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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论自我克制(第1页)

第三篇论自我克制

所谓道德完备的人是那些能够按照完美的审慎、严格的正义和恰如其分的仁慈等准则去规范自己行为的人。但是,既然人是感性的动物,只是准确无误地了解这些准则不代表人们能保证在行动中贯彻它们。虽然在冷静清醒的时候他是全力以赴支持这些原则的,但在冲动的情况下,他可能会违背那些准则。因此,光凭对这些原则的了解不足以让人恪尽职守,我们需要完善合理的克制。

这种情感冲动被多数优秀的古代道德学家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形来研究:一是需要借助足够强大的克制力来进行抑制的一时冲动的**;二是虽可以很快抑制但终生都难以避免的**。它几乎是频繁的甚至是持续的存在,在人生的某个时刻,它很容易将人引向歧途。

前一种情绪主要包括恐惧和愤怒,以及那些与它们相互关联的其他情绪;后一种情绪主要包括对热衷于安逸、享受、恭维等使人愉悦与满足的事物。强烈的恐惧和愤怒短时间内难以平息。对安逸、享乐、恭维等事物的热衷虽然短时间内可以抑制,但它们却无时无刻不在引诱着我们,引诱我们犯错误并因此而抱恨终生。人们说,第一种情绪常常驱使后一种诱使我们背离自己的职责。根据古代道德学家的说法,对前一种情绪的克制可以称之为意志坚定和隐忍;对后一种情绪的克制则可以叫做节制、严谨、庄重和有节。

这种对自身情绪的克制应该得到某种尊敬和赞扬。因为这种克制本身就是一种美。它与通过自我克制得到的好处或是通过审慎、正义和合理的仁慈行动得到的美无关。有时候,我们的克制引起的一定程度的尊敬和颂扬来自它表现出来的高尚和人格力量,有时则来自那种始终如一的坚忍性。

坚忍者饱经困苦忧患,即使面对死亡仍可以安之若素,不说违心的话不做违心的事,他因此而得到高度的赞扬和崇拜。如果他出于对人类和家国的热爱,为了自由和正义的事业而遭难,那么我们对他的苦难充满了同情,对陷害他的卑鄙小人充满了最强烈的愤怒,并由衷地敬佩他的高尚情操,深深地理解他的人格,钦佩他的行为,总之是各种美好的情绪融合在了一起,因而对他产生最狂热的崇拜之情。从古到今,人们最喜爱和仰慕的英雄们都是为了争取真理、自由与正义的事业而走向了刑场,并在就义的过程中保持了自己的身份和尊严。假如敌人们让苏格拉底安静地死在自家的**,那么后世就不会有那些对他由衷而绚烂的赞誉了。后世的仁人志士也同样承继了先人们的这种光彩。在我们鉴赏弗图和霍布雷肯雕刻的历史人物像时,特别是看到托马斯·莫尔、雷利、罗素、西德尼等人头像下面那把作为砍头标记的斧子时,恐怕没有人会否认它给这些人物带来了真正的尊贵和情趣,这远比人们佩带的纹章等无聊的装饰物好得多。

因为这些高尚而可贵的行为,不仅清白高尚的人会因此而增添光辉,囚徒也因此让人产生亲切的敬佩之情。当一个窃贼或者强盗大义凛然地站在断头台上时,尽管我们理智地认为他应该受到惩罚,但仍然会为此感到惋惜:一个这么优秀有才能的人居然干出那样卑劣的罪行。

战场是一所好学校,它让人们学习并锻炼高尚的品质。就像前面说过的,人生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死亡。如果一个人连死亡都不害怕了,那任何自然灾害都对他无可奈何。经历了战争,人们便熟悉了死亡,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会为死亡的迷信式的恐怖摧残自己薄弱的意志。他们仅仅是把生命看成一种追求,把死亡看成令人讨厌的生命终结。但经验会让他们逐渐明白:许多看上去很可怕的重大危险,实际上并没有我们预想的那么悲观。为国捐躯几乎一直是英雄最显著的特点,只要鼓起勇气,机智地沉着应对,就可以在绝望的境地中找到希望。死亡带来的恐惧因此而淡化,躲避、应对它的信心和希望因此而增强。面对危难时,他们学会了顺应放松的心态,不会慌不择路想着逃跑。正是这种习惯性的对危难和死亡的藐视,使军人的形象变得高大,同时使这种职业变得比其他职业更加高贵可敬。

