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尊崇值得赞扬的品质摒弃该受谴责的品质
人是非常敏感的动物,重感情高于一切:不仅生来渴望被人爱,也希望自己是可爱的,或者希望自己本来就很招人喜欢;他害怕被别人讨厌,也害怕自己真的让人讨厌,或者说害怕自己生来就遭人嫌弃;他期待来自他人的赞赏,也希望自身值得他人赞赏,或者说即使得不到他人的赞赏依然自信地认为自己很优秀无愧于任何溢美之词;他恐惧来自别人的谴责,也害怕自己的行为确实会遭来谴责,或者说即使谴责还没有降临也悲哀地确信自己就是得受点儿教训。
获得社会一致赞扬的某种道德品质会引发人们去追求、热爱,但并不意味着是追求相应的赞扬。虽然这两个原则之间有内在联系,有时还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在许多方面它们是各自独立着的,且有着明显的区别。
我们会由衷地热爱和敬佩那些有着良好品行的人们,因为这不但会让我们心中升起一股美好的感情,还会鞭策自己的言行向他们靠拢,亦成为可敬可爱之人。当我们被别人身上的优点佳绩折服时,会产生羡慕之情,进而为好胜心,也就是不仅仅停留在对他人的敬佩上面,而认为自己既然有做到跟别人一样好、一样值得赞扬的潜质、为什么不实现超越呢?但是,要获得这种满足,我们有必要做一个客观无私的旁观者,尽力站在别人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品质和行为,尽量采取别人可能对自己持有的态度。如果这样观察下来,自己感觉不错,我们就会感到快乐和满足,从而相信自己的能力,而若如果别人真的是用那种我们在想象中揣测的眼光来评价自己的品行,然后观察的结果与我们非常相似,这种快乐和满足感还会大大增强。来自第三方的的认可一定会使我们的主观认同更为坚定,也一定会强化我们关于自己的品质确实值得赞扬的自信力。从上面的详述中可以看到,我们热爱并追求某种值得赞扬的品质并不仅仅是为了得到赞扬,而我们希冀得到赞扬的源动力却是对值得赞扬的品质的热爱。
如果某种品质得到众人的一致肯定和赞扬,但却不是出自最真诚的内心,这样的赞扬就会让我们的快乐充满水分。人们因为不明真相或误解而随意地给予我们的尊敬和钦佩绝不是充分的,一旦我们意识到自己实际上并不值得被如此热爱,且一切水落石出后人们会完全转变感情取向来重新定位我们,满足感就会大打折扣。如果一个人称赞我们是因为我们要做从未实现的行为,或者他称赞的是和我们的行为八竿子打不着的动机,那么我们会感到些许的沮丧,因为他称赞的对象是别人而不是我们自己,而这种称赞比任何责难更让人觉得难堪,他会让我们不断回忆起自己应该有、而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的最令人羞耻的遗憾。打个比方,人们恭维一个涂脂抹粉的女人皮肤好,也许会满足她的一点虚荣心,但这种恭维却会让她联想起自己真实的肤色不过尔尔,相形之下不免深感羞愧。为一种似是而非的赞美感到高兴,只能证明其内心是极其浅薄、轻浮和空虚的。也就是所谓人类的虚荣心,它委实害人不浅,正是它诱发了那么多极其荒谬卑劣的恶习,生发出虚伪做作和庸俗的谎言。如果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来清醒地认识这些庸俗的习性,我们大可以想象自己对庸俗所持有的最起码的感觉,然后就不会被庸俗套牢了:爱吹牛皮的傻瓜绞尽脑汁地编造出一套子虚乌有的冒险故事,以期获得朋友们的赞美;孤芳自赏、自以为是的花花公子,摆出一副道貌岸然、位高名重的空架子,连自己的内心也瑟瑟作颤打退堂鼓;他们一无例外地陶醉在自己编织出来的春秋大梦中。可笑的是,这种水月镜花式的荒唐幻想会被任何一个有理性的人的一眼看穿。虚荣者如果站在原以为被自己骗过的人们的立场就会惊讶于他们缘何会给予自己那么高的赞美,他心里实际上非常清楚朋友们究竟用哪种眼光看待自己的,那种眼光完全不是他们表面上流露出来的赞赏。但可惜的是,强大的虚荣心总是会用浅薄的弱点和轻浮的愚蠢蒙蔽他们的眼睛、阻止他们反躬自省;当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或者当他们真的意识到自己卑劣的实质后,他们就会意识到虚荣的假象终会露馅,只是迟早的问题。
