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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精勉勤恳勤政躬行（第2页）

高攀龙一生秉性耿直，敢说敢言，敢作敢为，嫉恶如仇，他为官期间，整顿军务，严明纪律，使众人服贴，诸事井然有序，行政效率大为提高。其光明磊落的性格令人肃然起敬。

4。左光斗三上奏章

左光斗，字共之，号浮邱。明朝南直隶桐城南乡（今属安徽）人。因他出生时，月当大斗，故其父为其起名曰“光斗”。

左光斗九岁能文，是年桐城发生饥荒，合家以粥自赡，左光斗曾作（粥赋），乡人传为美谈。26岁参加应天乡试，名列第十一。万历三十五年春，左光斗参加廷试，考中进士，同年拜为中书舍人，入阁为官。自署一联于京邸：“俸薄俭常足，官卑清自尊。”成为自己的座右铭。他还常对朋友说：“何官不可致身，岂必金马才堪托足。”可见对他居官立身的态度。

万历四十一年，左光斗选任为御史，因等待朝廷命令而回到故乡桐城，闲居七年之久。万历四十七年受浙江道监察御史，都察院左佥都御史。他为官比较清廉正直，与给事中杨涟以“清直敢言负众望”，当时人称之为“杨左”。此时，明神宗不视朝已有三十余年，诸臣先后奏请，不允。此时，又遇辽东告紧，左光斗疏通神宗“刻日御朝，早定大计”，并且指出：“臣惟今日之事，辽安则天下安，辽危则天下危。皇上御朝则天下安，不御朝则天下危。早御朝则救天下之全，迟御朝则救天之半，若终不御朝，则终无救而已矣。何也?今天下非无全力也，救辽者非不多方也，譬如病者在床，医者在门，曾不得望主人而切脉，即投温、投凉、治标、治本，总无当也。善医者，则不然，但请主人正襟危坐，察言审色，伸脊容身，而病已霍然矣。……”并阐述了皇帝临朝之“十二善”。最后一针见血地指出明神宗御朝“不过举步之劳，片刻之暇，何惮而久不为此，此必有物焉以为之。崇将在内廷耶?将在外廷耶?在外廷则不当有此，若在内廷，则陛下何甘受其祟而不悟也哉?”三次上疏神宗皇帝，均未获理睬。自此左光斗名重海内，“海内贤士皆从之游，而小人之趋利、贪权势者，皆弗便也。”

次年春，奉命巡视京城，搜获假印七十余颗，伪印文卷以百数，假官百余名，这些人都私与吏部通了关节，左光斗尽予捕治，都人大为震慑，吏治为之一清。同年夏，左光斗巡视西北城区，发现有坊官奉要人旨意，关押了两名无辜者，并绝其食，光斗立即亲自批文，命其释放。不法权贵对他都有所畏惧，但也视为眼中钉。

明万历年间，辽东地区受到后金的骚扰。当时明王朝政治极端腐败，驻守在东北国防边境的十几万军队，只靠东南地区向北转运的粮饷。可是，东南地区的百姓，在封建统治的残酷剥削之下，“搜而又搜，”“派而又派”，民力已竭。加之河水枯竭，漕运不畅，粮饷已接近无源。粮饷既然不足，必然会削弱抵御后金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左光斗提出了关于屯田北方的主张。他指出燕京东南，黄河南北地区有大片可以垦辟的土地，没有很好利用，以致“高者为茂草，洼者为沮洳。”他分析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过去“惟知听命于天”，不知道兴修水利，来治理水旱灾害。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兴屯田水利的办法——“三因”和“十四议”。

所谓“三因”，那就是一“因天之时”。他认为天生万物，不能缺水，南方以水为利，北方竟以水为害，这是由于北方没有掌握万物首要在于治水的道理。二“因地之利”。这就是要根据自然地理条件，引水灌溉。三“因人之情”。他认为广大人民是很注意水利事业的。所以“南人惜水如惜血”，政府如果不提倡兴修水利，就是失人情，也就是失“因民之利”。

