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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精勉勤恳勤政躬行（第1页）

第四章精勉勤恳，勤政躬行

1。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周公姓姬名旦。他是周文王姬昌的儿子，武王姬发的同母弟弟。因为后来他的封邑在周地（今陕西省岐山县），又位居三公，故被周朝及后人称为周公。周公从小就性格宽厚，孝敬父母，且多才多艺，处事谨慎而又果断，在文王诸子中出类拔萃。周公的优秀品格与素质，注定了他会成为西周初年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

商朝末年，纣王荒**无道，民不聊生，统治日见衰败。胸藏大志的周文王乘此时机，积极准备灭商。他励精图治，延揽贤才，团结诸侯，翦灭商朝羽翼方国，国力日益强盛，到文王晚年，原先僻处陕西西部的“小邦周”，已是“三分天下有其二”。但未等实现自己的宏愿，文王就病逝了，灭商的历史使命落到了武王姬发的肩上。而周公，则成为他的兄长的最得力的助手。史称“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在灭商斗争中，他的功劳实际上不在大名鼎鼎的太公望（即姜太公）之下。

公元前1027年，武王出动数万大军，联合各路诸侯讨伐商纣。周公、太公辅佐武王统军渡过黄河，直逼商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县）。在郊外的牧野，周公草拟了著名的战前誓词——《牧誓》，在二月甲子这一天的凌晨，由武王在阵前发布。《牧誓》历数商纣腐败**、凶残、暴虐的种种罪恶，宣告伐商的正义性，并且申明军法，义正辞严。誓毕，大军向朝歌发动进攻，士卒个个同仇敌忾，勇往直前。而商军人数虽多达数十万，但多为临时征集的奴隶，毫无斗志，因而一触即溃。周师攻进朝歌，商纣自焚而死，商王朝灭亡了。武王兄弟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

武王攻占朝歌以后，周公向武王建议，用经济上施惠，生活上安定和政治上笼络利用上层人物的办法，来妥善处理战败的殷人。武王采纳了他的意见，下令旌表被纣王杀害的贤臣比干和商容，释放被囚禁的王叔箕子和平民百姓，开仓济民，安定殷人，并且让纣王的儿子武庚继续管理殷地的百姓，使商作为一个诸侯国继续存在下去。这一系列措施使商地百姓喜出望外，愿意服从西周的统治。为了防范商人的反抗，武王将三位弟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封在殷地附近，号为“三监”，监视武庚；又封周公于鲁、太公于齐、召公（武王庶弟）于燕，镇抚当地土著，其他从征诸侯，也各有封赏。西周王朝的统治由此初步确立起来了。因武王需要辅弼，故周、太、召三公均未就国，而随武王西归，留在朝廷执政。

武王返周不久，就患了重病。为了兄长的健康，周公亲自书写祷辞，向祖先祈求愿以己身代死，好让武王痊愈，统治新建的王朝。武王病笃之时，恳请周公接替王位，周公涕泣沾裳，坚辞不肯。武王只好传位于儿子姬诵，是为成王，并以周公为太师、召公为太保主政。由于成王年幼而形势又十分严峻，周公为了维护刚刚建立的西周王朝的稳定，毅然摄政当国，以王命号令天下，用自己的威望与才干担负起治理天下的主要责任，开始了周公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

周公前后摄政七年，当姬诵成年举行了冠礼之后，周公例归于成王，自己则以臣子的身份恭谨地辅佐成王治理国家。

他常常因考虑政事夜以继日，有时睡在**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便会急切地坐以待旦，等候上朝处理。他教诲成王要以殷商为鉴，立身正行，为臣民表率。他还作了一篇《无逸》，谆谆告诫成王不要贪恋逸乐，而要体察百姓稼穑艰难和生活疾苦，正确对待民间的批评和不满，以德治民。周公深知贤人才士对周朝王业的重要，待士恭敬，着力四方延揽，他曾对即将就封的长子伯禽说：“我是文王的儿子，武王的弟弟，成王的叔父，地位不可谓不高。但我常常一洗沐而三握发，一餐饭而三吐哺（意为洗沐、吃饭时亦常常停下来招呼客人），还担心怠慢和失去天下的贤士，你到鲁国，千万要谨慎而不要傲慢待人啊!”三国时，曹操的著名诗句“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就是用此典故来歌颂周公的。

周公为建立和巩固西周王朝贡献了毕生精力。临死前，他还对儿子们说：“我死了以后，一定要把我埋在成周，以表明我不敢离开成王的身边。”这真可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王闻讯，悲恸不止。他命令将周公隆重地埋葬在毕地的文王墓旁，谥号文公，配享文王，又特许鲁国可以世世代代用祭祀天子的礼乐来祭祀周公，以表彰周公的丰功伟绩。

