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姑从抽屉里找出一瓶速效救心丸和一瓶硝酸甘油,说:“这还有药呢,你看,这不是?真碰着急的还要不了命,你快把钱收起来!”
接着,姑姑和姑父反过来劝开了姐姐:“大丫头,公司的事别太上心了,你们虽然年轻,也经不起这么折腾,成天跟他们呼号乱喊,得劳多大神哪,这么多人吃不上饭,国家都管不了,你管得过来的吗?管好自己家的事是正经。”
姐姐一面听着一面点着头。第二天,她让人给姑父送去了三百块钱的困难补助,又把自己那两百块钱买成了药,让孩子给姑姑送去了。
过了些日子,姑姑、姑父带着两个女儿回老家去了。临走的时候,父亲和姐姐去给他们送行,姑父托父亲帮他照看一下他那套空房子,哪个孩子回来愿意住就让他们住,然后拿出一个旧信封,交给了姐姐,“要是发了退休金,就按这个地址给我寄去。”
父亲对姑父突然要回老家感到很意外,问他:“听你这意思是不打算再回来了?”
“我是不打算回来了,这里东西这么贵,吃不起,回去种点菜、养个鸡什么的还能省点。”
“可是这么大一堆儿女都在外边,你放得下这个心么?”
“那几个都能各顾各了,可是这两个丫头谁养着呀?我得想办法给他们找个人家,要不我一蹬腿她们还不得饿死呀?在这想嫁人,人家谁要啊!”
这是姑父非回去不可的真正理由。父亲担心他回去站不住脚,问道:“在外边过惯了,回去能适应么?连房子都没有,怎么落脚呀?”
姑父带点伤感地说道:“嗨,从小在那长大的,有什么不适应的?土改时给我分的房子还在呢,我兄弟住着呢,回去还能不叫我住?回去也有回去的好处,在外边混了一辈子,原以为这把老骨头就撂在外边了,谁知老了老了,老天爷又叫来了,看来还得把这把老骨头送回去!”
“说得是呢,你们俩都是一身病,回去连个医院都没有,到哪看病去呢?”
“哎呀,看什么看,看也没用,吃了那么多药,管什么呀?就这么熬着吧,老天爷哪天叫哪天就跟着去吧!”
姑父回去很快就把两个女儿嫁出去了,在我们老家那个穷山沟里,娶不上媳妇的光棍汉多得是,什么样的女人都有人要。可是姑父在老家还是没站住脚。出来这几十年,他没少回去,兄弟们久不见,偶尔回去一次都很热情,而且,每次回去姑父都要给他们带不少东西,还要留些钱,本族里的兄弟和乡亲们像敬财神一样敬着他。可是这次姑父是落魄回去的,而且又要在家里落脚,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大家都觉得是个负担。兄弟们面子上还勉强过得去,晚辈们就不行了,天天给脸子看,嫌姑父占了他们的房子,占了房前屋后那点菜地,这些本来就是属于姑父的,可是他们占惯了、用惯了,就不想还了。起初他们想用冷脸把姑父逼走,后来见姑父没有走的意思,便越发欺负到头上来了,跑到姑父家里来,见什么拿什么,连种地的锹镐、做饭的锅碗都拿走了,姑父种的那点菜,刚长出个小苗苗就给拔光了。气得姑父跺着脚骂:“你们这帮没良心的东西,看我落魄了就这样对我,这房子地是我自己的,我碍着你们什么了?”
这层脸皮一撕开,侄子们就更不管不顾了。有一天,姑父正在院子里坐着抽烟,两个侄子跑来卸大门框,姑父气得火冒三丈,骂道:“混帐东西,我在这坐着你们就敢来拆房?给我放下!”两个侄子赖皮赖脸地说:“这房子是你的,可这门框可是俺家装的,俺拆自己的东西,你管得着么?”