虽然战场上的丰功伟业与任何正义的信念和人性都不相符,但我们仍然会对此有浓厚的兴趣。也许,那些本来无聊的指挥者甚至会因此得到我们的某种尊敬。因为在追求邪恶目标的同时也忍受了所有历史教材中无法描述的艰难困苦,克服了种种困难,海盗的冒险也会引发我们浓厚的兴趣,甚至会带着尊敬的心情去宣扬那些本来猥亵的人的故事。

对恐惧的克制往往比对愤怒的克制显得崇高。从古到今,那种因合理而正义慷慨的表达成就了许多辩论中最为精彩和令人叹服的段落。雅典的狄摩西尼批判马其顿国王的演说,西塞罗控诉喀提林同党的演讲,都是因为激奋高尚的感情而万古流芳。但是,这些激昂的表达是有一定程度的修饰的,这样,那些拥有正义感的旁观者才能够理解并表达同情。过分的怒气以及大喊大叫的冲动让人讨厌并惟恐避之不及。与发怒的人相比,我们对发怒的对象更感兴趣。多数情况下,宽恕作为一种高尚的品质,比愤怒更为合理。不管引起愤怒的那方是否道歉并已得到宽恕,在公众利益需要时,如果与最可恨的敌人进行合作能达成更为崇高的目标,那么那些目光长远的人都能尽弃前嫌与曾经的对手团结协作。可见,这种人值得我们赞扬并尊重。不过,对愤怒的克制并不总是显得如此辉煌壮烈。恐惧与愤怒相辅相成,并常常成为抑制愤怒的原因。要是因为恐惧而压抑了愤怒,这种怯懦的念头我们无法把它定义为高尚的东西。愤怒激发人的斗志,这种斗志有时可以显示人的胆量和气度,展现大无畏的精神。虚荣的人可以容忍愤怒,但绝不会容忍恐惧。那些爱慕虚荣但气血不足的人,总爱在他们的手下或者惮于表达意见的人面前装腔作势,以为这样就可以显示他们勇武的气魄。无赖也喜欢用谎言将自己武装得强暴蛮横,希冀假如自己不能被看成一个可亲可敬的人,就最好被看成一个可怕的家伙。当前的社会风气鼓励人们用武力解决问题,这在某种意义上鼓励了私人复仇。这种风气让那些因恐惧而压抑愤怒的行为显得怯懦猥琐。但不管怎么样,与对愤怒的抑制不一样,对恐惧的抑制多少会显示出某种高尚的精神。除非是为了体面和尊严,不然对愤怒的抑制是不会得到谅解的。

假如不是面对邪恶的**,按照审慎、正义和得体的规范行事似乎也不见得多么高尚。不过,有些肯定属于最高贵的智慧和美德:面临巨大的危难时随机应变、量力而行;虔诚地遵守正义的规范;抵抗住那些违反规范可能获得的利益,忽视那些可以刺激我们违反规范的种种伤害;小人的忘恩负义不会让自己压抑慈悲之心。

自我克制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美德,其他美德最耀眼的光芒也大都源自克制。伟大而高尚的自我克制力量包含了对恐惧和愤怒的抑制。当我们出于正义和仁慈而这么做时,它就表现出美德以及美德之外的光彩。然而,除了正义和仁慈之外,它们还受其他各种动机的驱使。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自我克制本身是伟大和值得尊敬的,但它们却具有了一种十分危险和可怕的力量。无所畏惧的勇猛可能意味着耸人听闻的恶行,外表的平静和开朗掩盖了内心深处坚定却残忍的报复心,它即使面对重大挑衅也可以波澜不惊。尽管这样做是为了掩饰内心卑劣的想法,但单纯的观察者仍会向他们表达高度的敬佩之情:渊博的史学家达维拉经常赞扬美第奇家族凯瑟琳的超乎寻常的虚伪狡诈;严肃认真的克拉伦敦勋爵高度评价迪格比勋爵和其后的布里斯托尔伯爵的虚伪掩饰智慧的洛克先生最钦佩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隐忍虚伪;甚至西塞罗似乎也认为这种欺骗功夫虽然未必崇高,但因其机动灵活所以也值得称颂。总而言之,就是值得称颂和赞许。这种隐秘的颇具城府的欺骗在国家发生大动**、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和内战时就有了蓬勃发展的机会。当法律失去了尊严和效力,连最清白无辜的人都难以自保的时候,多数人为了个人安危便见风使舵,做起了墙头草,对占上风的任何党派阳奉阴违。显而易见,伴随着这种伪诈品质的还有冷静坚毅的态度和决然果敢的气魄。就像死亡要经过某种鉴定才能确认一样,伪诈运用成功也需要足够的勇气。但不可忽视的是,某些时候或许它可以调和对立派别之间的矛盾,但它的害处也是相当明显的。这种敌意恰恰是伪诈赖以生长的土壤。

