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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中国古代的神秘文化3（第4页）

陈训的观点是：周、陶二人皆能位极人臣，取得很大的功名业绩，但由于陶的寿命较周访更长，故一生事业似乎更上一层楼，这主要是由于长寿所导致的。

事实上，周访是东晋中兴名将，官至安南将军。享年六十一岁；陶侃则享年七十六岁，统管八州军事，官至极品，被封为长少郡公。

除陈训之外，另有一位名叫师圭的相士曾替陶侃看过手相。史籍记载：有善相者师主谓侃日：“君左手中指有竖理，当为公。若彻于上，贵不可言。”侃以针决之见血，洒壁而为“公”字，“公”字愈明。及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潜有窥窬之志，每思折翼之祥，自抑而止。

师圭认为：陶侃左手中指有一条竖纹，颇佳，预示其人可宫至公侯。倘如把这条竖纹继续向上延伸，则陶侃就将贵不可言。

陶侃内心深处自然想成为一国之尊，故听从相士指点，以针刺破左掌，用人工以延伸那条天然竖纹。后来，陶侃手握整个东晋王朝的兵权，确实有过夺取帝位的念头，但又考虑到曾做过一个折断翅膀的奇梦，于是就打消此念。

自晋惠帝元康元年（公元291年）起，晋王朝内部发生八王这乱，互相残杀，兵戎相见，达十六之久，从而动摇晋朝统治的根基。此时此际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氐、羌西北诸族乘机崛起。自惠帝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刘渊建号称王开始，至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29年）北凉降魏截止，先后共有十六国崛起，或入侵，或对峙，与晋王朝周旋一百多年。

刘渊自小习文练武，长大“姿仪魁伟，身长八尺四寸，须长三尺余，当心有赤毫毛三根，长三尺六寸”，状貌非同一般。史籍记载：有屯留崔懿之善相人，及见元海，惊而相谓日：“此人形貌非常，吾所未见也。”于是深相崇敬，推分结恩。

总而言之，擅长相术的翟懿之等人认为刘渊生就一副奇相，将来必大有作为，故敬仰之余，亦趁早及时巴结。

后来，晋王朝内哄，给刘渊提供崛起机会。刘渊先称汉王，后称皇帝，建都于平阳，复迁至长安，国号为“汉”。刘渊死后，帝位四传至其族子刘曜手中，改国号为“赵”。刘曜虽非昏庸之辈，但最终被拥兵自重、逐渐强大的石勒所取代。

石勒本人为羯人，出身卑微。史籍记载：年十四，随邑人行贩洛阳，倚啸上东门，王衍见而异之，顾谓左右日：“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驰遣收之，会勒已去。

十多岁的石勒从山西穷乡僻壤来到繁华的洛阳做小贩，心中自有许多不平之气，故靠在城门上长啸数声，恰好给晋大臣王衍遇见。王衍从他洪亮的声音及攫取的目光中似乎已经察觉到这个少年长大不是等闲之辈，于是决定遣手下人骑马飞驰前去扣押，未料石勒已经离去。

应该说，王衍的眼光亦真绝。十多年后，小贩出身的石勒历经磨难，已投在刘渊手下成为一方将领，转战各处，势力迅速壮大，最后挥戈击败晋王朝数十万大军，生擒一大批王公大臣，其中就有已官至太尉的王衍。

大抵少年石勒的容貌确实奇特，故除王衍之外，当时“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状貌奇异，志度非常，其终不可量也。’劝邑人厚遇之。”

永和六年（公元350年），聚众十多万的氐族首领苻洪在西北自称三秦王。一年后，其子苻健建国号为秦，立都长安。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苻洪的孙子苻坚已平定西域，先后消灭前燕、前凉等国，并统率百万大军向东晋王朝大举进击。此时此际，苻坚的“前秦”，已成为当时中国长江以北的唯一大国，版图之大，为五胡十六国之最。

苻坚自小聪明伶俐，深得祖父苻洪喜爱，说：“此儿姿貌瑰伟，质性过人，非常相也。”《晋书》另有一条记载十分生动：高平徐统有知人之鉴，遇坚于路，异之，执其手日：“苻郎，此官之御街，小儿敢戏于此，不畏司隶缚邪?”坚曰：“司隶缚罪人，不缚小儿戏也。”统谓左右曰：“此儿有霸王这相。”左右怪之，统日：“非尔所及也。”后遇之，统下车屏人，密谓之日：“苻郎骨相不恒，后当大贵，但仆不见，如何!”坚曰：“诚如公言，不敢忘德。”