所谓“十四议”：一议浚川。他建议要把川河疏浚，使“下流既泄”，则“上流自安。”二议疏渠。凡靠近河渠的地方，要多方面的疏通水源，如工程较大，政府就得帮助；费力较小，就“听民自举”。三议引流。对于没有河流的地方，要开水源，“凿地为港，掘地为进”，进行人工灌溉。四议设坝。有些河流，因地形渐下，不好进行自然引水，就拦河设坝，然后“平而引之”。这在支河浅流的地方最适宜。五议建闸。兴修水利，就必须有调节蓄水和排水的枢纽。因此，在堤防处应设斗门。于入水处，“旱则开之，涝则塞之”；于出水处“旱则塞之，涝则开之”。六议设陂。在靠山带溪的地方，往往山洪暴发，就造成沙石压冲的灾害，这就要顺水设陂，以阻住沙石。七议相地。只要水利工程兴修好，就要因地制宜，改良农作物，在北方可以改旱地为水田，这样每亩的生产量，就可增加三倍。并可改变干旱地区的面貌。八议筑塘。九议招徕。十议力田设科，十一议富民拜爵。十二议择人。十三议择将。十四议兵屯。

左光斗提出的“三因”、“十四议”，绝大部分都有新的创见，而且也大多符合水利科学的基本原理。所提出的具体做法，大大丰富了我国历史上的治水工程的经验。

点评：

左光斗在给文章的信中曾写道：“权奸乱政，男与大洪少宰共削籍矣。一腔热血，以此报君，即从此极亲，男时刻从忠孝自励矣。“左光斗为官十八年，两袖清风，不治家产，因此回到故里之时，行李萧然，囊空如洗，唯有一身正气！

5。田文镜不敢一事苟且

田文镜，字抑光，清朝汉军正蓝旗人，雍正五年因功招入正黄旗。祖先原居广宁（今辽宁北镇）。康熙二十二年，田文镜以监生任福建长乐县县丞，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雍正元年，田文镜受命告祭西岳华山，途经山西时，他得知山西官员匿灾不报，以致百姓遭殃，便如实向雍正帝汇报，雍正帝极为赞赏，嘉其直言无隐，命速往山西赈灾。当田文镜圆满完成救灾任务后，即被任命署理山西布政使，他“清厘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一新”，因而使雍正帝对他更加器重，把他正月调任河南布政使，后又升为河南巡抚。

田文镜一上任便大刀阔斧对官场长久以来的陋规、科派，以及州县逃赋、隐匿土地等问题进行了整顿。他还特别注意认真执行雍正帝的各项改革措施，使之在河南得以落实。

整顿吏治，清查亏空，是雍正帝登基后进行的第一件大事。田文镜在河南亦以此为先务，他一到任，“即查核豫省亏空”，而且“不遗余力，檄委各府州互相觉察，总期彻底澄清，不容纤毫短少”，对那些有贪污行为者，俱“令其涤虑洗肠，痛改前非”，否则“立即揭参”，毫不留情。由于措施严厉，河南清查亏空事进展较快。此处，田文镜严肃吏治，对属员要求极严，对贪赃枉法，以及玩忽职守者同样严惩不贷。赴豫仅二年，他就劾罢属员达二十三名之多。

田文镜锐意兴革，必然受到保守势力的攻击，特别是他惩治贪官十分严厉，必然触及某些人的利益，因而保守势力对田文镜恨之入骨，经常向雍正帝密奏田文镜之“刻薄”。雍正帝对田文镜的干劲十分赞赏，但为了使他不致陷入孤军奋战，曾下谕劝他讲究斗争策略及方式：“豫抚之任，汝优为之。但天下事，过犹不及，适中为贵，朕不虑汝不及，反恐报效心切，或失之少过耳。”田文镜十分感激雍正帝的善意提醒，但对各种诽谤及攻击毫不介意，仍旧对河南政务进行不停顿的整顿。他不怕挨骂，不怕孤立，认准的事就要一干到底。在贯彻雍正帝关于“士、民一体当差”政策的过程中，田文镜狠狠打击了保守势力的进攻，迅速解决了一起旨在反对改革的“罢考”事件。