要想不被坏人利用,最好的办法就是抑制那些不怎么强烈和狂放的**。最受人们推崇的节制、庄严、审慎和中庸,不太可能对人造成危害。单纯、简朴、勤勉和节约,具有原初的朴素光泽,让人觉得亲切,这是和缓而长久地进行自我克制的结果。正是由于这种和缓而长久的克制,那些生活安静简约的人培养了非常优美和典雅的行为。这种优美典雅可能不那么光彩夺目,但未必比议员、政治家或者英雄豪杰的宏图大略逊色多少。

通过上述几个方面对自我克制的性质的探讨,这里无须再对这种高尚的美德进行半点赘述。我现在只想探讨:由于**种类的不同,得体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这种得体,是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旁观者所感受到的和赞成的。人们相信,某些**过分一点比不足更让人觉得舒服,并且这种**达到的得体程度比较高,甚至可以说它更接近于过分而不是不足。而另一些**,则恰恰相反,人们更喜欢它的不足,也就是说这种**达到得体的程度比较低,换而言之,它更趋近不足而非过分。旁观者最容易认同趋于过分的**,而对趋于不足的认同则需要一些时间。因为,前者是现实的感受,它合乎了当事人的心意,容易被旁观者觉得得体;后者则是不符合当事人心意的那种**,不但不易被旁观者认可,甚至还让人觉得讨厌。现在这一点可以被看作一个普遍准则,用少数的几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在我的考察范围内,还没有发现一个例外。

尽管有时候会显得过分,但仁爱、慈悲、友情、恭敬、天伦之乐等各种情绪都有助于加强人群之间的团结。我们可能抱怨这种感情太过分,但仍会以同情而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它。那些过于强烈的感情让我们感到遗憾而非厌恶。很多情况下,那些产生这种感情的人会觉得放纵它们多么令人快乐和兴奋啊!当然在很多时候,这种感情被投向了那些不知道感恩的人身上,这往往让感情的施予者变得恼羞成怒。不过,尽管如此,一个善良的人也会对他表示极大的同情,同时对那些麻木不仁和不懂得知恩图报的人感到愤怒。相反,我们把那些因感受不到别人的痛苦而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人归入感情不足的那一类,他们怎么对待别人别人就怎么对待他们。正因为如此,他得不到任何人的友谊与亲情,当然也就享受不到人间最可贵、最快乐的那种感情。

愤怒、怨恨、妒忌、仇恨等感情的过分比不足更让人感到不适,因为它使人们之间产生隔膜,阻碍人群之间的各种联系。如果一个人这类感情太丰富,不但会招致别人的憎恶和诅咒,就连自己也会觉得卑鄙无耻。相反,缺乏这类感情虽然算不上完美,却往往不会受到人们的苛责。男人最致命的性格缺陷就是该愤怒的时候不愤怒,当自己或者亲朋好友遭受侮辱与侵害的时候,要是一个男人不能保护自己或者亲朋好友免受侮辱与侵害,往往是因为他不具备这类感情。愤怒和仇恨作为一种本能有它自己的缺点。过分的和无来由的愤怒与仇恨就变成厌烦和妒忌了。妒忌也是一种**,它让人怀着极大的恶意审视那些正人君子身上体现出来的一切优点。然而,那种面临大节时乱了方寸,甚至可以容忍那些没有任何优势的人凌驾甚至超越自己的人常常被指责为软弱。它经常表现为仁慈、逃避斗争、害怕混乱和求饶,有时甚至还表现为某种不合理的宽宏大度。这种人在面临一时的利益纠缠时,会自欺欺人地认为这种利益对自己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此而轻易放弃了。但是,当他软弱地放弃之后,随之而来的往往是强烈的沮丧和悔恨,最后就变成了最恶毒的妒忌和对合理获得某种利益的人的仇恨。为了能够在世界上安逸地生活,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他都必须拼命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如果我们个人遭受了过分的挑衅和愚弄的话,我们会感到万分愤怒,我们个人的危险和痛苦的感受也是如此。懦弱是最为可鄙的,那些能够在巨大的危难中平静而沉着地面对死亡的品质比其他任何一种品质都更值得人们赞扬。那种凭借英雄气概和坚忍沉着之情忍受痛苦和磨难的人,总能够得到我们发自内心的尊敬。相反,一个在痛苦和磨难面前懦弱无能,除了知道像个女人那样无谓地哭喊哀号外不知道怎样坚韧地面对痛苦和磨难的人,则难以得到人们的尊敬。人们也怜悯和讨厌那种遇到微小挫折就因神经质而变得烦躁不安的人。坚定沉着的人会安然等待并且承受影响全世界的自然与道德的邪恶灾难,绝不允许日常生活中的微小伤害或者小小挫折打搅自己内心的平静。因为对他来说,这样能给所有的亲朋好友带来生活的宁静和舒适,这本身就是幸运的。

