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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庄文皇后，博尔济吉特氏，蒙古科尔沁贝勒寨桑之女，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十年（1625），博尔济吉特氏由兄长吴克善专程护送，嫁给了比她大20岁的亲姑夫皇太极为侧福晋。崇德元年，皇太极称帝，博尔济吉特氏被册封为庄妃，册文上写着：“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日：自开辟以来，有英运之主，必有广胤之妃，然锡册命而定名分，诚圣帝明王之首重也。兹尔本布泰系蒙古廓儿沁国之女，夙缘作合，淑质性成。联登大宝，爱做古制，册尔为永福宫庄妃。”崇德八年，皇太极病逝，庄妃6岁的儿子福临在多尔衮的拥立下登基，尊庄妃为皇太后。

太后下嫁之说，最早引起史学家关注的是明代遗民张煌言的十首《建夷宫词》，其中有一首说：“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日新仪注，太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此词写于顺治七年，多尔衮于顺冶五年已称“皇父摄政王”，慈宁宫又是孝庄皇太后的寝宫，词中说慈宁宫中喜气盈盈地举行婚礼，显然是指孝庄太后下嫁多尔衮之事。

主张太后下嫁确有其事的还有其它一些论据从多尔衮的“皇父”称谓就可得知太后下嫁于多尔衮，在顺治朝多尔衮公开以皇上的父亲自居，自称为“皇父摄政王”，而只有皇帝的母亲下嫁了，多尔衮才有可能被称为“皇父”。当时，多尔衮在朝中的权势十分之大，．加上他早就对孝庄皇后痴迷已久，朝中一些巴结他的人就提出让皇太后下嫁，另外，这样也正好可以控制顺治帝。这一提议很快就得到了多数大臣的支持，而福临也碍于多尔衮的权势勉强同意。就这样，太后正式下嫁多尔衮为妻。太后下嫁一事，折射出了顺治帝和孝庄皇后这对孤儿寡母当时尴尬险恶的政治处境。清末还发现了顺治时太后下嫁皇父摄政王的“顺治遗诏”，诏书所记如果属实，无疑是太后下嫁最具权威的铁证。

另外，也有人说太后下嫁是因为皇太极晏驾后，清贵族内部的斗争非常激烈，到底由谁继承王位引起极大的争议，当时多尔衮和皇太极长子豪格势力相当，争抢王位，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就在这时，当时还是妃子的孝庄文皇后找多尔衮商议，提出让多尔衮拥福临即位，条件是让多尔衮担任摄政王，多尔衮权衡利弊后，同意拥福临为王。然而福临年仅6岁就继位，还是一个只知玩耍的顽童。睿亲王多尔衮执掌朝中军政大权，他手握重兵，是朝中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连皇帝的大印“玉玺”也搬到睿王府内使用，以代统天下，小皇帝随时有被废掉的可能。人们认为，孝庄是为了保住皇帝顺治的天子宝座，利用多尔衮对她的痴迷，与他做了一次权色交易，委身下嫁于多尔衮。

还有人认为，满族作为北方少数民族，向来就有兄终弟及、弟娶兄嫂的风俗，即使有下嫁之事，也不违背伦理道德。IH时满洲有这样一种风俗：父亲死了，儿子娶其庶母；兄长死了，弟弟娶其嫂子。因此，在清朝初期，兄弟之间、叔侄之间的妻妾互娶也就成了习以为常的事。站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来思考，正当盛年的孝庄与壮年英武的小叔子多尔衮的结合，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太后下嫁一说实有其事。

然而，否认太后一F嫁的史学专家和学者也不在少数。老一辈清吏学大家孟森先生早就撰有《太后下嫁考实》，针对太后下嫁说的各种论据，一反驳。他认为张煌言是明朝元老，素来对清朝怀有敌意，所作诗句难免有诽谤之词，并不可信；而且，顺治帝称多尔衮为“皇父摄政王”，寓有中国古代国君称老臣为“仲父”、“尚父”之意，不足为据。孟森先生还提出，对“太后下嫁’’的故事，虽然野史中记载很多，但在《清史稿》中并没有提到。从事实来看，孝庄皇后死后，清王朝又延续了二百多年。这期间，大清诸朝对她尊崇备至，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在陵寝祭祀方面也把其放在首位，如果真有太后下嫁之事，清皇朝岂不是自取其辱?然而，孟森先生之说并未成为定论，胡适先生读过孟森的《太后下嫁考实》后，就曾致书诘难。