点评：

周公平叛乱、行分封，奠定了西周政治制度的基础。相传他曾制作礼乐，建立典章制度，提倡“明德慎罚”，礼贤下士，勤政爱民。他兢兢业业治理天下，使周朝真正得以巩固，功劳卓著，权位至极。然而，他为了社稷的长远利益，归政成王，一心辅佐，任劳任怨，堪称忠于职守的典范。

2。商鞅变法，国强民富

商鞅，春秋时期卫国人，本姓公孙，又称为公孙鞅或卫鞅。他的先祖是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卫国，后来卫国衰败，而商鞅就出生在这样一个日渐衰败的王族中。公元前361年，公孙鞅带着自己经常研读的《法经》，赴秦国去了。此时的秦国，献公刚刚去世，新即位的孝公年轻气盛，他目睹一些重臣权贵终日声色犬马无所事事，自己的父亲尝试着进行了一些变革，虽有效果但没能彻底改变贫穷积弱的状况，而魏、赵、楚等国又一个个虎视耽耽。因此，孝公下了一道求贤令，广招天下的贤士英才。

通过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正与孝公不谋而合。但孝公又有深深的忧虑，他知道自己国内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实行变法，那些权臣贵戚会不会因惧怕而阻挠呢?

针对孝公的心情，公孙鞅劝说道：“迟疑不决的人很难成就功名，犹豫不断的事不会有什么功效。既然要变法，就必须决断。不要担心别人反对。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会遭人非议。有独见的人，也一定会遭他人诋毁。愚钝不化的人在别人事成之后还迷惑万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发以前已洞悉明瞭。常言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讲究德尚的人是不与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决不会左顾右盼求助于他人。对圣者而言，只要能够强国，便毋须遵循旧规；只要有利于百姓，又何必重蹈旧礼!”

这一席话把孝公说得茅塞顿开，但一个反对的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规便可达到大治。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规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般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成规拘于旧礼!”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压倒了甘龙的气势，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他在孝公面前一字一顿地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旧器具。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礼没有什么偏差。”公孙鞅听了这些，把锋芒转向他，劝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因此，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由此可见，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孙鞅制定变法律令，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垦草令》，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

《垦草令》颁布了，但仍然有一个问题悬而未决，即如何取得全国百姓对新法的信任。

一天，秦国雍都城市场的南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在围观什么。在人群中竖着一根三丈多长（合今日二丈余）的木头，一位军士大声宜布着：“如果哪一位能将这根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将赏给他十金（金是计量单位，每金相当于二十四两）。”话音落了，四周围观的人面面相觑，无人相信。这样垂手可成的事，竟然会重赏十金，会不会有诈?官府以前总是不把答应百姓的事当回事儿。等了良久，没有人出来扛那根“昂贵”的木头。军士马上又宣布：“如果有人把它扛到北门，赏他五十金。”这下更让围观的人惊诧不已了。人们窃窃私语，仍在猜疑，这时，一个愣头愣脑的小伙子从人群中走出，二话没说一口气把那木头从南门扛到北门，等候发落。军士立刻取来五十金赏给了他。在众人羡慕与惊异的目光中，那小伙喜不自禁地离去了。这事一传十、十传百，不几日秦国的百姓都相信官府言必信，行必果了。

这一幕原来是公孙鞅设计的。知道要变法必先取信于民，做到上情下达、令行禁止。看到这个目的已经达到，公孙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在秦国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变法措施在前359年和前350年两次颁布，基本内容大致如下：（一）实行“什伍连坐”制，鼓励告奸，防止民间私斗，“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其刑”，使国内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二）奖励人口，“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刺激人口户数的增加，以改变秦国地广人稀的状况；（三）奖励耕织，重农抑末，要求百姓“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把民力民财引导到发展农业生产上；（四）奖励军功，强化以军功为基础的等级制度，削弱旧贵族的势力，规定“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刺激国人勇敢作战的牺牲精神；（五）废井田，开阡陌，掘开田间封界，改变旧的土地所有制，奖励垦荒，赋税平担，刺激国人生产耕作的积极性；（六）推行郡县制度，县令、郡丞直接由中央派遣，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七）统一度量衡，为经济的发展交流铺平道路，同时还“燔诗书而明法令”，烧去一些禁锢人们思想的书籍，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实行变革。

这一系列大刀阔斧的变法措施，有效地刺激了秦国生产力的发展，打击了旧贵族的势力，加强了中央集权的力量。新法实行了近二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国内安定，一派祥和。

点评：

二千多年来，历史学家对高鞅变法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谁也无法忽视他的变法对秦国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王安石曾写诗赞叹商鞅：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3。高攀龙东林讲学

高攀龙，字存从，又字云从，明朝无锡（今属江苏）人，他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就立志于程朱理学，凡诸儒语录、性理诸书，皆能默写诵习。后来他又考中了举人和进士，从此开始步入仕途。

