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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唱完了,我们还没唱够,晚上接着唱:
天上布满星,
月牙亮晶晶……
权队长来查铺,冲着我们骂道:“日娘光知道天上布满星,天上布满星贫下中农就不睡觉啦?”吓得我们一吐舌头钻进了被窝。
我和春桃在一个组,住在大队书记家里,四个男生住东屋,四个女生住西屋,工宣队这样分配房子是为了女生们的安全。书记姓毛,才35岁,已经有两个孙子了。大的叫碗碗,小的叫罐罐。起这样的名字是为了好活,碗碗和罐罐在他们眼里并不轻贱,对农民来说,碗和罐都是重要的财产。有一天,我们正吃饭,罐罐拉在炕上了。书记抱起罐罐,笑着说:“你这个罐罐,拉了一罐罐!”看见炕席上一摊稀屎,我们都捂着鼻子往外躲,只有春桃没有躲,她用一张报纸把那摊屎兜起来扔了,然后把炕席一点一点擦净,连炕席缝都一点一点擦了。权队长为此事在书记家召开了现场会,以春桃为例,教给我们怎样培养对贫下中农的感情。
下乡锻炼结束之前,我们排勤务组(学生干部)开了一个总结会,会开到很晚才散,我和春桃一起往回走,这对我们来说又是一次很好的单独接触的机会。朱巧凤的话我不能不考虑。回去就要毕业了,毕业以后很可能天各一方,再也见不到面了。我明显地感觉到,春桃也有话要和我说。于是我们先从中国革命说起,说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说到2000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将插遍全世界,绕的圈子太大了,绕了半晚上才绕到正题上,春桃说:“快毕业了,咱们在一个排这么长时间,你是最了解我的,你觉得我还应该注意些什么?能不能给我提提意见?”
我说:“我对你没什么意见,你处处都为大家做出了表率,你是我学习的榜样。你倒是应该给我提提意见。”
我这样说很笨,等于把球踢回去了,春桃没法往下进行,只好说:“我对你也没什么意见,你比我做得好,我应该向你学习才是。”
我们已经走到大队书记家的院子外边了,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于是我停下来,开始把话题往正题上引:“咱们别互相吹捧了,总的来说,我感觉在学校这一年多,我和你的思想比较一致。”
“我也有这种感觉,咱们在一起肯定是很好的革命同志。”
春桃已经把话递过来了,就差最后一层窗户纸了,于是我鼓起勇气说道:“那我们的关系能不能比同志更近一步呢?”
“什么关系能比同志关系更近一步呢?”
春桃这话完全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理解,或者是拒绝,或者是不好意思说,把球踢给我,等我把最后那句话说出来,我正不知怎么回答,只听墙上咕咚一声响,一块石头从墙上掉了下来,差点砸着我。吓得我们俩匆匆忙忙分手了。
和春桃说话的时候,我已经憋了一泡尿,早就忍不住了,一进院子就冲进了厕所,谁知里面嗷的一声叫了起来。原来是朱巧凤和另外一个女生正在上厕所,我急忙退了出来。农村里一家一个厕所,男女不分。我和春桃在外面说话的时候,朱巧凤她们刚进去,听见我们在外面说话,她们就趴在墙头上偷听,那块石头就是她们不小心碰掉的。第二天,朱巧凤告诉我:“昨晚你们俩说的话我全听见了。”
我羞得脸通红,说:“你听见什么了?”
“想建立比同志关系更进一步的关系吗?需不需要我帮忙?”
“去你的!”
朱巧凤大概也和春桃说了同样的话,春桃见了我,一脸高傲的表情,那意思好像我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从此我们就不说话了。
毕业的时候,学校推荐了几个表现突出的学生直接参加工作。这是114厂为推动学毛著活动专门要的几个指标。推荐谁由权队长一个人说了算,这家伙有点好色,推荐了四个人,全是女生,一个男的没有。春桃也在被推荐之列,直接参加了工作。剩下的二百多人,全部待业了。
我们也和家属工一样,到河滩上筛石子去了。半年之后,有了招工指标。两百多待业青年,只有一百个指标,也就是说,只有一半的人有机会。公司定了几个原则,其中有:对表现出色的优秀学生优先考虑;对家庭特别困难的,给予适当照顾;家里有两个子女待业的,原则上至少解决一个。可是我们家弟兄三个,一个也没招上。整个招工过程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直到出榜公布结果了我们才知道。这下姐姐不能再不管了,她找到了人事科。冤家路窄,王连升又回到了人事科。王连升给姐姐的解释是:“这次招工,是按照公司定下的原则办的,残疾人不要,打架斗殴的不要。”这是明指着我大哥、二哥说的,姐姐听了非常生气,暂时把大哥二哥的事撂在一边,说:“按你们定的原则,就算我们家育农是残疾人,育田爱打架,可是育山呢?他学习好、表现好,身体也健康,你们为什么不给解决?”
“有人反映他脚面高。”
姐姐气坏了,说:“这是谁说的?你们调查了吗?让他到医院检查过吗?就算他脚面高,脚面高算什么毛病?算残疾人吗?”
王连升也知道这是搪塞不过去的理由,但是他有恃无恐,道:“我们这次招的,都是待业青年里最优秀的,只要有一点问题就要拿下来。”
“我暂且承认你这个说法,那你给我说说,我们家育山有什么问题?”
王连升知道姐姐厉害,不想恋战,也不想把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于是说:“鲁主任,我以前和您说过,我只是奉命办事,原则是上边定的,您是领导,只要和上边说一句话,让我怎么办都行!否则这个领导说这么办,那个领导说那么办,让我们具体办事的人很为难哪!”
姐姐也明白问题不在王连升这里,以她的身份再和王连升争下去也不好,于是便来找杨怀恩,杨怀恩老谋深算,对付我姐姐这样的小青年根本不用费劲,他装作很吃惊的样子说:“怎么?你几个弟弟一个都没招上?这怎么行!”杨怀恩立刻打电话把王连升和几个具体办事的人都叫了来:“你们怎么搞的?不是说好两个至少招一个吗?鲁副主任家里三个待业的怎么一个也没招上?去把招工名单拿来!”
不一会,一个干事把名单拿来了,杨怀恩指着名单上的一个名字问道:“这个人是怎么招上来的?”
王连升说:“这个家里是两个待业的。”
杨怀恩指着下一个说道:“这个呢?”
“这个是赵尔丹的孩子,赵尔丹家里特别困难。”
杨怀恩又问了几个,每个被招上来的当然都有被招的理由。杨怀恩叹了一口气说道:“看来要拿掉哪一个都不容易呀!这样吧,鲁副主任,你看这里边哪个不合适,随便拿掉一个,把你弟弟添上就行了。”说完,把花名册递给了姐姐。姐姐知道他在耍花招,招工结果已经张榜公布了,把谁拿下来都是一场轩然大波。但是姐姐也找不出合适的办法应付,只能说:“这是组织上决定的问题,我怎么能随便把哪个拿掉!”
“要不这样吧,人事科的几个同志都在这,你干脆到那边和他们一起研究研究,把谁拿下来由你定。我这还有点别的事要处理。”
姐姐才二十出头的年纪,哪里对付得了他这样的老流氓,最终也没能为我们讨回一个公道。二哥咽不下这口气,跑到杨怀恩的办公室把他揪出来痛打了一顿,不知杨怀恩是真的被打得爬不起来了,还是装的,反正在医院躺了十多天才出来。二哥也被派出所拘留了半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