但是,我们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以及痛苦的感受是不同的,有的时候会非常强烈,但有的时候却可能非常微弱。那些对自己的不幸几乎无动于衷的人同样也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更别提去帮助别人解脱这种痛苦了那些自己受到伤害却麻木无知觉的人,对别人受到的伤害也肯定是见怪不怪的,更别提保护别人或者为别人复仇了那些对自己行为漠不关心的人,肯定也会对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切变故视而不见、麻木不仁。而推崇美德的要义恰恰就在于关注,如果我们完全不考虑我们行为的后果,我们怎么会去追寻我们行为的真正意义呢?真正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真正值得我们尊敬和钦佩的人通常具有这样的特征他们切身体会到灾难对自己的伤害,体会到卑劣品质给自己带来的痛苦,更强烈地体会到自己的精神应该具有这样一种尊严,它不受那些发自本能的**的支配和摆布,只是单纯地按照自己的良心和上帝使者的指令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举止。

高尚的坚定与麻木不仁完全不是一回事,它是以尊严和意义为主导的高贵的自我克制。过度的麻木不仁,会让高尚的坚定和克制变得一无是处,不值一文。尽管自我克制会在自己遭受的伤害、危险与痛苦的漠然面前完全失去意义,但对这种伤害、危险与痛苦的感觉往往会被过度地表现出来。如果人们内心那位高尚的法官、一切意义的评判者,能够克制住对痛苦、伤害的过度感受,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变得十分高尚和伟大了。当然,这么做相当困难,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两种人类本性之间的斗争会引起心灵的激烈冲突,使内心深处难以平静,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让一个人表现出完美无缺的行为。上帝赋予聪明人以强烈而敏感的内心感受,同时他早年的教育和锻炼使这种感受一直鲜活,对那些对自己有所伤害的环境,他会在职责和理性允许的范围内予以回避。那些感情过于软弱、对精神的苦难和肉体的痛苦都非常敏感的人最不适合当兵,也不适合投入派系斗争当中。尽管冲动与**会因理想而得到克制,但在斗争中平静的内心世界往往首当其冲地受到伤害。当屡次面临这些感情的冲击时,正常情况下理性判断的敏锐和精密会受到损害。尽管他已经暗下决心准备稳扎稳打,但实际上他还是常常受莽撞和轻率所扰,并毕生以此为辱。不管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对于实行自我克制的那些可贵的努力来说,刚毅、勇猛和顽强的性格是最有必要的。

尽管说战争与党派斗争是培养人坚定顽强性格的最好课堂,是治疗人的怯懦猥琐性格的良药,但如果在他顺利毕业之前,在药物发挥作用之前,这种激烈的斗争考验提前到来,那么结果让人担忧。

