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微碰撞!”
“4号!”
姐姐从2号开始一直问了下去,问到8号、9号的时候,报告说碰撞已经停止了。姐姐判断是用力不匀产生的摆动,于是问梁晓川:“西北西北,你判断是什么情况?”
“是运动不匀产生的摆动。”
和姐姐的判断一样。她又问了西南,西南的回答也一样。于是姐姐又拿起了麦克风,说:“刚才是上升过程中用力不匀产生的摆动,大家不要紧张,暂停五分钟,等待摆动停止。”姐姐让大家不要紧张,可是她自己已经紧张得浑身是汗了,朱铁和杨代表走过来劝她不要紧张。马国栋递给她一杯晾好的白开水,说:“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喝口水!”
姐姐接过那杯水一口气喝干了。马国栋道:“马上就接近成功了,后面还得集中精力,不能松懈!”还是马国栋有经验,姐姐把目光转向现场,精力一集中,马上就觉得不紧张了。她第二次下达了起吊命令,四十秒钟以后,屋顶顺利地升到了立柱的上方。32面小红旗一齐举了起来。姐姐及时下达了停止的命令。接着,步话机里传来了观察员的报告:“西部1号报告,已到达预定高度!”
“西部2号报告,已到达预定高度!”
“西部3号报告……”
屋顶焊接好之后是套着28根立柱升上去的,升到超过立柱的高度以后,还要通过汽车牵引,将屋顶横着拉到预定位置,落在立柱上,这就要求各方面配合更加紧密,否则屋顶很难准确地落在预定的着点上。姐姐将指挥台升到了最高处,对牵引车下达了启动的命令。可是这最后的一关难度非常大,牵引车发动了几次都没牵引到位,姐姐一边擦着汗一边问马国栋:“是不是马力不够?要不要增加几台牵引车?”
马国栋摇了摇头说:“不是。过多地增加牵引力会影响力的平衡,而且有一定的危险性。我的看法是高度还不够,应该再升高一到两米,下降的时候与牵引同步进行,这样就省力多了。”
姐姐有点不明白,马国栋说:“这个道理很简单,斜着扯比横着扯要省力,运动中的移动比静止移动要省力。”
姐姐恍然大悟,说:“幸亏有您在这,不然就出大事了!”
马国栋说:“没那么严重,你接着来吧。”
整体吊装成功了!工地上响起一片欢呼声。指挥台降落到地面,人们从四面八方跑过来,握着姐姐的手向她表示祝贺,马国栋站在她身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杨代表在一边似乎觉得受到了冷落,他四处看了看,发现警卫连的两个青工也站在那里鼓掌,于是对他们说道:“把他给我带走!”
马国栋正沉浸在整体吊装成功的喜悦中,两个青工上来拉住他说:“跟我们走吧,这儿有你什么事呀?”马国栋脸上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
军管组决定让姐姐担任整体吊装的总指挥,是想培养她,当时正在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准备把姐姐作为老中青三结合的青年代表选进革委会,但是一查我母亲的家庭出身,觉得不妥,又放下了。母亲的家庭出身问题又像一道阴影,笼罩在我们的心上,姐姐刚刚带回家来的那点欢乐气氛,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在我家的房前屋后,又出现了家属们监视母亲的身影。牛婶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当起了街道干部。这次不是她主动的,是军管组杨代表出面来请的她。因为家属里面有才干的不愿意出面,没能力的当不了,找这么个人还真不容易。军管组不能看着这么多家属无组织无纪律地放任自流。
牛婶一当上主任以后,原来的那个李秀娥又复活了。那会0号房几乎每天晚上都开批判会,解决职工中的问题。李秀娥也响应军管组的号召,动不动就要给家属们开个会,她自己组织不起来就会请军代表来作报告,请造反派来传经送宝。不上班的家属白天开,干家属工的晚上开,把她累得不亦乐乎,也把家属们折腾得够呛。特别是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家属,别的人开会可以迟到早退,甚至不来李秀娥也没办法,但是她们必须随叫随到。有一天晚上,母亲下班回来,李秀娥通知她去开会,母亲还没吃饭,问能不能晚一点去,李秀娥把脸一拉说道:“别的人可以晚来,你不行!”
母亲问:“为什么?”