究竟有没有太后下嫁一事，应该说这仍是一桩聚讼纷纭的历史疑案，不过不管史实究竟如何，都不会影响孝庄皇后作为一位神奇而杰出的女性的历史地位。

雍正皇帝嗣位之谜

康熙帝驾崩后，皇四子胤稹即位，这就是雍正皇帝。雍正是怎样即位的?长期以来在民间有种种传说，有的说，康熙临死前曾手书遗诏，传位十四子，而胤祯串通隆科多等人，把遗诏中的“十”字改成“于”字，即了皇帝位。也有人说，康熙临死前并没有什么遗诏，而是隆科多耍了手腕，将康熙临死前。宣召十四子改成宣召四子；还有的说，康熙本来就以四子胤祯为继承人，如此等等。史学界对这一问题有几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使之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第一种观点认为，雍正是谋父篡位。原因其一，康熙心目中的皇位继承人是皇十四子胤褪，这可以从康熙让胤褪在西陲主持军务一事看出，因为西征之役关系到中国半壁江山谁属和清朝今后安危的重大问题。康熙必须选择最信任、最有能力的人充当大将军，对胤褪的任命是提高他的威信，培养皇太子的决定性的环节。其二，据意大利人马国贤目睹记载，康熙驾崩之夕，号呼之声，不安之状，即无鸩毒之事，亦必突然大变，由此可以推断雍正谋父篡位是有根据的。其三，遗诏是隆科多独自宣布的，完全可能将“十”改成“于”字。

第二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在雍正篡位问题。因为，一、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成的，用满文宣读，不可能篡改。二、隆科多与雍正原非深交，何苦冒险矫诏拥立?关于矫诏夺位的种种传闻，无非出于政敌的中伤。三、皇十四子胤褪若是康熙未来的皇储，为何长期滞留边陲?四、康熙临死前曾命雍正代行郊祀大典；病危时，又将几位皇子和大臣召到御榻前说：“四子胤祯，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登极，即皇帝位。，，可见，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五、胤祯是在诸皇子夺嫡争储的斗争中继皇帝位的，捷足先登不能叫“篡立”。

第三种观点认为，康熙原要在胤褪和胤祯两人中选择一个继承人，而最终选定了胤稹。胤褪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说明他是康熙选择的皇太子之一，但未最后选定。否则，为何让他长期滞留边陲?而胤祯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亲王后，在皇子中的地位逐步提高，先后22次参予祭祀活动，次数之多居皇子之冠。康熙还多次让他参与政务，赐给他圆明园和狮子园。他还十分喜欢胤祯之子弘历，称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也有人认为，康熙本想传位于十四子胤褪，但他远在边疆，若将他叫回再宣布诏书，在空位阶段必发生皇位纠纷，不得已只好传位于雍正。

袁世凯“告密”之谜

1898年是中国的戊戌年，清朝的统治即将走向灭亡，为了挽救爱新觉罗家的天下，年轻并想有所作为的光绪皇帝，在这一年中做出了他一生中最辉煌也最悲惨的一件事，那就是戊戌变法。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目的103天中，以康有为、谭嗣同为首的改良派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命令，称为“百日维新”。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禁，维新派六君子被杀害而告终。在政变的前前后后，有一个人最为活跃，他就是袁世凯，他与维新派和慈禧太后两派都有密切的关系，在其中充当了不光彩的角色，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以告密的行动把自己的舵转向了慈禧太后，取得了慈禧太后的宠信。究竟袁世凯有没有告密，怎样告密，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确实很信任袁世凯，把袁世凯看作是他们的一员。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的联系的确很密切。甲午战争以后，袁世凯就与维新派核心人物康有为结交。1895年，在康有为公开上书以后，当时的袁世凯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他觉得康有为的公开上书切中时弊，也曾向光绪皇帝上书，提出变法事宜，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十分接近。1895年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都不予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1895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组织强学会，定期讲演，印行书刊，介绍西学，制造舆论，聚集力量。袁世凯积极参加强学会，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被派到天津小站练兵，康有为等为袁世凯设酒饯行，认为袁世凯是和他志向相同的人。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后，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但这种微妙的关系在慈禧太后政变时发生了很大的蛮化。

对维新派的态度，清朝廷内部存在着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两派势力的矛盾，1898年8月3日，光绪皇帝的又一个密诏送到康有为手里，密诏中光绪皇帝以紧迫的语气向康有为叙述了自己的皇位很难保住，慈禧太后随时都会对他下毒手。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着皇帝的密诏，痛哭一场后，决定铤而走险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他们商议把实行兵变的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当夜，谭嗣同秘密赶到袁世凯的驻地法华寺面见袁世凯，袁世凯当面慷慨激昂，答应兵围颐和园，杀掉慈禧太后的心腹荣禄，囚禁或杀掉慈禧太后。此后事情的发展在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传统的说法是：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答应维新派的要求，骗得光绪皇帝的信任，另一面看到慈禧太后的势力强大，决定投靠守旧派。他用假话支走了谭嗣同。8月5日，袁世凯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向慈禧太后汇报。8月6日清晨，慈禧太后囚禁光绪皇帝，捕拿维新派，杀了变法六君子，百日维新最终以失败而告终。袁世凯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官帽上的顶子，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的政变。