昧于实情、无根无据的虚飘赞扬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可靠的快乐,因为这种满足感经不起严格的考验。相反的是,即使并没有得到实际的赞扬,但是我们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符合标准规则,按照常理亦一定会得到称赞和认可,这样的情况却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安慰:不是因为可能会得到赞扬而兴奋,而是为自己的行为值得称赞而内心愉悦。想到别人会对自己的行为毫无疑问地肯定,就算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称赞,心情还是会很愉快;反之,如果自认为自己的行为理应受到责备,就算周围的人并没有责备我们,还是会感到惭愧。也就是说,一个人在行动时已经恰如其分地遵循了公众普遍认可的标准,那么他在反省自己的行为时心里就会坦**明净:站在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行为时,他完全理解影响那些行为的全部动机;在回顾行为的每一个细节时亦会满心欢喜,因他此时用来看待自己的眼光并不是旁观者实际的眼光,而是人们在充分了解了他之后可能采取的眼光,故即使人们对他毫不知情,他也不会在乎。如果他盼望已久的称许和赞美最终到来,他会带着同感毫不吝惜地称赞自己;即使迟迟没有得到人们的赞美,他也不会沮丧,因为那只是大家对实情一无所知。他对自己的行为可能会自然而然地带来怎样的结果明了于心,这些因果联系紧密纠缠捆绑在他的脑海里,使他习惯上预见到某种行为理所当然会带来怎样的感情。现实中的人们汲汲于追名逐利甚至不惜抛弃生命,他们知道一旦生命停止一切将烟消云散,但那份终将赋予自己的荣光却支持他们在想象中憧憬着一切可能;他们之所以做出常人无法企及的壮举,是因为耳边不断回响的虚幻的喝彩声和心头永久萦绕的清晰得只有自己能听见的赞美声驱散了他们心中对未知因素的恐惧感。现实地讲,赢得身后名和在现实世界中永远无法得到赞同之间,没有多少区别(来自现实世界的赞同只有在世人准确地了解我们行为的真正价值之后才可能发生)。既然前者常常会给后世造成异常强烈的影响,那么后者理所当然地会受到高度重视。
人喜欢取悦而不是得罪别人,上帝造人的时候就赋予了人这样的本性。他教导人为得到来自同胞的赞扬而快乐,同样来自同胞的反对会让人感到痛苦。因为同胞的赞同最能让人愉快和惬意,而他们的侧目最令人羞赧和惭愧。
但是,如果一心只想着能得到同胞的赞同,而无法承受他们的批评,人是无法适应社会生活的。因此,上帝造人不仅让他渴望得到别人的赞同,也让他渴望望自己拥有某种值得别人赞同的品质,或者说能够在人群中自我认同。前一种愿望能让人在表面上适应社会,假惺惺地行善隐恶,后一种愿望才能让人渴望去真正地适应社会,崇尚真善美、痛恨假恶丑。对一个健全的心灵来讲,后一种愿望似乎显得更为强烈。那种自欺欺人的称赞只能让最软弱肤浅的人陶醉其中、洋洋自得。肤浅者会为之而眉开眼笑,理智之人则无论何时都会坚决地予以拒绝。虽然理智的人在自知不值得赞扬的时候不会感到愉快,但是只要他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愧赞扬,即使自己什么也不可能得到,他还是会觉得非常快乐。那是因为在他看来,在不值得赞同的事情上获得人们的赞同不是什么值得追求的目标;就算是在值得赞同的情况下得到人们的赞同,也不是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他毕生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只是成为那种值得赞同的人。
