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神家神,你是一家之主,我们送给你一辆雪橇,请你坐上它,跟我们一起到新家去吧,保佑我们能找到更好的幸福……”
外祖父从院子里往窗子里望了望,看见了,大叫一声:
“你敢!异教徒,不许请他去……”
“做孽啊,当心遭报应!”
外祖母也生气了,她认真地警告道,但外祖父打发雷霆,禁止把家神请过去。
家里的东西都在两三天内卖给了那收破烂儿的鞑靼人,他们斤斤计较,想方没法压着价钱,互相辱骂着。外祖母从窗子里往外看着,一会儿哭一会儿笑,声音不高,嘴里却不停地说着:
“都拉走吧,都拉走吧……”
花园也没了,我无能为力。我可惜我的花园,我的草棚子,我也想哭一场。
用两辆大车搬家,我坐在各种旧家私中间的拿来那辆搬家的车上,车晃得厉害,仿佛要把我扔下去。
以后的两年时间,直到母亲去世,我始终生活在这种颠沛流离的生活状态中。
搬家后时间不久,母亲回来了。她面如死灰,精瘦精瘦的,大眼睛里闪着火热的、惊奇的光。她细细地端详着我们,仿佛第一次看见她父亲、母亲和她儿子,她这样一声不响地打量着,而继父则不停地在屋子里走来走去,低声吹着口哨,咳嗽,把手抄在背后,手指老是动弹着。
“天啊,你都长这么高了!”母亲对我说,用滚烫的手抚摸着我的腮帮子,她打扮得挺难看:穿着宽大的、棕色的、被大肚子撑鼓了的长衫,而她的肚子难看地挺着。
继父伸出手来,对我说:
“你好!你怎么样?”
他又吸了吸鼻子,说:
“您这里的空气很潮湿!”
他们俩都看起来很累,好像跑了很久,跑得筋疲力尽,全身的衣服都揉皱了,现在他们什么都不需要,急切地想要躺下来休息。
大家无语地坐着,沉默地喝着茶,外面正下着雨。外祖父喝了一口茶,望着被打湿的窗户说:
“这么说,全都烧光了?”
“我们俩能逃出来已经是不幸中的大幸了。”继父坚决地说。
“唉,唉,水火无情嘛……”
母亲把头靠在外祖母身上,冲着她的耳朵低语着什么。外祖母的眼睛眯缝着,彷佛被什么光照得睁不开似的,变得更沉闷了。
“不过,”外祖父忽然提高了声音,刻毒又文静地说起话来,“我也听到了一些消息,根本就没有闹过什么火灾,是你赌博输光了……”
刹时,又是死一般的寂静,滚茶的沸腾声,雨敲打着玻璃窗户的声音因此显得特别响亮。
“爸爸……”
母亲叫了一声。
“好啦,我早就跟你说过,三十岁的人嫁一个二十岁的人,那是终归不行的!”外祖父震耳地大叫起来。
“现在好啦,结果怎么样?”
他们全都放大了声音,四个人大声吵了起来。其中继父的声音最大也最可怕。我被吓坏了,急忙跑出去,坐在柴火堆上,我惊得全身麻木。母亲像是换了个人,她完全不是从前那样。
以后的有些事我印象不深了,不知什么原因,我们住进了索尔莫夫镇的一所破房子里,那里全是新的——墙上没有壁纸,木缝里填着麻屑,麻屑里有很多蟑螂。我和外祖母住在有天窗的厨房,母亲和继父住在西间有临街的窗户的房子里。房子的对面就是黑洞洞的工厂大门,工厂的黑烟囱从房顶向天空耸立着,就像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缝里伸出来似的,它们吐着卷曲的浓烟,冬天的风吹得全村烟雾弥漫,在我们冰冷的房屋里,常常有一股浓厚的糊味。早晨随着吵人的狼嚎般的汽笛声,工人们涌进去。中午,大门敞开,黑水一样的被咀嚼过的工人们再次被吐了出来,然后毛茸茸的白色的狂风把他们赶回各自的家中。夜晚,工厂的上经常升腾起狼烟似的火光,不禁让人感到害怕和讨厌。
天空似乎永远是铅灰色的,单调的铅灰色平平地覆盖了屋顶、街道和每一个人目力所及的全部地方。它钳制人们的想象,它那忧郁的单调色彩使人眼花缭乱。
外祖母变成了保姆,打水洗衣做饭,每天都辛苦得死去活来的,躺下睡觉时已经累得哼哼唧唧的,不停地叹气。有时候,干完了一天的工作,她穿上短棉袄,把裙子塞得高高的,到城里去。
“看看老头子过得如何样?”
“我也去!”
“冻死你!”
她自己要在看不清路的雪地里跋涉七俄里。母亲变得越来越难看,脸也黄了,肚子大了,瑟瑟缩缩地裹着一条带穗子的灰色破围巾。我恨这条把她那又魁梧又匀称的身躯变丑了的披巾,因此我要撕掉这些穗缨;我也恨这所房子、工厂、镇子。母亲穿着一双破旧的毡靴,咳嗽着,震得大得难看的肚子直抖,她那青灰色的眼睛枯燥地发着怒光,常常一动不动地注视着**裸的墙壁,彷佛目光贴到那上面似的。她常常站在窗口发呆,好几个钟头没有反应。大街像人的颚骨,一部分牙齿老得发黑、歪斜,一部分已经脱落,笨拙地镶着大得和颚骨不相称的新牙齿。
“咱们为什么要住在这里?”我问。
“住嘴!”
她和我说话向来如此,很简单明了地命令,比如:
“去,给我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