田文镜抵豫之前，河南连年灾歉，人民苦不堪言。上任之后，他通过深入了解情况，发现与河堤工程长年失修有关，以致无雨干旱，遇到大雨又酿洪灾，于是决定由政府拨款兴工修筑，并提出人夫应由各州县分遣，“按照百姓地亩，或半顷或二顷出夫一名”，“绅衿里民，一体当差”。这本是个利国利民的政策，但却触犯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因为有田半顷或二顷者自然是地主，他们一向与绅衿等享有特权，官府也不敢轻易触犯，没想到新上任的布政使却毫不留情面。于是在一些人的挑唆下，开封府封邱县绅衿、武生等赴巡抚衙门控告，反对一体当差。要求维护儒户、官户的特权，最后发起罢考，一时声势浩大。当时，河南的学臣对此竟“无一言严饬”，而负责司法、监察的按察使更“将罢考一事置若罔闻”，声称：“我只管人命盗案，余事非我职掌。”形势对田文镜极为不利，他也感到“势甚孤危”。但是，为了把一体当差这项改革措施贯彻到底，田文镜敢犯众怒，就在河南一些大员袖手旁观的情况下，他“捐弃身家，不避嫌恕”，对地主、绅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迅速将为首者捉拿严办，杀一儆百，终于使考试照常进行，地方很快恢复了平静，而各处堤工也按原计划兴办，无一例外。在这个问题上，雍正帝态度鲜明：“果能任怨任过，真实为国家竭力报效，何危之有?”实际上是全力支持了田文镜。

有雍正帝的支持，田文镜更加勤奋，他曾多次表示，为了把河南工作搞好，他要“益加敬谨，夙夜匪懈，竭尽驽骀，以仰报我皇上知遇之隆恩”。在严厉打击保守势力的同时，田文镜对地方各项工作却是兢兢业业。他忠于职守，且精勤于钱粮、治河、刑名、防盗诸务。雍正帝曾下令在全国实行摊丁人地的赋役改革，田文镜积极贯彻，他在调查了河南各州县的情况后，于雍正四年（1726）奏请自五年（1727）始，河南全面推行摊丁人地，“各邑丁粮均派地粮内，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轮将”，获得批准。使河南成为在全国比较早实行这项改革的省份之一。

治河，兴修水利，历来是封建政府的大事，对河南来说，尤其突出。田文镜对此更是努力倍至。他在雍正二年修筑堤工的基础上，从雍正三年（1725）正月起，又对原来负责河工的堡夫，以及由江南调来协助防护的河兵进行训练和约束，并对管河官员重其职守，力图训练一支干练的护河队伍，以保证豫省河堤的坚固。同年夏季，遇有大雨，黄河“净长水四五尺间至七八尺不等，势亦汹涌”，且多有“出槽漫滩”之处。田文镜“晓夜查催，不遗余力”，并严格要求各处官员必须“率领兵夫昼夜住宿堤上，多备料物，人夫协力，加紧修防”，终于使这次洪水未能成患，而“禾黍畅茂”。雍正帝闻讯，高度赞扬说：“如此在地方上忧勤不懈，何事弗克办集耶?”事后，田文镜又安排各地务必在“今冬明春，乘农务闲暇之时”加固堤岸，“庶堤岸巩固，安如磐石”。在田文镜的努力下，河南的治河工作取得了明显效果。

点评：

雍正帝曾对田文镜励精图治，锐意改革的精神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他说：“朕设身处地代尔思维，即原系不肯勉励之人，当此际遇，亦不得不加勉矣。”田文镜正是以自己的辛勤汗水换来了地方政务的百废俱兴，并成为全国督抚之楷模。

6。靖难名臣姚广孝

姚广孝，明初大臣，本是僧人，后被皇帝赐名姚广孝。洪武十五年（1382）姚广孝随燕王前往北平起，他便一直帮助谋划夺位之事。“靖难”之役中，战守机事也尽决于他一身。担惊受怕，费尽心机二十年，终得晚年功成名就，姚广孝本可身居高位，坐享天年。但是同所有有为的政治家一样，他无法改变自己多年的习惯，命中注定要勤奋终生。

永乐二年（1404）六月，在受官太子少师后两个月，姚广孝以钦差身份前往苏湖赈灾，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故乡。衣锦还乡的兴奋，伴随着怅然之感。他的父母均已在贫困中故去，“垅墓既无，祖业何在?岁时祭扫，曾不可得。”他将父母灵位得进了少时出家的妙智庵。