“小兔羔子,我今天就要管管你!”姑父提起一条板凳朝两个侄子扔了过去,两个侄子没打着,倒把他自己气得够呛,当时就晕倒了,一口气没上来,死在了院子里。
姑姑又回到了江西,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儿女们接她去住,她谁家也不去。
在姐姐的努力下,那些下了岗走不出去的职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照顾,勉强都能吃得上饭了。但是姐姐和在岗职工的矛盾却越来越尖锐了。对出去的小分队,姐姐采取了两条管理措施:凡是以公司名义签订工程合同的,必须给公司交管理费;凡使用公司设备的,必须交使用费。出去揽活的人,不用公司的名义基本上没有可能揽到活,揽到活后也不可能不使用公司的设备。这样公司就有了一笔钱来救济那些过不下去的家庭。可是这个钱可不是那么好收的。姐姐成天为了管理费和设备使用费的问题和他们讨价还价,吵得天翻地覆。不能说姐姐全是对的,小分队一点道理没有。有些工程确实利润很薄,一不小心就会亏本,再一交管理费,就什么也剩不下了,但是一个小分队开了口子,大家就都可以不交,下岗的那些人谁来养活?处在这种矛盾中能有什么好办法?只有一个选择:我不管你是赔是赚,必须得交!这简直是不讲道理呀,我们找到一点活,你就让我们交管理费,找不着活的时候你管吗?在外面干活的没有保障,倒要我们保障闲在家里的那些人,天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这样工人们还能拥护你吗?于是一封封告状信飞到了大公司,姐姐说:“我不怕,钱都给了下岗职工,我反正一分钱没多拿,谁来查都行!”可是告状的人也不傻,知道你廉洁,查不出问题来,不告你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告你思想僵化、阻挠改革、独断专行、一手遮天,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建议大公司把这样的干部调到纪委去,别在一线瞎指挥。俗话说,三人成虎,这么多告状信递上去,大公司不得不考虑下面的意见,姐姐被调到了大公司纪委,担任副书记。
姐姐到任不久,就把我的连襟志强给送进去了。化整为零以后,下去的干部失去了约束,没了王法,利用职权给自己捞钱几乎成了公开的秘密,谁有本事谁捞,大工程大捞,小工程小捞,权力大的多捞,权力小的少捞。对此,工人们反映十分强烈。大公司党委要求纪委抓几件群众反映强烈的案件查一查,煞一煞这股风。因为姐姐是一公司出来的,熟悉情况,志强的案子就分给了姐姐。志强本来是个很优秀的干部,但是在那种环境下,别说一个志强,就是十个志强也都陷进去了。志强捞了不少,而且见大家都捞,法不责众,也不注意防人,到处都是把柄在人手里,姐姐带了人下去,没几天就把证据全部拿到手了。
姐姐太认真了,办事效率也太高了,想转圜一下都没有余地了。我不是说志强的事不该查,而是说这么处理对志强不公平。当时整个101冶可以说有多少工程就有多少案件,每个工程都是案件。几年时间内大大小小接了上百个工程,如果都按法律量刑惩处,那就有几百个贪污犯,要抓一起都抓,要放就都放,可是为什么单单只抓了志强一个?姐姐以为别的案件组也会像她一样认真查处,甚至天真地认为要彻底纠正这股贪污受贿之风,可是没有,其他案件最后都不了了之了,只有姐姐把志强送进去了。赵叔托了父亲来向姐姐说情,父亲对姐姐说:“按说我不该给他说这个情,可是这么多年的交情实在抹不开这个面子,你看还有转圜的余地么?”
姐姐想通融,但是事情已经摆在了桌面上,没办法通融了。在移交给司法部门之前,姐姐和志强谈了一次话,说:“我是看着你和育山一块长大的,在我眼里你就和我的亲弟弟一样,怪我平时没有提醒你,走到这个地步我也没办法了,家里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会尽力照顾的。”
志强说:“既然你认我这个弟弟,我就叫你一声姐。我不恨你,我恨我自己。我也想像你一样,做一个清正廉洁、受人尊敬的好干部,可是到了那个环境就把握不住自己了。我没什么托你的事,弟弟妹妹我都安排好了,即使再次下岗,我也给他们留了不少钱,不会饿肚子了。我就是希望别逼着我退赔了,我知道退赔能少判几年,可是对我来说多几年少几年已经无所谓了,只要弟弟妹妹们过得好,我一辈子待在里边都行!我唯一的遗憾就是不能给老父亲送终了,不孝之子啊!”说完,志强哭了起来。
姐姐没想到她抓的竟是这样一个有情有义的贪污犯,姐姐被他的话感动了,也跟着流出了眼泪。
大哥在江西待了半年多,一直盯着等二哥的案子判了他才回去,中间父亲几次催他回去上班,他都没走。到了年根底下,父亲让他给大嫂写信,请她带着孩子回江西来过年,大哥瞒不下去了,把下岗的事告诉了父亲。父亲当时就冲他发了火:“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大哥不吱声,父亲难过地对姐姐说道:“都怪我,光顾了这个小的,没想到是两个大的出了事!”