对生活中的快乐和享受,也会让我们产生过分或者不足的感觉。这同样给我们带来了不快。但是,两相比较,对快乐的感受不足更让我们感到难堪。不管是旁观者还是当事人,麻木不仁比对快乐、娱乐与消遣的强烈爱好更让人厌倦。人们总是厌烦老年人乏味无聊的持重保守,总爱沉溺于年轻人的快活,甚至是儿童们的游戏。不过,尤其是当它和具体环境,和当事人的地位、年龄不相称,以及当事人过度沉溺于它而忘记了自己的职责和利益时,人们还是认为对快乐的极端追求是过分的,并且对个人和社会极其有害。不过,多数情况下,对理性和责任感的淡漠而非对快乐的强烈爱好与追求更容易引起人们的指责。如果一个年轻人对那些同龄人的各种消遣娱乐不闻不问,只知道谈论教条和功业的话,我们还是会鄙视他的迂腐刻板,而不会称颂他清心寡欲——即便他真的没有沾染那些堕落享受的坏习气。

人们的自我评价可能过高,也可能过低。对于个人来说,高估自己让人愉快,而低估自己则让人沮丧。但是,对于一个冷静而客观的旁观者来说,最好还是低估自己而非相反。我们最反感身边的同伴自我评价过高而非过低。如果他们在我们面前摆出一副自命不凡、高高在上的架子时,我们的自尊心就会受到伤害,忍不住去指责他们的骄傲与自负,这时我们就无法公正地旁观他们的行为。不过,要是他们能够容忍别人在他面前装模作样地摆架子,我们会因此而责备和瞧不起他们。相反,要是他们在人群中努力得到青睐,并爬到我们难以认可的地位,尽管我们可能不完全赞同他们,但还是忍不住为他们感到高兴。而且,排除了嫉妒等因素,他们爬高给我们带来的不快,要比他们在别人面前贬低自己时的不快轻得多。

我们经常使用两种不同的标准评价我们行为、品质优劣与否:一种是尽善尽美、完美无缺的标准,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理念都认可的标准;另一种是世人只要肯努力就能实现的标准,是我们自己、同伴、敌人和竞争对手中的大多数都能达到的标准。前一种标准要比后一种高一个层次。我认为,尽管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场合,评判的标准也往往有所差别,有时使用前一个标准,有时则使用后一个,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在进行自我评价时,大都会或多或少地留心到这两种不同的标准。如果我们使用前一个标准进行评估的话,那么即使最聪慧的人,也只能在自己的行为和品质中看到缺陷和不足,他除了表示悔改、遗憾和谦逊外,再也说不出自以为是、自命不凡的话来。而如果我们使用后一个标准进行评估的话,我们会感到自己能实实在在地符合或达到那个标准。

第一种标准是人们在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品质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是良心这个正义之神和判断正误善恶的伟大法官和裁判经过漫长岁月形成的,是聪明和善良的人会全身心地投入的标准。根据道德观察的细微和精确程度、专心致志的程度,每个人都会持有这种观念。尽管掌握的层次不同,但基本上,它们的色调还是协调的,轮廓也差不多。聪明善良的人天生就有非常强烈和精确的感受力,在进行考察时,他们会全力以赴,每天都能使色调和轮廓上的特征得到改进。由于能比其他人更全身心地投入到这种考察和探索中,他心中就会形成更加准确的理念模型,从而使自己更加沉溺于那种神秘而脱俗的伦理之美。尽管不一定能模仿得惟妙惟肖,但他会努力根据那个超凡大师的作品来打磨自己的品质。不过,当他看到人造之物几乎无法达到上帝造物时的完美精确,所有的努力都难以达到完美无缺的境地时,他就会变得忧郁而羞愧起来,原来自己是如此的缺乏注意力和判断力,以至在谈吐和行动上都达不到那个完美理念模范的水准。但是,当他将目光转向第二个标准,也就是身边的人通常能够达到的那种水平时,他就会感觉到自己的一些优点了。可这时他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对前一个目标的追求上,因此遭受的打击远远超过能承受非自己所能承受。他非常了解自己的缺陷,也知道在追求尽善尽美的过程中的艰难险阻,因此他从不会自得甚至傲慢地看待那些品质不如他的人,也不会摆出一副超然于世的态度来取笑甚至侮辱还不如他的人。他会抱着最大的同情心去看待他们,并通过自己的体会,去督促他们和自己一起提高。

