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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修身习德以德服人（第3页）

范仲淹也十分关心国家大事，他向朝廷上了一份长达万言的建议书。他建议朝廷能选择贤明之人做州郡长官，举荐有成绩的人担任县令，排除社会上游闲懒惰势力，淘汰冗员，消除过度奢侈，严格选举制度，培养将帅以加强边防。他还提出一条十八字方针：“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这里包含了他整顿吏治，加强国力的改革思想。他的建议深得当时朝中执政者的重视。

天圣六年，时任副相的晏殊举荐范仲淹为秘书阁校理。范仲淹入朝以后，勇于直谏，议论风发。当时仁宗皇帝年已二十岁，但朝中军政大事，却凭刘太后一手处置。满朝文武屈于太后的虎威，不敢有异议。范仲淹闻知后，立即上书批评这种现象，要求太后还政于仁宗。晏殊闻知范仲淹此举，大为恐慌，他赶忙把范仲淹叫去，指责他轻狂无知，将祸及举荐者。范仲淹素来敬重晏殊，这次可当仁不让，“我正因为受了您的举荐，才常怕不能尽职，让您替我难堪，不料今天因正直的议论而获罪于您!”晏殊无言以对。范仲淹因触怒太后，被贬河中府（今山西永济县一带）通判，秘阁的僚友为他饯行：“范君此行，是极为光耀啊!”

三年之后，刘太后死去，范仲淹被召回京师，任右司谏（谏官）。这时，干旱和蝗灾正蔓延山东半岛与淮河、长江流域。灾情越来越重。范仲淹上书要求采取措施拯救，仁宗一时尚无反映。范仲淹冒着杀头的危险当面质问仁宗：“如果宫中的人半天不吃饭，会怎样?江淮等地百姓吃不上饭，怎么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呢?”仁宗顿时醒悟，派范仲淹前往江淮安抚灾民。范仲淹一到灾区，便不顾旅途辛劳，立即开仓赈粮，治病救人，很快取得成效。救灾任务完成后，他还特意将当地饥民吃的一种名叫“乌味草”的野草带回京师，呈献仁宗，并传示六宫贵戚，劝诫他们不要奢侈浪费。又呈上《救弊十事》疏，针砭时弊。不久，范仲淹的建议部分被朝廷采纳，收到了很好效果。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他因参劾宰相吕夷简获罪，出知睦州（今浙江建德）。

过了几年，他又由睦州转知苏州。范仲淹在苏州又积极治理苏州水患，兴办学校。景祐二年（公元1095年）范仲淹以苏州治水有功，被召回京，拜为尚书礼部员外郎，并获天章阁侍制的荣衔。范仲淹回京后，吕夷简便派人警告他不要对军国大事妄加指点。或许此时范仲淹应该吸取上次被贬的教训，但范仲淹毫无畏惧，他宁可舍官弃命，也不姑息奸恶。吕夷简知道范仲淹难对付，不久，便让他去做开封知府，使范仲淹缠身于繁琐事务之中，无暇他顾。但吕夷简万万没有想到范仲淹决事如神，仅几个月，就把难治的开封府治理好了。当时开封城中流传着一首歌谣：“朝廷无忧有范君，京城无事有希文。”

景祐三年（1036），范仲淹任吏部员外郎、权知开封府。范仲淹就上奏了一个《百官图》，按着次序指明哪些人是正常的提拔，哪些人是破格提拔；哪些人提拔是公，哪些人提拔是私。并建议：任免近臣，凡超越常规的，不应该完全交给宰相去处理。吕夷简很不高兴。过了几天，为讨论建都的事，二人的政见又不同，吕夷简攻击他的主张是“迂阔之论”，范仲淹也给仁宗上了四篇奏章，“讥切时政”，并暗有所指地说：“汉成帝信张禹，不疑舅家，故有新莽之祸。臣恐今日亦有张禹，坏陛下家法”。这下子惹恼了吕夷简。他恼羞成怒，大声嚷：范仲淹离间陛下君臣之间的关系，他引用的官员，都是他那一伙子人!范仲淹激烈地和他辩论，结果，被吕夷简“指为狂肆，斥于外”，贬为饶州（今江西上饶）知州。

范仲淹被贬后，秘书丞余靖、太子中允尹洙、馆阁校勘欧阳修等为他“一言忤宰相，遽加贬窜”鸣不平，结果也被贬。第二年，吕夷简因与王曾政见不同罢相。

范仲淹任饶州知州一年多，改任润州（今江苏镇江）刺史，后又改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刺史。康定元年（1040），西夏王李元昊率兵入侵，他被任命为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接着又改为陕西都转运史。未几，夏竦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史，他又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负责防御西夏军务。

这时，正好吕夷简也再度复相，仁宗下谕让范仲淹不要再纠缠和吕夷简过去不愉快的事。范仲淹“顿首谢曰：‘臣向论盖国家事，于夷简无憾也。’”（我过去议论的都是关于国家的大事，对夷简本人并没有什么怨恨。宋仁宗对范仲淹这种不计前嫌的做法非常赞赏。

