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忘了其中某一句诗,刚一停顿时,他马上打断了我:
“啊,你还会什么?会讲大卫王的故事吗?我特别想听一听!”
我看得出来他不是应付差事,他确实是在听,而且是在认真地听。他不断地问,认真地听。他问了我很久,然后忽然停住,很快向我打听:
“你学过圣歌?是谁教的?慈爱的外祖父?啊,厉害的?真的?你很调皮,是吧?”
我迟疑了一下,但只好回答:“是。”教师和神甫啰啰嗦嗦地说我所承认的是实话,他耷拉着眼皮听他们讲,然后叹了口气,他把散发着檀香味的手放在我头上,问道:
“那你为何调皮呢?”
“上学很没有意思。”
“什么?没有意思!不对吧,如果你觉得没有意思,你的学习成绩就不会这么好了。这说明还有其他的原因。”
他从怀里掏出一本小书,并在上面题了字,说:
“对。”
大家快乐地齐声回答。
“你们不是很调皮,是吧?”
孩子们咧嘴笑了,一齐说道:“不,很调皮,很调皮!”
主教往椅子上一靠,搂着我,令人吃惊的说了下面的话,使所有的人,连同教师和神甫都笑了:
“真是奇怪,我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是很调皮,也是个淘气鬼!这是为什么呢?小朋友们。”
他和大家打成了一片,愉悦的氛围越来越浓厚。他向孩子们问长问短,巧妙地使他们互相争论,最后,他站了起来:
“和你们在一起很好,好了,调皮鬼们,我该回去了!”
他抬起一只手,把大袖筒退到肩膀上,宽宽地挥动胳膊对所有的人画了个十字,祈祷道: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预祝你们有一个美好的将来!再见!”
大家纷纷叫道:
“再见,大主教,一定要再来啊!”
他戴着高筒帽子点了点头:
“一定会的,我给你们带书来。”
他飘飘洒洒地从教室走出去,又转过身去对老师说:
“让大家回家吧!”
他拽着我的手走进门洞,对我俯下身小声地说:
“啊,你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知道吧?我心里清楚你为何调皮!好了,再见,小朋友!”
我心里特别激动,一种特别的情感在我心中沸腾,久久不能平静。老师让大家都走了,唯独把我一个人留了下来。我现在比水更安静,比草更老实,很认真地乐意地听他讲话,我才发现他是如此和蔼:
“以后你应当听我的课了,是不是?不过,不要淘气了,安安静静坐着,是不是?”
这样,我在学校算是处理好了一部分。可在家里却闹了一件事儿:我偷拿了母亲一个卢布。
在一个晚上,他们都出去了,留下让我照着孩子。我闷得慌,无聊地翻阅着继父的一本书,突然发现里面夹着两张钞票,一张是十卢布的,一张是一卢布的。我灵光一现,一个卢布可以买《新旧约全书》,大约还可以买一本讲鲁滨逊的书。这本书是我不久前在学校里听说的,一个严寒的冬天,课间休息时,我给同学们讲童话,一个同学轻蔑地说:
“还讲什么童话呢,狗屁,鲁滨逊的故事才是真正的故事呢!”
后来我才发现,有好多人都读过鲁滨逊的故事,大家都夸奖这本书。我也必须读,到时候也能说他们“狗屁!”
第二天我上学的时候,带着一本《新旧约全书》和两本儿破烂的安徒生童话,三斤白面包和一斤灌肠。在弗拉基米尔教堂菜园旁边的又小又黑的铺子里有鲁滨逊,是一本薄薄的黄皮封面的小书,第一页画着一个戴皮圆帽子,披着兽皮的大胡子,这多少让人觉着有点不大愉悦。相反,童话书就是再破旧,也比它好多了,连表面也举得可爱。
“在遥远的中国,所有人都是中国人,连皇帝也是中国人。”
这一句话,由于它的单纯、含着快乐地微笑着的音乐,还由于它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使我感到愉快的惊奇。
在学校还没把《夜莺》读完,天就已经太晚了,大家各自回家。母亲正在炉台边上做饭,手里拿着煎锅把儿,正在煎鸡蛋,她看了看我,用奇怪的、遏制的嗓子问:
“你拿了一个卢布?”
“是的,我买了书,这不……”
没等我说完,她就用煎锅把儿劈头盖脸地揍了我一顿,还没收了我的安徒生的书,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了,我再也没找到,这比打我更让我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