万历年间，吏部尚书孙銭、吏部考功郎中赵南星主持“京察”（考核京官），他们为澄清吏治，秉公沙汰，将无德无才而又附丽于权臣的官僚尽行罢黜，朝野为之称快。然而，孙钱、赵南星等人的正直无私却惹怒了内阁首辅王锡爵，不久，赵南星即被诬为“专权植党”而削籍为民，孙钱也被迫辞职。与此同时，王锡爵又示意户部郎中杨应宿、郑材等人寻找借口攻讦颇有名望的礼部右侍郎赵用贤，使赵用贤被罢官。左都御史李世达等人因上疏为赵南星、赵用贤鸣不平，也相继去位。一时朝中正直之臣被摈斥一空。

面对这小人得志，君子被辱，黑白为之颠倒的局势，高攀龙感慨万千，鲠在喉中，不吐不快，遂上《君相同心惜才远佞疏》。疏中，他首先指出天地生才甚难，国家需才甚亟，如此不分青红皂白废斥大臣，将无才以继，后果不堪设想；继之，他又直言辅臣之所以能专权自恣，为所欲为，是因为“陛下朝讲久辍”，不关心政事所致。如此下去，于君圣德、于国致治，将大为不利；最后，高攀龙又愤然指斥首辅王锡爵忌贤妒能、排斥异己的恶劣行径，并要求神宗罢黜谗谄附势的杨应宿、郑材等人，以肃吏治。

疏上，王锡爵急忙上书自解，杨应宿亦上疏捏造罪名转攻高攀龙。昏庸的神宗皇帝不辩清浊，决定各打五十大板，下诏降杨应宿官二级，谪高攀龙为广东揭阳县添注典史。

万历三十一，高攀龙、顾宪成等人怀着崇敬的心情结伴采到北宋学者杨时讲学的东林书院旧墟，凭吊四百多年前的宋朝学人，一时心有所感，遂决定筹划修复东林书院，作为讲学之所。在常州知府欧阳东风和无锡知县林宰的支持下，修复工作在第二年夏季开始，入秋即告竣工。

东林书院在建成的那年十月九日到十一日举行了首次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一两次，每月小会一次，强调讲学的宗旨“务在躬修实践”。此后，顾宪成、高攀龙相继主盟东林书院，他们邀请江浙“同人”，在此济济一堂，相与讲德论学，一时传为吴中自古以来未有之盛事。

顾宪成和高攀龙懂得：要匡教当前的政治弊端，应从清算思想学术上的“虚疾”着手。不过，他们找不到合适的武器，只得仍然祭起程朱理学的大旗。因此，东林讲会，主要是发扬程朱理学，痛斥当时流行的王氏心学之弊。除这些共同点外，东林学者治学也各有专攻，特别是高攀龙推本程朱而涉足更广，如陈献章之洒落、胡居仁之主敬、薛碹之实践、王守仁之超悟，高攀龙皆能吸其所长而屏其所短。讲会之上，他们各抒己见，论难辩对，尽致方止，学术气氛异常活跃。同时，东林学者还十分注意进行内外交流，高攀龙、顾宪成曾多次率众到外地书院讲学，也多次邀请外地学者来东林演讲。这些友好而频繁的学术往来，大大开拓了东林讲会的视野，加上东林学者本身不倦的探索，一个以“操履笃实”为主要特征的新学派在东林书院形成了。东林之学的兴起，使士风为之一变，为其后“经世之用”之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

东林学者并不是为讲学而讲学，而是把读书、讲学和探讨国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在讲学之余，经常评议朝政，抨击当权派，要求改良政治，整顿税收，限制大官绅的势力。这种既讲学又议政的做法，在当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有志士人，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闻风响附”，一部分在朝的正直官员，也与东林学者“遥相应和”。

由于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一开始就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因此，它在复兴后不久，不仅成了一个著名的讲学中心，而且也成了一个使“庙堂亦有畏忌”的政治舆论中心，为世人所瞩目。拥护者固然不少，忌恨者为数亦多。于是，那些反对东林书院讲学活动的当朝权贵们，就把高攀龙、顾宪成等人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在野士人和在职官员称作“东林党”，伺机加以打击。

高攀龙不仅主盟东林书院，利用讲会的舆论来影响政府，而且还积极提出并实施一些改革弊政的措施。江南历来是全国田赋最重要的地区。明初建立了粮长制度，规定由粮长代政府征收和解运漕粮。但是，随着土地的不断集中和农民的相率逃匿，粮长增添了一项赔垫的额外负担，这个差事逐渐成为一个灾祸。家道殷实的富户往往出钱买通官府，逃避差事；一般中小民户求告无门，只好充任粮长，弄得倾家**产。高攀龙目睹其弊，上书巡抚，提出了富户主办，次富户贴钱，齐备后由官府招力役解运的改革方法，使民户免于破产。

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