点评：

谅解也是一种勉励、启迪、指引、它能催人弃恶从善，使歧路人走入正路。能宽恕别人是一件好事，如果能把别人的错误完全忘记那就更好了。

6。邓芝出色完成议和

邓芝，字伯苗，三国义阳新野（今河南新野）人，是东汉初司徒邓禹的后代。东汉末天下大乱，他避乱入四川。不久，他听说巴西（今四川阆中）太守庞羲好士，便前往依附他。

刘备定益州（今四川等地）称帝之后，派邓芝为郫县阁督。刘备到郫县，发现邓芝是个人才，便将他提升为县令，又迁广汉太守。邓芝在任，为政清廉而整肃，成绩卓绝，后又调入蜀汉中央为尚书。

刘备死后，丞相诸葛亮想派人出使东吴，以探动静。正在考虑人选，恰好邓芝来到，便对丞相说：今刘禅年小稚弱，初在位，宜遣一使者去东吴，重修友好。诸葛亮说：是的，我想了很久，就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选，现在有了。邓芝问，谁呢?诸葛亮说：就是你。于是便派遣邓芝出使东吴，与孙权重修友好。

邓芝到达东吴后，多疑的孙权听说他来了，推托无时间接见他。邓芝上书说，我来不完全是为我们蜀国，也是为你们吴国。孙权闻此言，便改容接见他，并对邓芝说：我诚愿意与你们蜀国和好，但你们蜀王年纪幼弱，国家又很小，形势也不妙，恐怕为魏国所乘而不能自保，所以，我才犹豫而未接见你。

邓芝听后，对孙权说：吴、蜀二国有四州之地，吴王你是命世的英雄，蜀丞相诸葛亮为一时之杰，蜀有重要的险阻，称为天府之国，吴有三江之固，两家合其长处，相互和亲，此乃唇齿相依，进可以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这已经是自然的道理。大王你若是委质于魏，魏必然要你入朝，还要你的儿子入侍为质。你若不听从，就奉辞讨伐你，到时蜀就乘你应付魏的讨伐之机，顺江而下，那时江南就不一定为大王所有了。

孙权听邓芝说后，沉默许久说：“你说得对”。于是便与魏绝交，与蜀连和，并遣张温随邓芝回蜀聘报。后蜀又遣邓芝使吴，孙权对他说，假若天下太平了，我们吴蜀各自分而治之，不是很好吗?邓芝说，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假若魏被并吞后，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到时就由战争的胜负来判定了。

孙权听后，大笑说，看你如此忠诚老实，那就等着瞧吧。于是便给诸葛亮修书说：我们二国和合，唯有邓芝。

后诸葛亮北往汉中，以邓芝为忠监军、扬武将军。公元234年，丞相诸葛亮死，邓芝升为前军师前将军，封侯，不久就督江州。孙权数年与他友好，馈赠不少。

蜀汉延熙六年（公元243年）迁邓芝为车骑将军，假节。八年后病死。

邓芝在地方上为吏，清廉整肃，成绩卓绝。出使东吴，口才雄辩，据理不紊，甚能服人。任将军二十余年，赏罚明断，善恤士卒，身之衣食，仰资于公众，一生素俭。

点评：

邓芝受诸葛亮之托，为吴蜀两家重修旧好奔走于东吴和西蜀之间，他据理力争，以理服人，终使孙权信服。邓芝为官清廉自律，生活俭仆，从不奢侈实为后世之楷模。

7。郭子仪严己宽人

郭子仪是唐朝著名将领，平安定史之乱的功臣。由于他“不幸危而邀君父，不挟撼以报仇雠，晏然效忠，有死无二，诚大雅君子、社稷纯臣。自秦汉已还，勋力之盛，无与伦比”。正是基于这个因素，旧史家才百般歌颂他“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侈穷人欲而君子不之罪”。

郭子仪在治军上是“威略不逮，而宽厚得人过之”。即对待部下宽厚仁爱，使得将士们感恩图报，乐于效命。史称其“事上诚谨，临下宽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处，必得士心”。这一说法决非虚言。当然郭子仪对部属也并不是一味宽容，他在治军上也有“赏罚必信”的一面。

他忠心耿耿为维护大唐一统江山而戎马倥偬，出生入死。从不拥兵自重，矜伐己功。对朝廷的诏命他百折不扣地加以执行，而未尝讲究什么条件。即便是遭到宦官程元振、鱼朝恩之流的中伤毁谤，郭子仪也不改变初衷，依旧以国事为重，尽忠尽责：“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短毁，方时多虞，握兵处外，然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正因如此，“谗谤不能行”，无尤小人的陷害终于未能得逞。

有一次郭子仪率军击破吐蕃灵州，凯旋班师。宦官鱼朝恩出于忌恨，“使之发其父墓”。事发之后，恰遇郭子仪从泾阳来长安朝廷述职。朝廷内外均为此事焦虑非常，生怕握有重兵的郭子仪勃然震怒，发生变故。当然，换了其他人，对此作出强烈的反应也是属于很正常的。因为在封建社会中，父母坟墓遭到任何亵渎，乃是非报不可的深仇大恨。所以当郭子仪入朝后，唐代宗马上好言劝慰，以图缓解郭子仪的情绪，可是郭子仪的态度却让所有人吃惊和钦佩，他不但没有责怪朝廷，反而痛切地自我谴责，说：“我带兵多年，不能完全禁止部下的暴虐行为。将士中也有毁坏别人坟墓的，这均系我治军不严所致。如今我自己父亲的坟墓被他人挖掘，乃是上天借他人之手对我的过错进行惩罚，而不能归结于人为的祸害。”他的这一番慷慨陈辞，使得满朝上下无不为之感动。