遗憾的是，苻坚统一北方之后未能听从他的首席智囊王猛的临终之方：“臣没之后，愿不以晋国为图。”因为王猛认为：晋朝虽处吴越一隅，但在政治上，仍然代表华夏正统，恐怕难以轻易吞并。苻坚一意孤行，偏要鸠集百万乌合之众压迫东晋，结果淝水一战，大败而归。

测字

明崇祯17年，李自成率兵攻打北京，明朝末代皇帝崇祯，虽知大势已去，但他依仗北京城高壕深，坚守不出，等待救兵。

闯王军师宋献策装扮成一测字先生混入北京城内，在皇宫外面摆起一测字摊。这日，崇祯带上太监王德化，乔装改扮，溜出皇宫，让宋献策给他测字。

王德化先写一“友”字，宋献策说：“‘友’这一撇遮去上部，则成‘反’字，再照字形来解，恐怕是‘反’要出头。”

王德化又写一“有”字，宋献策沉吟半响，小声说：“这个‘有’字更为不祥。你看，上部是‘大’字缺一捺，下部是‘明’字少半边，分明是说，大明江山已去一半。”崇祯劈手夺过王德化的笔，写了个“申酉”的“酉”字递给宋献策。宋献策便假装神秘地说：“此话说与客官，切莫外传。你看，这‘酉’字，乃居‘尊’之中，上无头，下无足。据字形看，分明暗示，至尊者将无头无足。”

崇祯听完宋献策的话，三魂已掉了二魂。第二天，崇祯皇帝带着王德化，在煤山自缢身亡。北京的守城官兵，即刻军心散乱，义军顺利地进驻了北京城。

在古代，由于认识能力及知识水平的限制，人们不能正确认识汉字及其起源、发展及功能，从而把文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出现了文字崇拜。早在几千年前的商周时代，人们就利用甲骨来占卜，虽然它所依据的是龟甲灼纹而非文字，但仍可以把它视作文字崇拜的起源。

不仅文字的起源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且文字本身也被赋予了某种神秘的力量——或者蕴含着命运的枢机，或者预示着神鬼的意志。人们便解拆字形，以预测吉凶和决定宜忌趋避。于是测字术产生了。

测字真的灵验吗?

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贾宝玉生下来就有一块玉，这是他的**。不料，有一次，这块玉不知怎么弄丢了，弄得贾府上下不安。为了找到这块宝玉，贾府管家林之孝就去大街上找那摆摊测字的刘铁嘴测字，结果拈得一个“赏”字。刘铁嘴说：“丢了东西不是?‘赏’字上头一个‘小’字，下面是一个‘口’字，说明这件东西嘴里放得，必是珠子宝石。并且‘赏’字下面是一个‘贝’字，拆开不成一个‘见’字，可不是不见了!因为上头有个‘当’字，快到当铺里去找。‘赏’字加‘人’字，就成了‘（偿）’字，只要找到当铺就有人，有了人便赎了来，可不是偿还了吗?”殊不知这块玉大有来头，却是那女娲补天留下来的，如今俗缘已满，被一和尚押着遣回天界。直到后来才有人明白，原来是和尚捣的鬼。自称刘铁嘴的测字先生终究没有测对，那“赏”字拆开不正是“尚?’和“贝”吗，不就是和尚拿走了宝玉么?

测字中测问的范围很广，上至军国大事，下到家庭小事，诸如科举、官司、命运、行人、谋官、出行、做生意、疾病、求谋、农事、六甲（即生育）等等，无所不包。在我国古代，测字十分盛行，成为人们行事家忌趋避的指南之一，并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旧时在茶馆或街头巷尾摆摊测字者比比皆是。一般看来，测字无非是一种骗人的把戏，是街头不登大雅之堂的玩艺。然而，测字术在我国存在了千年之久，虽说从整体而言它是迷信的东西，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古代人类的文化走向和心态的发展，故能出没于社会上层和民间；它有着自己的活动轨迹和传承路线，故其内在规律是可寻绎的；它在千百年的发展和变异中，形成了自己奇特的体系和纷繁的模式，故包容着丰富的内涵。我们只有弄清它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质，才能对它作出科学的判断，用理性的眼光去看待它，而不是不加分析地、简单地否定它、排斥它。

每逢结婚喜庆，人们免不了都要张贴“喜”、“庆”、“吉”等字以示吉祥如意，而在吊唁死者的花圈上则写上“奠”字以示对死者的哀悼，诸如此类，都是文字崇拜习俗的种种表现。文字崇拜，在我国源远流长，早在几千年前的商周时代，人们就利用甲骨来占卜，虽然它所依据的是龟甲灼纹而非文字，但仍可以把它视作文字崇拜的起源，此外，还有“扶乩”，“算八字”等，而运用最为广泛、影响最大的则是测字术。