世界上不存在那种道德品质尽善尽美、在任何方面都超越别人的人。所以他不会嫉妒别人在某些方面偶尔比自己强。他总是对别人的优点进行恰如其分的高度赞许,对其抱有敬意,因为他深深懂得,要超越自己是多么困难的事情。总而言之,真正谦逊、客观地评价自己和别人的优点,会在人的心灵和一切行为活动上打下深深的烙印。在美术、诗歌、音乐、辩论和哲学等所有需要自由和独创性的艺术形式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最谦逊的,他比别人更清楚现实中的作品与理念中的作品存在着很大差距,即使是最完美的作品也存在某种不足。他对那个存在于理念中的完美作品已经形成了一些想法并竭尽全力去模拟、再现它,但又永远无法指望自己能模仿得惟妙惟肖。只有那些等而下之的艺术家们才会对自己的作品洋洋得意,因为他情愿只与其他艺术家,甚至是更加不如他的艺术家的作品进行对比,他脑子里完全没有那个尽善尽美的理念。伟大的法国诗人布瓦洛就经常说,没有哪个伟大的艺术家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完美,尽管他的某些作品可能跟古往今来的同类诗歌一样好。相反,他的老朋友桑托伊尔虽然只创作了一些中学生水平的拉丁诗,但却喜欢将自己幻想成一个诗人,一副对自己的作品心满意足的样子。布瓦洛一语双关地告诉桑托伊尔说,他肯定是在这方面有史以来唯一一个最伟大的人。他们两个所使用的评价标准是不一样的,布瓦洛总是用诗歌方面最完美的理念标准来评价自己的作品,而桑托伊尔不是。我相信布瓦洛已经全力以赴去认真探求那个理念的标准,并尽量精确地把它表现出来;而桑托维尔的造诣当然不能算低,但他主要是通过与他同时代那些拉丁诗人的作品来评价自己的。相比之下,制作一个精巧美妙的工艺品要比一辈子从头到尾都使自己的言谈举止始终符合那个完美的理念要容易得多。艺术家在从事创作时,总是投入全部的技能、经验、知识和注意力,安静地有条不紊地工作。不管是在健康还是患病时,成功还是失败时,劳苦还是清闲时,一个聪明人在任何时候都坚持让理性的光环照耀自己。突如其来的困难和出乎意料的打击不会让他惊慌失措,别人的忘恩负义不会让他失去理智而采取不择手段的行动,激烈的派系斗争和战争也不会让他失魂落魄。

当人们把目光投向第二种标准,也就是多数人可以具有的那种好的品质时,尤其是拿它来评价自己的优缺点时,很多人都会发现自己的言行远远在这个标准之上。公正而理智的旁观者非常认可这种正确的做法。不过,当这些人将所有注意力都放在一般的完美标准而置理念上的完美于不顾时,他就会因远离谦逊而变得傲慢骄横、目中无人;就会变得极其热衷于赞美自己,不再审视自己的不足。虽然说他们的品质离正派往往还差十万八千里,更别提是不是具备谦逊善良的人所具有的那些真正的美德了,但即使是那些很高明的人也往往会被他们愚弄,因为他们那种极端自信和自欺欺人的感觉还是很能够骗取信任的。这就像那些披着大师外衣的骗子和假内行,虽然他们不学无术,但经常会取得惊人的成功。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也说明老百姓是多么容易被骗子们夸夸其谈的吹嘘所迷惑,从而成为他们的崇拜者,拿他们当偶像。在这种情况下,就是那些最清醒和聪明的人也难免失去主见,和众人一起投身到这种盲从的迷信崇拜中。甚至当这种自我吹嘘和某些比较真实可见的优点联系在一起时,连位高权重的大人物也来支持他们。由此可见,人们的理性也更容易被群起的愚昧喝彩和膜拜所搅乱,而当偶然的成功能够博得愚民的顶礼膜拜时,那些骗子伟人就更容易得到成功。当人们远远地观看那些所谓的伟人时,他们往往会怀着某种真诚和钦佩的仰慕之情。有时候,这种仰慕之情甚至超越了骗子们自欺欺人的自高自大。当我们不再以嫉妒的心态来看待别人时,很容易就会敬佩甚至崇拜别人,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就从凡夫俗子变成了圣人。那些自欺欺人的所谓的圣人的自夸很容易理解,他们也只能骗取不了解他们的那些人的尊敬甚至顶礼膜拜的感情,因为这些人听信了他们那些自我夸耀,但熟悉和能够洞察他们的人则只会对这种自夸报以冷笑。不论哪个时代都有这种情况许许多多一时声名显赫、威风八面的人物,都会在后世变得一文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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