只有在最卑鄙的虚荣心驱使下,人们才会渴望得到甚至不该有赞扬。在有必要得到赞扬的情况下,我们所渴望的不过是一种最基本的公正待遇。即使是在智者看来,仅仅热爱良好的名声和崇高的荣誉,而非觊觎从中可能得到的好处,也没有什么不对。只是智者甚至不会把这些杂念放在心上,而且除非他完全确信自己的言行举止符合社会的一切标准,他决不会贸然去做。此时,他不需要来自别人的赞赏以加强自我认同。即便这种自我认同不是他惟一的目标,至少也是他主要的目标,即他有能力担当就会去追求的目标,而对这个目标的热爱就是对美德的热爱。
总有一些品质会不经意地引起我们的喜爱和赞美,我们也很愿意在赞美和喜爱中升华出令人愉快的感情;同样,也总有一些品质会让我们憎恨和蔑视,想到自己也可能沾染上这样的坏习气,不免更加害怕。此时,自觉自己可恨、可鄙比他人憎恨和蔑视我们更让人觉得恐惧。如果我们感到自己的行为毫无疑问会招来人们这样那样的感情,即使在人们信誓旦旦地保证不会对我们报以憎恨和蔑视的情况下,心里也会惴惴不安。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游戏规则,无论别人怎样劝他不要杞人忧天,说什么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的所作所为,也不会减轻他的罪恶感。只要站在公正的旁观者的角度审视自己的行为并发现自己无法容忍所有造成这种行为的动机,他就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无地自容。而如果他的行为已经家喻户晓,那更是心灵上的奇耻大辱。彼时除非他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否则他无法在心灵上逃脱自己的愧疚感、在精神上摆脱来自他人的蔑视和嘲笑。如果此前周遭的人确实如此对待过他,那么他会觉得自己理所当然还会遭到报应,而且一想到那种曾有的折磨就胆战心惊。但是,如果他的过错是人神共愤、罄竹难书的巨大恶行,而不是仅仅会招来腹诽非议的小小不当,那么在清醒的时候,他一回想自己的行为,恐惧和悔恨就会痛苦地吞噬他的内心。即使他也深信没有人会知道自己的罪行,甚至冥冥中的老天也不会给以什么报应,那些可怕的感觉依然会如影随形地追随他一生,理应受到全人类的憎恨和愤怒的罪恶感让他寝食难安、度日如年。在真相大白之后,如果还没有放下心中的罪恶感,他一想到人们日后看待他时的怪异态度、表情和目光,恐惧和惊骇就会加倍袭来。良心深受谴责的人会感到这种极度的痛苦:它像魔鬼和复仇女神一样纠缠着自己,一个有罪的人,从而一生不得平静、安宁,经常深陷在自暴自弃和心烦意乱之中难以自拔。即使他自信能够隐瞒罪行,即使他根本不相信什么宗教,他也无法从中得到解脱;能够免受这种非人折磨的只有人类中最卑鄙最无耻的恶棍,他们才不在乎什么美名清誉,也对德行善恶完全漠不关心。这些极其令人不齿的人在犯下弥天大罪之后,往往会沉着冷静、想方设法为自己开脱罪责,甚至为了摆脱自己危险的处境,会主动承认在常人头脑里难以想象的罪恶。因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行会激起那些被冒犯的人们义愤填膺,与其去饱尝那种想象得到的罪有应得的报复,不如像设想的那样以死来平息人们的愤恨之情,至少这样可能会减轻别人对自己的憎恨,多多少少能够弥补自己的罪过,而自己将领受的可能是别人的同情而不是让人感到害怕后产生的怨愤——只要自己在伏法后平静地死去,来自全人类的宽恕与自己在揭发罪行前的无所谓感觉相比,无疑是会让人高兴的。
即使刚强有力、不溺于情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也害怕受到人们的责备,想到引发责备的过错更加恐惧难当。为了减轻这种恐惧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良心的自责,即使本来可以躲过谴责和惩罚,他们也认为自己有必要去接受一些惩罚,并出自心甘情愿,因为认为自己是罪有应得。
