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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窦宪征匈奴（第1页）

二、窦宪征匈奴

东汉建武二十四年（48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匈奴虽然内附，但北匈奴因据有天山以北的草原和天山以南的沙漠田，仍然不时犯边。汉明帝时，北匈奴寇掠更加频繁，焚烧边郡城邑，使汉河西一带城门昼闭。北匈奴的侵扰势力的存在及其不时入侵，对汉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始终是一个莫大的威胁。随着东汉中原政治局面的统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朝国力的加强，以及在南匈奴的积极协助下，东汉政府决定征伐北匈奴。

东汉永平十五年（72年），汉政府派遣窦固和耿秉出屯凉州（今甘肃省清水县北），作北征匈奴的准备。第二年，征召沿边守兵，命诸将率领南匈奴及乌桓、鲜卑等骑兵数万人，分四路出塞北征。这次出征，除了窦固出酒泉塞一路，在天山（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北）击败呼衍王部，将匈奴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占据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岳县）外，其余三路都因北匈奴闻风逃往漠北，没有战果而还。经过这次北伐，不断有匈奴人南下附汉。东汉建初八年（83年），北匈奴三木楼訾部落在大人稽留斯等率领下，有38000人，驱马20000匹，牛、羊十几万头，至五原塞归附汉朝。随后，元和二年（85年），又有以大人车利涿兵等为首的73批匈奴，先后入塞归附汉朝。北匈奴部分部落的归附，大大削弱了北匈奴侵扰集团的力量。加以南匈奴对北匈奴的攻击，以及平时受到北匈奴控制和奴役的部族乘机反抗，北匈奴在漠北难以立足，只得举族迁至安侯河（今鄂尔浑河）以西去。章和元年（87年），鲜卑族兵又从左地猛地攻北匈奴，大破之，斩优留单于，这便引起了北匈奴的混乱。有意归附汉朝的居兰、储卑、胡都须等58部二十多万人，乘机纷纷南下至朔方、五原、云中、北地等郡附汉。正在这个混乱之时，漠北又发生了蝗灾，人民饥馑，族内矛盾尖锐起来，而北匈奴统治集团自优留单于被斩之后，优留的异母兄弟争立单于，各部分势力并合离散。这为汉朝进一步打击北匈奴势力创造了条件。于是，从建初二年（77年）中止的军事远征，现在又重新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东汉永元元年春（89年），和帝力排众卿谏阻，着手准备出兵北匈奴。六月，窦宪、耿秉等率八千骑兵，汇合南匈奴单于骑兵30000，分三路出击北匈奴。窦宪、耿秉一路兵出朔方鸡鹿塞，南单于一路兵出击满夷谷，度辽将军邓鸿将一路兵出击稠阳塞，三路兵在涿邪山汇合。窦宪分遣副校尉阎砻、司马耿夔、耿潭率领南匈奴精锐骑兵一万余人，与北单于在稽落山（今漠北西北部的额布根山）展开激战，北匈奴大败，单于落荒逃走。汉军乘胜追击，斩杀北匈奴名王以下13000余人，俘获大批匈奴士兵，并缴获牛羊马百余万头。匈奴军中的小首领相继投降汉军，前后共有81部20多万人。窦宪挥军追击匈奴至燕然山（今杭爱山），命令中护军班因在此刻石立碑纪功，以宣扬汉朝威德。窦宪又派军司马吴记、梁讽携带金帛赠给北单于，向北单于宣扬汉朝国威，北单于叩首拜受。梁讽又劝说北单于仿呼韩邪单于尊奉汉朝的先例，称臣汉朝。单于非常高兴，派其弟右温禺鞮王奉贡，随梁讽入朝拜见汉天子。

永元二年（90年）五月，窦宪又派副校尉阎砻率领2000余骑兵出击盘据伊吾的北匈奴，夺取伊吾卢地，并派兵与南匈奴共同出击鸡鹿塞（今内蒙古杭锦后旗西），北单于受伤遁逃，仅以身免。永元三年（91年），窦宪又派左校尉耿夔、司马任尚出居延塞，将北单于围困于金徽山（今阿尔泰山），北单于只身逃往康居，匈奴政权全部瓦解，从此匈奴退出了漠北地区。从前二○九年冒顿单于建立政权起，匈奴在大漠南北的活动，至此整300年。

三、王充著《论衡》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属浙江）人，生于东汉建武三年（27年）。出身于细族孤门，六岁即在家开始读书识字，因成绩优异，从书馆保送到京师太学。此间，因家贫而买不起书。常游逛洛阳市肆，边翻看所卖之书，边就能记忆下来，就这样而博通了百家经史，约在光武帝末年或明帝初年，还在就学期间，写了一篇《大儒论》，大概评议当时儒家，鄙薄俗儒而褒扬鸿儒，并自以当代大儒自命。不久回到故乡，以教书来维持生活。