在古代，由于认识能力及知识水平的限制，入们不能正确认识汉字及其起源、发展、功能，从而把文字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比如关于文字的起源，现代科学研究证明，文字是应生产劳动的需要，为了总结生产生活经验而产生的，最初只是简单的图画与线条，以后慢慢发展，经过长时期的演变，才成为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文字。但古时候的入们却认为，文字是圣人创造的。这种看法大概在战国时期就开始了。《易经·系辞》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后来还逐渐流传仓颉造字的故事，如李斯《仓颉篇》中说：“仓颉作书，以教后诣。”《韩非子·五蠹篇》中也这样说：“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者谓之公。”《吕氏春秋·君守篇》中还把作书的仓颉与作稼的后稷、作刑的皋陶、作城的鲧、作陶的昆吾等圣人相提并论。还设想了当时仓颉造字的种种情景，把仓颉进一步加以神化。如王充《论衡·骨相篇》里就说“仓颉四目”。《淮南子·修务训》中也弓I证：“史皇仓颉皇。”并且说在仓颉造字的时候“天雨粟，鬼夜哭”。仓颉造字之说以及把仓颉当作圣人来顶礼膜拜之事一直延续着，几乎与中国古代历史相伴随。在宋代，这种对仓颉的崇拜很盛行，一些书吏甚至把仓颉敬称为“苍王”，并用小木龛供奉，叫做“不动尊佛”。

另外，古时人们还认为画从心出，字与人的内心世界存在着某种必然的联系，因而从字中也可推测人的精神面貌及内心世界。如汉朝方言学家、文学家扬雄就提出了“言者，心声也；书者，心画也”的著名论点，认为语言文字都是人的内心写照，笔迹是书写人头脑中固有形象的反映。比如一个人的禀性有阴阳，人有善恶，这些可以从一个人书写的字中看出来，“心正则笔正，心乱则笔乱，笔正则万物咸安，笔乱则千灾竟起。”既然文字具有超人的神秘那么一些人利用汉字及其离合来预测吉凶，则是很自然的事了。所有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的发展水平及人们的认识水平，因此列宁关于宗教产生的认识论根源的论述同样适合于测字术的产生：“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论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地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文字是由语言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中国文字最初起源于图画，现存最早的文字是公元前14——前11世纪的晚商甲骨文，因刻在龟甲和兽骨上而得名。

甲骨文逐渐发展演变成为金文，时代大约在秦统一中国以前，因主要是刻写在青铜器上而得名。这时字形的结构已有一定的安排。从形体结构而言，象形、会意字大为减少，形声字大增。

第三种书体是小篆，取材于汉代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中记录的字形。在此之前，因诸侯分裂割据，字体很不相同，一个字甚至有七、八种写法，这给全国统一带来了一定的阻力。秦统一中国后，除了实行其他统一措施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实行“书同文”，即把字体在秦篆体的基础上加以统一。许慎《说文解字》正是以研究秦朝统一后的文字为基础的。秦统一时规定用的文字，其结构、笔画、位置已差不多固定，以后的文字在笔势上虽有所变化，但基本的构架已少变动，从绝大部分篆体字体中，我们仍然可以知道它是什么字，这也是文字逐渐走向成熟的一个标志。

另一种书体就是我们今天所通用的楷书，它通过隶书演变而来，但比隶书更容易书写，更有法则。

楷书的出现，也终于使汉字脱离最初的具体而形象的图形，变成由点画组成的抽象形体。

从以上主要书体的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汉代是文字逐渐成熟的时代，许慎的《说文解字》主观上也是为了对文字作一总结，澄清当时一些俗儒鄙夫对字形的随意破坏和对字义的随便解释。但许慎生活在那个时代里，也难免会犯同样的错误，如“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甲象人头”、“乙象人颈”等等，都带有拆字的意味在内。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的名句说道：“错误是真理的邻居，因此它欺骗了我们。”（《流茧集》）任意肢解文字形体和胡乱解释字义的做法，混杂在对文字形义科学的分析之中，而为人们深加接纳，这就为拆字术的出台作了铺垫，再者，《说文解字》是我国的第一部字典，也是中国文字学史上的经典著作。它归纳总结的成熟与固定的文字，客观上为拆字术的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汉代也就成为测字术的监觞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