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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审势度势趁机反攻（第1页）

9。审势度势，趁机反攻

成吉思汗率蒙军主力西征，只将少数军队留在中原来对付金朝，这对金朝应该说是反攻的绝好时机，但金宣宗完颜询不仅没有抓住这个机遇，却一味贪图小利而不顾大局，将金军主力用于南下侵宋，而用少量兵力去对付最主要的敌人蒙军。这种典型的欺软怕硬做派恰恰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最终铸成历史大错——在决定国家命运的重要时刻，昏庸之君与明智之君竟有如此天壤之别。

在过去的宋金关系中，金朝一直处于有利地位。宋国文强而武弱，屡屡北伐，均告失败，迫不得已与金签订“嘉定和议”，约为“伯侄之国”，每年向金贡纳岁币30万两。这一和约既使金朝避免了两线作战，又得了意外之资。但随着蒙金战争的展开与金朝的节节败退，南宋看到了北伐的契机，于是不再向金纳“岁币”，后来又希望减少岁币，改为每年纳贡20万，遭到金宣宗拒绝。

金宣宗拒绝南宋减纳岁币的请求实为失策，此后，金与蒙古、西夏、南宋三国均处于敌对状态而不识时务。术虎高琪成为金朝廷中实力派人物后，他用重兵驻守南京而不去收复其他州郡，反而怂恿金宣宗完颜殉，以南宋不纳贡为由，于1217年4月间出兵南侵襄阳。这样，金朝便与周边国家全都进入了交战状态，更无理智可言。

金朝一些有远见的大臣担心国家前途，对朝廷的决策不断提出异议。比如在同年10月间，右司兼侍御史许古上疏，请遣使与宋议和，金宣宗认为言之有理，让他起草议和牒文，将牒文交术虎高琪审阅，术虎高琪准备再次出兵伐宋，因而置之不理。及至年底，金宣宗完颜殉又受到术虎高琪鼓动，命令平章政事胥鼎率兵伐宋。胥鼎从前线上书，提出6条反对意见，说道：“如闻王师南征，乘隙而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3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但术虎高琪左右朝纲，金宣宗耳朵根子又软，只想在蒙古军入侵后往南宋地盘上躲，于是固执己见，不断南侵。如此这般，从1217年至1223年，金朝连续与宋进行了7年的战争，直到金宣宗死而金哀宗继位，才纠正了这种决策失误。

伴随着政治上的失策和军事上的失利，金朝的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居民逃亡，户口锐减，个别地区甚至千村薜荔，野无居民，已接近全面崩溃状态。而这时，金朝统治者还在大肆调发民力，人民不堪忍受，相继逃亡。金朝外交失策，用兵失误，又加上对内镇压，征发徭役，国家政治面临深刻危机。

金朝军队也存在严重问题，由于所任将帅多为豪门膏粱子弟，既不能耕，又不能战，只知聚饮赌博，习以成风，因而军队内严重的腐败已充斥着上层和下层。这时的金军多为临时召集，多为充数的“老稚”，战斗力可想而知。面对这种积贫积弱，内外交困的形势，金宣宗不仅不加紧发展经济，休民养兵，反而自不量力，损伤国力军威，削弱同蒙古军队交战的力量。正是在看到金朝已成这副烂摊子，看到这样“庸懦”好欺的中原皇帝，成吉思汗才放心西征，交由木华黎独立去经略中原。

木华黎虽然未能攻下汴京开封，自然是一生最大的遗憾，但他已占领了广大的中原地区，为入主中原奠定了基础。

木华黎死后，伐金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当时，术虎高琪因罪被杀，金中央政权中的抗蒙派势力大增，金朝加强了对蒙军的反攻。1223年3月，金完颜伯嘉权参知政事，行尚书省于河中府。同年4月，又设京兆南山安抚司，并下令扩军，同时也审时度势地加强了对各地武装力量的招降工作，赢得了一些主动，武力由此大增。