姐姐和大哥一个劲地安慰父亲,可是父亲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心里又憋了一股火。过完年,大哥要走,父亲说:“你还回去干什么?就在这呆着吧,把他们娘俩也接来!”大哥已经四十多了,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父亲养着他们一家,何况家里又是这样的情况,他说他已经托朋友找了个打工的地方,先回去看看,不行再回来,父亲留不住,只好让他走了。
改革开放以后,对领导干部的退休有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形容词,叫安全着陆。这个词既不是文人的发明,也不是百姓们的创造,而是领导干部们自己相互关心、相互惦记、同病相怜、惺惺相惜的问候语和情感表达。这个词将来如果要进辞海,可能不大好解释,但是说出来人们都能理解它的微妙之处,也许是汉语中最能表达腐败深度的一个词汇。
杨怀恩没有能做到安全着陆。他刚退下来,在他任期内的许多事情就捂不住了,一封封检举信飞到了总公司、中纪委和各级人民检察院。这些检举信又一封封被批转到了101冶,要求101冶党委、纪委认真查处。杨怀恩的问题不只是占了三套房子,养了一个情人,如果仅仅是这些问题,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根本算不上腐败,甚至还算个不错的干部。新班子上任之后,发现有几亿元的资金被挪用了,不知去向,如果能把这几亿元资金追回来,公司立刻就能起死回生。因此,新班子对查处以往的挪用资金态度非常积极,加上有上级领导的支持,就更不怕了,党委做出了一个决议,根据上级指示精神,一定要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追回挪用款,并责成纪委书记亲自挂帅,组成专案组,进行调查。纪委书记已经五十八岁了,马上就到退休年龄,接到任务后,立刻提出了辞呈,以身体不好为由,要求辞去纪委书记职务,提前退休或内退。书记、经理做了很多工作,但是这位纪委书记说什么也不干了。
姐姐担任了专案组长。在接手这个案件之前,书记、经理找她谈了一次话,反复向她强调:追回这些挪用款,就可以救活一个公司,解决一万多职工的就业问题、吃饭问题。要她不惜一切代价完成这个任务。姐姐带着挽救企业、挽救一万多职工的豪情接受了这个任务。
这次的任务和志强的事情不同,目标是正确的,可是姐姐没有衡量自己的实力,一个小小的纪委副书记,哪能办得了这么大的案子?案子并不难查,不管资金流通到什么地方去了,都有一个流动路线,沿着第一次转款的线索顺藤摸瓜,摸不了几个环节就能摸到。但是在调查期间却处处都是阻力,第一个环节就查不下去,接收转款的单位拒不提供任何信息,想看账连门都没有,姐姐先后几次前去疏通,都没有结果。调查工作开始以后,曾经有人跟姐姐打过招呼,包括那位退下来的纪委书记,告诉她不要太认真,可是书记、经理这边却一直不松口,表示坚决支持她查下去。姐姐查不下去,最后不得不请司法机关介入。可是,检察院还没来得及介入,总公司就来了一纸文件,将姐姐免职了。免职的原因连书记和经理也不知道,姐姐去问,书记和经理只能躲躲闪闪,含糊其辞地应付一下。很明显,这案子是不让查了,经理和书记乖乖地躲到了一边,把姐姐晾在了那里。起初他们对姐姐还感到有点歉疚,不时地拿话安慰她一下,后来就躲着走了。上面没有发话,他们也不敢安排姐姐的工作。姐姐就一直这样被晾着。姐姐不能白拿国家工资,要求给她派工作,于是他们就把姐姐派到了工会俱乐部当管理员。
姐姐被免职后,父亲问她:你犯了什么错误了?让人家给撸了?姐姐说没犯什么错误。父亲说:“我就不相信,共产党的干部,不犯错误没一个下来的,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你可不能像志强那样,咱穷死饿死也不干那样的事!”
姐姐怕父亲有更多的担忧和疑虑,就把实情讲了,父亲对姐姐放心了,可是反过来又为姐姐鸣不平:“这算怎么回事?也太不像话了,我找他们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