另一种说法认为，袁世凯的告密是消极的，是慈禧太后决定发动政变在前，袁世凯告密在后，戊戌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那时慈禧太后并不知道康有为等要劫持她。传统说法的依据是袁世凯所写的《戊戌日记》，在这些日记中，袁世凯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反对传统说法的人认为，袁世凯在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他夸大自己告密的主动性，无非是向慈禧太后表示他对大清王朝的一片忠心。而且日记中明显存在着许多疑点：维新派包围颐和园，杀慈禧太后，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为什么第二天不在北京告密，而要绕远到天津找荣禄告密呢?8月6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时，命令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如果真是袁世凯告密导致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那么慈禧太后的上谕中为什么不指名捕拿谭嗣同?告谭嗣同企图说服自己兵变囚禁慈禧太后，这可是袁世凯邀功请赏最好的砝码……事情的真实情况可能是这样的：袁世凯8月5日返回天津，第二天在荣禄处谈事，恰逢一个名叫杨崇伊的人从北京到了荣禄府上，向荣禄禀告了慈禧太后政变的消息。在场的袁世凯一听吓坏了，他害怕康有为供出谭嗣同去法华寺，同其密谋兵变之谋。于是就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攻颐和园、杀慈禧太后的秘密，全盘托出，并大哭失声，长跪不起，这是他的保命之计。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事态扩大，并不经审讯把六君子给处决了。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全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守旧派宽容，而且受到重用。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因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这个问题还将争论下去。

王国维自杀之谜

1927年6月2日上午，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颐和园昆明湖投湖弃世。王国维此举令海内外学术界极为震惊。因何自沉?几十年来依然是不解之谜。

王国维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史学家，他的研究领域涉猎词曲、古文字、古器物、殷商制度及西北历史地理考据等等，造诣独到，成绩斐然。

对于王国维自杀原因，亲属始终讳莫如深，但从其所留遗书可以觅得蛛丝马迹，至少说明王国维之死非一时冲动，而是“蓄谋已久”。

据当年的当事人回忆，6月2日早晨，王国维忽然找到吴宓，说有事将外出，需借用5元钱。接钱后就出校门雇人力车急行而去。到了下午，家人找到吴宓处，说他没留片言出门至今未回，吴便求人四处寻觅，后从车夫处得知一长者去了颐和园，众人便到颐和园，却不见王国维。后来又从管理员处得知，有一长者曾在排云殿鱼藻轩徘徊多时。大家又到鱼藻轩去找，只见一地烟蒂，却不见人影。忽见稍远一点地方水中似有人影，有人就下水探寻，果然触到人体，头没于湖底泥中，而后背衣衫还未完全浸透——正是已死去多时的王国维。

家人清理遗物时，发现了他死前一日所写的遗书。遗书一开头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之句，看来早已下定必死决心。那么这里的“世变’’及“再辱”是何所指呢?

王国维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忠君思想根深蒂固。1923年，他被罗振玉引荐，当了清宫南书房行走，给废帝溥仪担任“文学侍从”，还被加恩赏给五品衔，允准他在紫禁城骑马。出身寒微的王国维对清廷对他的知遇之恩感铭肺腑。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废帝溥仪赶出北京，王国维当时就想跳进神武门御河“以身殉国”。可见其思想深处早有“殉清”打算。1927年春，北伐军进逼北方，势如破竹，湖南豪绅叶德辉被国民革命军镇压，使得王国维生出兔死狐悲之感。

“义无再辱”显然跟王国维前清遗老观念有关。有人猜测说，王国维自杀是怕自己这个前清遗老落人北伐军手中，蒙受耻辱；王视脑后辫子为生命，当时传言北伐军人城后将尽诛留有发辫者，所以与其被辱，莫若自我了断。

王国维自沉年代，正值中国社会处于激烈动**变革之际。王国维身历动**岁月，虽潜心学术，但早有“避乱移居之思”。分析王国维自杀心态，梁启超、曹云祥、罗振玉、吴宓等认为他是以此“殉清”。支持此说者更提出：罗振玉在王国维死后代他们溥仪送上一份“遗折”，令溥仪十分感动，发上谕谥忠悫。若非“殉清”何来此厚待?

但也有人认为，王国维自杀与罗振玉逼债有关。当年溥仪在其《我的前半生》中说：内务府大臣绍英委托王代售宫内字画，此事被罗振玉知悉，罗以代卖为名将画取走。王因无法向绍英交差，愧而觅死。当时报纸还传，王曾与罗合作做生意亏本，欠罗巨债。罗在女婿（王长子潜明）死后，罗、王已生怨隙，罗令女居己家为夫守节，逼王每年供其生活费2000元。

但反对意见认为，王国维每月有400块银元的收入，不至于因债主逼债而走上绝路。何况，罗振玉在王国维死后送了1000块银元为其办丧事，并在半年内出了四集《海宁王忠悫公遗著》。看来，两人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

陈寅恪先生在评价王国维时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

看来，这是在更深的心理层面上对其死因的诠释。

尽管数十年来对王国维之死众说纷纭，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为清殉节，还是内外交困，还是惊惧而死，都表现丁王国维作为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动时代找不到出路，难以自处，无法解脱，愤而弃世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