李秀娥反问道:“这个还用问我吗?”她已经把我母亲当成了准五类分子。
那天父亲和姐姐下班都有会,回来得很晚,我们弟兄几个挡在门口,对李秀娥说道:“我们就不去!你能怎么样?”母亲呵斥了我们几句,还是提着小板凳去了。
李秀娥一面把母亲当阶级敌人看待,一面还不断地利用她,她不识字,经常把母亲叫去抄大字报,写这个写那个。母亲会唱样板戏,她便把家属们组织到一起,让母亲教,教会了再到公司大舞台去演出,以显示自己的业绩。母亲帮她做什么都没有怨言,母亲过去也是爱唱戏的,可是在那种被人监督着驱使的境地下,哪还有心思唱!这些母亲都还能忍受,她最担心的,还是万一找不到家,会让我们这些子女一辈子跟着背黑锅。刚到大川的时候,母亲的头发还是灰白的,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母亲的头发全白了。
与街道上加紧监督的同时,公司也把我母亲的问题列为清队的重点案件展开了调查。
苍天有眼,外调人员在顺义县找到了我母亲的家。
那是1969年的1月,母亲整整五十岁了。如果从母亲被送给人那天算起,离开家已经整整五十年了。母亲的记忆没有错,她是出生在鲁各张庄。可是离家五十年,谁能料到会有多少人世沧桑的变化!外祖父在原籍过不下去,早就把房子地都卖了,搬到了别的村子。因为落不下脚,搬了还要再搬,时间久了,鲁各张庄就没有人再知道这家人到哪里去了,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么一家人了。那些居住时间短的村子,就更记不住他们了。连当地民政局都没有找到母亲一家人,所以,父亲和外调人员就更找不到了。这次他们真是下了工夫了。
两个外调干部来到我家,一方面向母亲表示祝贺,一方面介绍了一下家里的情况,他们还带来了当时还在世的我大舅和二姨的照片。母亲看到照片后号啕大哭,哭得惊天动地,一直到晚上睡觉都没有平息下来。
母亲给大舅和二姨去了信,说打算春暖花开之后回去看他们。不久大舅来信说希望她能尽快回去一趟,越早越好。接到信后,母亲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立刻收拾了东西,在姐姐陪伴下回到了北京。
据姐姐说,二姨对她们很冷淡,并不想认这门亲,二姨的大儿子在大队当会计,很有些见识,在他的周旋下,勉强维持了面子。母亲在二姨家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我那个当会计的表哥领着她去见了大舅。母亲万万没想到,大舅家就在柳镇,而且就在他们当年吃面条的那个小饭馆后面。十年前,母亲曾找到了这里,他们只有一墙之隔的距离,却无缘见面。母亲找到那家饭馆,当年的那位服务员居然还在,母亲留给她的地址也还在,就在服务台的玻璃板底下压着。
大舅见了母亲很高兴,一心想留她们多住些日子,但是他得了肝癌,马上要去住院治疗,母亲在那里帮不上忙反而添乱,住了几天只好回来了。母亲回到大川不久,舅舅就去世了。又过了半年,二姨也去世了。
离家五十年了。从打记事起,母亲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的家,梦想着有一天能回家看看。可是没想到回到家里,自己的亲姐姐竟然会这样对待她,没想到刚刚找到家,哥哥就去世了。得到舅舅去世的消息以后,母亲的心都要碎了。
清队后期,公司举办了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把一些苦大仇深的老工人的家史绘成图画拿出来展览。其实母亲的身世更苦,对年轻人更有教育意义,公司本来要把父母亲的家史放在一起整理、展览,但是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受不了那种剧烈的感情冲击。后来,战区各单位都来请父亲去讲家史,这事如果放在母亲身上,非要了她的命不可。
父亲到处去讲家史也是一件令人十分尴尬的事情,开始讲的时候,心里难过,眼泪自然而然地跟着流了出来,可是讲多了就成了一种程式化的东西,感情不能时时处在一种悲伤的状态,可是战区的宣传已经把感动得多少人掉泪做成了统计数字,没有眼泪感情似乎就不够真实,对旧社会似乎就没有仇恨,因此,讲到后来就成了表演,这对于演员来说可能比简单,可是对于父亲这样的老实人,实在是一种愚弄。
父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母亲找到家后,父亲很快加入了党组织。姐姐也入了党,并且担任了革委会副主任。
对姐姐的飞黄腾达,父母亲都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我们当时还小,对父母亲为什么这样看,都感到不理解。
找到家之后,父亲问母亲,要不要把姓氏改回去?母亲问,如果不改对你们有没有影响?姐姐说,应该没有,姓名不过是个代号,只要能证明自己不是出身在那个地主家庭就可以了。母亲说,那就不改。母亲为什么不改名,当时我们谁都不理解,连父亲也感到不可思议。
母亲和父亲虽然是患难夫妻,但也不是一点矛盾都没有。当年在处理沈老爷的问题上,两个人的看法就不一致。现在的分歧依然是从那时延续下来的。母亲对改名的问题做过认真的考虑,顺义的父母虽然生了她,但是把她养大成人的还是沈老爷。名字不改,与亲生父母的关系不会变,姓沈家的姓也是父母亲决定的,不改,九泉下的父母也不会怪罪她;如果改了,则标志着与沈家的彻底决裂。她不能做这种无情无义的事情。前一段时间,她又在牛鬼蛇神的队伍里看见了马国栋,更坚定了她不改的决心。她觉得马国栋是上帝安排来监督她的良心的。如果改了名,不但将来九泉之下无颜去见生她和养她的父母,连马国栋都无法面对。她这些话无法对任何人说,因为在这方面,她和父亲、姐姐都没有共同语言。她和父亲的分歧是,父亲过于注重她的出身对自己和子女们现时的影响了,而母亲则更注重心灵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