郭子仪严己宽人的品德，使得朝野的官员百姓深深景仰。甚至连那些奸佞小人、骄横藩镇也不得不表示佩服。如田承嗣盘踞魏州时“傲很不轨”，可是当郭子仪派人出使魏博时，田承嗣却当着来使的面，面向西边望空而拜。并指着自己的膝盖对来使说道：“兹膝不屈于人若干岁矣，今为公（郭子仪）拜。”又如李灵曜在汴州独霸一方，不论公私财物，只要途经汴州，都一概予以截留。唯独郭子仪的钱财粮饷从汴州通过时，不但不加扣留，而且还“令持兵卫送”。至于郭子仪麾下的宿将，不管其身为“王侯贵重”，在他面前更是唯命是从，毕恭毕敬，听凭郭子仪“颐指进退，如奴仆焉”。

古人说：“仁以附众，敬以招贤。”郭子仪严己宽人的品德修养恰好在这个问题上为后人们树立了楷模。

8。左宗棠正己治军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出生于耕渎之家，曾求学于长沙城南书院，三次到北京参加会议，均落地而归。他早年致力于历史地理之学，对历代兵事很有研究。太平天国起义后，他在家乡办团练，领兵打仗，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活，以后大部分时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积累了丰富的治军带兵经验，取得过一系列重大战役的胜利，尤其是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他统率的军队，所向披靡，大败阿古柏，为世人所瞩目。

左宗棠自咸丰十一年（1861）曾先后任浙江巡抚、陕甘总督、两江总督等职，授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封为一等伯、二等侯，声名显赫。左宗棠虽为名将，身膺封疆大吏，为朝野瞩目，但他始终能严于律己，爱兵爱将，为部队官兵所敬仰。左宗棠每次统兵出征，无论是行军还是作战，他坚持住营帐，从来不住公馆，和士兵一同过军旅生活。常常是身著一件布袍，伏案料理军书。有时踱出帐外，见兵勇在吃饭，便同士卒们一起就餐，亲热地谈笑，询问士兵的籍贯、家庭、生活。在进军西北攻打河州（今甘肃临夏东北）时，左宗棠驻扎在安定地方。当时兰州道蒋凝学是左宗棠的湘阴老乡，见左宗棠年事已高，在军中生活不便，特意禀请让左宗棠去兰州省城住总督衙门。左宗棠在批文中写道：“该道禀请移节省垣，自是体念衰躯之意。惟念前敌诸军冒雪履冰，袒臂鏖战，本爵大臣运筹中阃，斗帐虽寒，犹愈于士卒之苦也。所请应作罢论。”坚辞不受，在营帐中与士卒同甘共苦。以后，左宗棠又两次到肃州（今酒泉），最后到哈密督师。西北荒原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天气变化无常，虽然如此，他依旧住在营帐。路途经过的地方官吏都是好言挽留，力劝进住公馆，他总是一一回绝。

左宗棠不仅严格要求自己，对家人也是如此。左宗棠最宠爱的大儿子到军前省亲，左宗棠也叫他同住军帐。西北的冬天天寒地冻，刺骨的寒风吹入帐棚，使省亲的公子受寒致病。左宗棠平日对子女要求格外严格，公子帐中得病也不敢对左宗棠讲，回家后就此一病不起。左宗棠得悉细情后，也只好徒挥老泪而已。

左宗棠为将清廉，他自己说：“带兵五年，不私一钱；任疆圻三年，所余养廉不过一万数千金。”这在晚清贪贿成风的龌龊官场中实属少见。与左宗棠共事多年的杨昌浚说他：“绾钦符十念稔，从未开支公费；宫中所人，则以给出力将士及亲故之贫者，岁寄家用不过二十分之一，而自奉俭约。”湘军统率曾国藩评说左宗棠是湘军将领中少有的廉将。湖北巡抚胡林翼也常对人讲：左宗棠“一钱不私己，不独某信之，天下人亦皆信之也”。左宗棠对自己手下的将士关心倍至，每次领兵征战胜利后，朝廷给左宗棠的赏银，他“悉与将士共之，营中悦服”。部将刘典，在家乡一家店铺有一笔小小存款，结果店铺倒闭，刘典一家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得知后，命粮台在他本人廉俸项下，照数划出一笔款项，作为老人甘旨之需。后刘典在兰州病故，一应身后开销都由左宗棠负担支付，用去了他大约六千两廉俸银。

点评：

由于左宗棠的良将风范，所部各军将士对他无不敬佩，皆肯出死力为其效命疆场。左宗棠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军事战争的胜利，严于律己重“士节”的品德是其获胜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