回县后，王充当过诸如橼、功曹这样的小官，属普通的政府属员。不久又入州任从事，由于当道不合而自免回乡。但王充对失位并不怨恨，处疏空而不放纵自己，居贫苦而不忘却意向，在乡居其间，认真读书，思索当时种种思想领域中存在的问题。东汉建初四年（79年），杨终认为当时的经学解释歧义纷出，建议效宣帝时石渠会议判定《五经》的同异。于是，章帝召集群儒在白虎观辨议《五经》，章帝自己则亲制临决，并由班固将讨论结果编成《白虎通议》。这是一部吸收谶纬揉合而成的汉儒典籍，类似董仲舒《春秋繁露》，充满宗教色彩，以此作为官方思想的依据。王充有感于当时统治者政治有失，殚精苦思，先是著成《政务》一书，接着又以为俗儒任意歪曲儒典，不致实诚，而闭门潜思，杜绝种种庆吊之礼，在窗户、墙壁上放满了刀笔，一有思想就记下，著成《论衡》八十五篇。

针对汉儒们提出的天地感应说，王充提出“气”的一元论思想，以为气是客观世界的最基本的元素，“天地，含气之自然也。”气凝而为天地，天地是有形体的东西，星辰之在天上，犹如地上的宅舍一样，没有什么神秘的。气是无限的，因而天地也是无限的，即不生不灭的，并不借助于外力的作用。天地之于自然，乃是“自然无为”，气和而物自生，因此万物中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都是自然之化。进而，天地便不是有意为人类所创造，人类虽应当利用自然之化找到并种植五谷桑麻，但不用感谢上天的恩赐。当时汉儒的天人感应说以为帝王生而有瑞，得天命之符，王充坚决反对这种“天生圣人”的奇谈怪论，以为这不过是出于“世好奇怪”、“世人浅论”、“儒生是古”等，事实上“精微为圣，皆因之气，不更禀取”。“圣人”也是父母所生，并非天生的，是人而不是神。那些存在于自然界的物候感应，如“天且雨，蝼蚁徒，丘蚓出，琴弦缓，因疾发”，不过是一种物理现象，而非天人感应。以此，王充在书中广泛讨论了日月食、寒暑变化、水旱灾害、云雨雷电等自然现象，尽可能对之做出科学的解释。

在批判汉儒天人感应说的同时，王充也对与之关联的秦汉方士们宣扬的鬼神、迷信等观念进行了辩正。首先，揭穿方士们所称的人吸食丹仙药可长寿升仙，以为人的寿命长短与出生时禀气多少、厚薄有关，是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差不多“强弱夭寿，以百为数”。生死皆由禀气所定，即“阴阳之气，凝而为人，年终寿尽，死还为气。”不仅不可能活着成仙，而且也不可能死后为鬼。就人的身体本身状况看，人死后，他的形体特征、内脏器官和精神状态均已丧失，既然它们不可死灰复燃，那么也就无法变鬼。在此基础上，王充提出了“精神依倚形体”这个重要的哲学命题。他认为，人之形体是由气充积而成，气依赖形体则产生精神，故形体在先，精神载寓其中，如同烛与烛光的关系，“天下无独燃之火，世界安得有无体独知之精?”接下，王充便具体批判了当时甚为流行的种种迷信行为，如厚葬、求福、禁忌等。

与以上思想相一致，王充反对汉儒神化了的“圣人”。以为圣贤不过是有道德、有学问的人，而神是“气”的虚象，两者是不等同的。因此，圣人们也跟常人一样，他们的知识源于自己感官同外界事物的接触，人只要肯勤奋学习，持之以恒，也可成为圣人。进而，王充揭穿了当时种种夸大前辈圣贤的说法，如说黄帝、帝喾生而能言，项托七岁为孔子师，尹方21岁不学而通晓诗书经艺百家之言等。而后又正面提出了自己“任耳目”、“以心意议”的观点，主张“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征”，强调形成的理论要有证据和效验。

王充针对当时汉儒美化古代及其礼乐教化的观念，提出汉代是可以赶上唐、虞、夏、商、周之盛世，并且超过前代的。这不仅可从时间上论，就物质生活的发展论也一样，即如“彼见上世之民，饮血茹毛，无五谷之粮；后世穿地为井，耕土种谷，饮井食粟，有水之云调。又见上古岩居穴处，衣禽兽之皮；后世易以宫室，有布帛之饰。则谓上世质朴，下世文薄矣。王充又针对汉儒依五行思想宣扬三统的作法，提出社会治乱、朝乱兴亡是一种客观规律的思想，以为其是自然注定，不能人为修改的。又针对董仲舒性三品说，提出性、命二元论。以为主善恶才智之性与主贫富贵贱之命都是禀受一元之气而来的。凡此种种，都对主导汉代思想的儒学及当时的种种方术迷信以沉重的打击，体现了独立思考的可贵品质，并对后代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充一生不显，晚年生活惨淡，其著作多散失。东汉末蔡邕至关中，王朗为会稽太守，才相继将《论衡》一书带到中原，使其传播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