的人，即所谓的“不可接触的贱民”，又名“哈里真”。他们的社会地位最低，最受歧视，好像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他们的工作是扫地、扫厕所、处理动物尸体等。在农村他们只能居住在村外，或某一指定区域，不能和其他种姓的人使用同一口井，无权进庙拜神等等。

种姓制度由来已久，大约有3000多年的历史。早在原始社会的末期就开始萌芽，最早的宗教典籍《梨俱吠陀》中使用了“瓦尔那”（即颜色、种）和“达萨”（即奴隶）的字眼，用以区别雅利安人和被征服的土著，当时的土著称为“达萨”，后来由两个等级发展为四个等级。在阶级分化和奴隶制形成的过程中，这种原始的社会分工后来形成等级化和固定化，逐渐形成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以后，随着社会分工进一步发展，这个“瓦尔那”又逐渐分裂成许多副种姓。古代统治阶级一向对种姓制度大肆吹嘘，为此，还编造了一种神话，说婆罗门是从梵天的口里出生的；刹帝利是从双臂出生的；吠舍是从他的两腿出生；首陀罗则是从他的两脚出生的。由于出生的部位不同，所以地位有别，分尊卑高低。

◆种姓的表现

各种姓之间在饮食方面有种种限制。他们把食物分为三类，即水果及奶制品、熟食和生食。水果类食物包括水果、牛奶、奶制品；熟食指用油和酥油炸的食物；生食指用开水煮熟的食物，如米饭等。一般来说，印度教徒只能吃本种姓或同级种姓或高于自己种姓的人做的“生食”，也可以吃低于自己种姓的人做的“熟食”。高级种姓的人不能从低级种姓的人手里接受任何食物和饮料。但高级种姓的婆罗门做的“生食”或“熟食”，其它种姓的人都可以吃，而首陀罗做的任何食物其它种姓的人都不吃。当然，对用水也不例外，各种姓不能合用一口井。尤其是首陀罗，必须使用自己的水井，否则会被认为他们玷污了井水，就会遭到痛打或处死。

婚姻方面也有严格的规定。（一）只许在同种姓内部通婚，同种姓的各副种姓之间可以互相通婚，但不能与副种姓以外的人通婚。（二）一般允许“顺婚”，而禁止“逆婚”，即高级种姓的男子可以娶低级种姓的女子，但较低种姓的男子不能娶高种姓的女子，否则高级种姓的人会被开除出种姓之外。

不同种姓有不同的地位和权利。婆罗门的权利最大，社会地位最高；首陀罗的地位最低，备受歧视，无权上学读书，没资格进庙敬神。甚至有些地方的首陀罗不配让高级种姓的人看见自己的面孔，有时，老远发现有婆罗门种姓的人过来，首陀罗就得赶紧躲在路旁，等着婆罗门过去后自己再走，不然就要挨打，甚至还会活活被打死。有些地方，首陀罗身体的影子都不能落到婆罗门种姓的人身上，否则就会被认为是玷污了高级种姓的身体而遭到痛打，婆罗门种姓的人回家后得赶快洗澡，以去晦气。

各种姓的人有自己传统的固定职业，而且这种职业也有高低贵贱之分，并世代相传。凡是同宗教有关的职业，都认为是神圣的、高贵的，由婆罗门承担，例如祭司之类的工作；凡是同脏东西有关的工作都被认为是下贱的，如扫地、洗衣服之类的工作，大都由低级种姓的人来做。此外，与此相类似的工作，诸如当护士、理发、织布、染布、当差、当皮匠等，都被认为是下贱的，而这些下贱工作也还有三、六、九等之分，一般认为扫地和当皮匠的最下贱。

印度种姓制度还规定，高级种姓的人不能吃肉、鱼和蛋类等。印度本是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并不富裕，不少人得不到足够的牛奶、黄油、水果和蔬菜等一些富有营养的食品，如果再不吃肉、蛋等食物，会影响人们的体质和智力的发育。印度人一般体弱多病，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其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也与食物有关。不少人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了。

其次，因为有些农民认为，化肥与白骨和肉类有关，因此，他们种地不施化肥，这就无形中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种姓的危害

上面提到种姓制度，把印度教社会分成若干社会集团，集团之间有高低之分，贵贱之别，有的种姓之间彼此仇视，相互诋毁。这种情况，不仅限于印度教徒内部，对穆斯林、基督教徒等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不利于他们之间相互帮助，二有碍于他们彼此间文化交流。

由于种姓制度的限制，一般人对职业无权挑选，世代所传的职业不得随意更改。这样一来，便束缚了一个人的积极性和聪明才干的充分发挥。

种姓制度的存在，是妇女处境不佳的原因之一。正如著名学者穆克尔吉所指出的那样：“在维护种姓的名义下，妇女的权利一天天丧失，获得的权利也得不到落实，不懂何谓结婚就被出嫁，每年生孩子，每天做家务、当仆人，好好侍奉是她们的工作，一旦成了寡妇也无权改嫁再婚。”

高级种姓享有特权，有些人利用特权，甚至打着宗教的幌子，满口仁义道德，却干着令人发指的勾当。所谓戴沃达锡风俗即其中一例。婆罗门祭司等人利用这一传统习惯，名为把一些少女买进寺庙为女神服务，实为把漂亮的姑娘买进寺院供他们**。有人曾严肃地指出：“这些高级种姓的祭司把寺院变成了妓院，这些姑娘的生活实际上比妓女还悲惨。妓女还能靠此养家糊口，而这些姑娘不但分文不得，反而还得服从任何一个男子与自己同床的要求，哪怕是个麻疯病患者。”

这里受害者当然首先是低级种姓的人。据有关调查，当戴沃达锡的人90％以上是低级种姓的。例如卡纳塔克邦的白勒岗地区的一座寺院，每年一月份就有5000名少女或年轻妇女沦为戴沃达锡，情况可谓严重。除此之外，奥里萨、拉贾斯坦和马哈拉施特拉等邦也都有发现。

总之，种姓的危害很大，对国家的发展和个人生活的改善均有影响，人民，尤其是低级种姓的人对此强烈不满，不同形式的斗争此起彼伏，一再发生。政府也很重视，制定了有关法律，因而情况有所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