姚广孝不顾70高龄，冒着酷暑，亲往县道，督促州县发米赈饥，而且将皇帝赐予的金帛分赠给乡里。而他自己却依旧过着独身僧人的生活，有时身着袈裟，独步于山寺野径。据说有一天他独坐寒山寺外吃着随身带的干粮，却被一个姓曹的县丞以“见官不避”抓去打了几十皮鞭子，关到了狱中。第二天属官们不见太子少师，着了慌，直找到狱中，才把他找到。那曹县丞吓得要死，前来请罪，姚广孝却写了一首诗道：“奉使南来坐画船，袖袍犹带御炉烟；无端撞上曹三尹，二十皮鞭宿缘。”然后批评那县丞几句就算罢了。身居高位，事必躬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在姚广孝身上确实表现出一种超凡的修养。

从苏湖回京后，姚广孝顾不上休息，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他专心蓄养了一只公鸡，每晨闻鸡而起，壮心不已地度过了一生最后十数个年头。

他身为佛教长官，因忙于清理教务，常负友人之邀；他身为太子少师，又要辅导太子居守京师，并为太孙讲读华盖殿。而他晚年投入最多精力的工作，则是先后主持了《永乐大典》和《明太祖实录》两部大书的编修。

《永乐大典》的修纂工作最初是由翰林学士解缙主持的，花了一年多时间，永乐二年十一月成书，当时定名为《文献大成》。但是不久明成祖便发现这部书远远未能达到自己最初的设想，于是将70高龄的太子少师姚广孝请来主持，重新编修。

这一次调集参加修书工作的人员多达2169名，除去文苑名士，还有不少高僧、名医以及擅长书画的人才。礼部承担了召调人员，搜集书籍的工作。自文渊阁开馆修书后，每天由光禄寺供给编修人员朝夕膳食，整整忙碌了三年。

永乐五年（1407）十一月，编修工作告竣。姚广孝等人将这部11095册的巨帙进呈给明成祖朱棣。书中辑录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书籍七八千种。包罗了经、史、子、集、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十、僧、道、戏剧、小说、技艺诸项内容，共22877卷，仅书目便有900卷之多。这次的修书工作主要便由姚广孝主持，他精通博杂的学问在这次修书中得以发挥。明成祖将这部书定名为《永乐大典》并亲自为之撰写了序文。

永乐九年（1411），77岁的姚广孝再次受任监修官，主持了《明太祖实录》的重修工作。《明太祖实录》初修于建文初，明成祖夺位后，因为其中有不利己的记述而重修了一遍。但此后仍感到不满意，于是决定再次重修。姚广孝从接受这项工作，直至病逝，兢兢业业工作了六年多时间。他在晚年写给户部尚书夏原吉的信中说道：仆衰老，……区区所念，《太祖实录》，万世法则，此是国家至重之事。……尔蒙意实录中，最难书者，发迹定鼎征伐等项。且喜稿完呈进了当。……凡事访问稽考，从实修纂，补遗、润色，次第成书，以副上意。如或延缓岁月寝久，亦非所宜，惟阁下谅察。

姚广孝显然不止是挂名监修，而是名符其实的主持者。这次修成的《明太祖实录》，就是我们今天所见的三修本。这是一次真正的重修，所用时间和全书内容都大大超过了前两次。但是，当永乐十六年（1418）五月书成上呈，成祖设宴赏赐有关人员时，为此耗尽余生的姚广孝却已在两个月前与世长辞。

点评：

姚广孝以惊人的毅力和勤奋完成了晚年的工作——两部巨帙的监修工作。从其身上体现出的事物躬亲，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超凡修养很值得我们后人效法。

7。张居正鞠躬尽瘁

张居正，字叔大，江陵（今属湖北）人，他出身寒门，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在明朝万历王朝初年，十年首辅生涯，他协助十岁的幼帝推行改革，不遗余力地整饬吏治整肃教育，革新税赋，把溃败的明王朝一举治理得国富民安，使得朱明王朝将倾之厦在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强盛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