在招降地主武装势力的同时，金哀宗完颜守绪还在完颜嘉伯等人的辅佐下，着手完善与邻国的外交关系。政权内部也重用了一些良臣，有识之士胥鼎、张行信等被召担任副丞相，在他们的参政下，1224年6月，金国出榜告示宋国军民不再南伐。10月，西夏也遣使来与金国修好，金夏议和。此后金朝摆脱了3面受敌的局面，开始将主力集中在陕西、西河地区，用来对付蒙军的进攻。

金朝内外政策的突变，很快扭转了长期被动的政治和军事局势，赢得了积极的效果。在金廷的影响和策动下，河北地区首先出现了武装叛乱，一些蒙军建立的政权以及任命的地方官员被杀，史天倪之死便是一个有突出影响的事件。随着武仙叛蒙，一时河朔诸郡，19俱叛，在金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地武装势力又纷纷依附于金。在山东，李全陷益都，执张林送楚州，彭义斌坚持反金抗蒙。在河东地区，附金地主武装也空前活跃。1227年2月，金纥石烈牙吾塔取平阳，擒蒙古河东（今山西）南路兵马元帅兼知平阳府事李守忠，并一度冲陷青龙堡。同年5月，太原也一度为武仙所据，蒙方守将攸哈刺拔都阵亡。蒙古失地折将，木华黎6年的经营打了水漂。可见，只要政策得当，就会得到地主武装的拥护，收复失地是极有可能的。

面对严峻的形势，木华黎之子孛鲁不负重望，展示了高超的政治才能。他曾两次去西夏前线朝见成吉思汗，接受攻夏灭金的重要使命。武仙叛蒙后，河北地区尚有一些降蒙武装力量，拒不与武仙合作。孛鲁抓住了这个机会，开始大举反攻，“命天倪弟天泽代领帅府事”，并命肖乃台率蒙古精兵3000火速赴援，这一战打败了武仙的干将葛铁枪，迫使武仙放弃真定逃往汴京。7月，投靠了南宋的起义领袖彭义斌和严实合军援救武仙，夺取真定。孛鲁派孛里海率兵对付彭义斌。严实马上反戈相向，急赴孛里海军与之会合，遂与彭义斌战，彭义斌战败被俘，不屈而死。

河北地区叛乱一经平定，孛鲁便挥师山东，先围益都。此时已是10月，孛鲁先遣李喜孙诏谕李全。李全欲降，但部下田世荣等不从，杀了孛鲁使臣李喜孙。至翌年春3月间，李全企图突围逃走，被蒙军截击，大败，全军7000人被斩首，李全被俘。蒙军诸将认为李全势穷而出降，并非心服，若不杀，必留下后患。但孛鲁从全局战略出发，认为山东未降伏者尚多，而李全平素颇得人心，杀了他就不能立威，使民众失望，于是“乃以全为山东淮南楚州行省，郑衍德、田世荣副之，郡县闻风款附，山东悉平”。此后不久，蒙军完成了对山东全境的占领。孛鲁以全李全之策，换来一大批降蒙州县，可谓有大见识和大谋略，颇得木华黎之传。

当金军攻克平阳、太原时，蒙军在西线攻克西夏，地主武装为此大受震动，纷纷反戈投蒙，附金地主武装从此分崩离析。当时，金国内上层统治者各自为政。《金史》载：“郭文振处开西北，当兵之冲，民贫地瘠，开又不奉命以粮赈文振军。文振穷窜，开势愈孤，以至于败。”“王大间，潞州不守，开居南京，部曲离散，名为旧公，与匹夫无异。”由于金国内各派相互倾轧，降蒙地主武装又很快夺取了太原、平阳等地，为蒙军的进一步军事攻势创造了基础。几年后，河中府又被蒙军攻破，河东（山西）全境由此被平。

成吉思汗授权木华黎父子经略中原，给他们高度的自主权，至此已占领黄河以北广阔地域，为最终灭金奠定了大势之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