最轻浮浅薄的人会因为一些自欺欺人的荒唐赞扬自鸣得意,而是意志异常坚定的人即使面对莫须有的指责也会深感屈辱。他们大可以对在社会上传播的关于自己的流言蜚语嗤之以鼻,因为这些传闻本身荒谬不实,必然会在几周甚至几天之内不攻自破、烟消云散。但是,一个清白无辜的人即使拥有最坚定的意志,当别人将一个莫名其妙的惊天罪名归咎于他时,还是会震惊不已,羞愤交加,特别是当这种诋毁碰巧和一些貌似证据的事情一起发生。他屈辱地发现所有人都如此鄙视自己的人格,还津津有味地臆想这些罪名可能属实。就算清者自清,这些谣言还是难免会在他的人格上涂抹一些不名誉的污点,甚至连他自己也这样想。他是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对这种严重的伤害予以还击的,但由此而生发的内心的忧愤是一种极其痛苦的感受,没有什么比这种无法平息的冲天怨气更折磨人。在一个清白无辜的人看来,世界上再没有什么比遭人诬陷犯有令人发指的罪行而被送上绞刑架更为不幸的事。此时,就是那些确实罪有应得的犯人的痛苦也比不上他内心的煎熬,窃贼和劫匪这类无法无天的罪犯一般不去想象自己行为有多么恶劣,也就谈不上悔罪。他们已经将上绞架看作是在劫难逃的宿命,才不在乎这种惩罚是否公正。因此,当这种命运终于来临时,除了觉得自己没有同伙那么走运外,只好听天由命;除了对死亡的恐惧之外,没有别的事情能牵挂这颗即将离世的心,这些卑微的可怜虫也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战胜这种恐惧。相反,清白无辜的人痛感自己遭到不公正的惩罚,由愤怒而引起的痛苦远在对外界恐惧带来的不安之上。当死亡似乎带着一种比平常更加黑暗和忧郁的阴影在渐渐靠近时,担心惩罚后可能带来恶臭万年的名声会让他惊恐莫名,想到今后亲朋好友们是带着羞愧甚至恐惧来回想他那莫须有的可耻罪行而不是满怀遗憾和深情来怀念自己时,更加痛不欲生。人类向往安宁,也希望在所有国家中,这类致命的意外事故尽量不要发生;但是它们却不时出现,即使在正义之风盛行的地方也不例外。
不相信有来生轮回的现世、卑下的人生观给不了遭受此种不幸的人多少安慰。当他们无法使自己的生命或死亡变得高尚可敬,当他们已被宣判死刑并留下千古骂名时,只有精神的鸦片——宗教才能有效地宽慰他们,宗教告诉他们:洞悉一切的上帝会对他们表示同情,将现世人的不公看法完全置之度外吧!只有宗教才能让他们看到比眼前这个龌龊的世界更为光明、公正、有人情味的天堂,在那里,上帝会在适当的时候还他们以清白,美德终将得到应有的回报。只有这一伟大的宗教法则才能让天不怕地不怕的罪人感到心惊胆战,才能给蒙受不白之冤的无辜者带来惟一有效的安慰。
敏感的人不会因为犯下真正的罪行遭到别人不齿而感到伤害,却会对不义的诽谤耿耿于怀,无论面对是小过还是大罪莫不如此。一个风流女子对社会上有关她的有鼻子有眼的流言置之一笑,而毫无根据的流言对一个清白的处女来说却是无法估量的道德上的伤害。我认为可以这些都昭示着人类道德社会的一种普遍规律:有意为之的人很少会觉得自己的罪行有什么不光彩,而惯犯则几乎不会有任何羞耻感。
既然所有人,甚至智力平庸的人都会对名不副实的称赞亳不犹豫地表示鄙视,那么,莫须有的指责为什么常常会让卓尔不凡的人感到麽大的屈辱呢?个中缘由值得进一步探讨。
我曾说过,痛苦在任何时候都比扭曲或由衷的快乐更具有刺激性:快乐会让我们常常沉浸在幸福的状态中,而痛苦几乎总是破坏这种和美的心灵状态。敏感的人不会欢欣于恰当的赞美,却介怀于公正的指责。明智的人在无论何时都不会贪恋似是而非的称赞,但却经常为不应有的指责而愤愤不平,自己从未曾做过某事却受到称赞让他于心难安,僭取并不属于他的优点更让他因为卑鄙的谎言而怀有负罪感;他不但耻于接受那些出于误解的赞美,还会羞愧于来自那些真正值得受崇拜者的鄙视。如果发现很多人打心眼认为他完全有可能去做那未曾有的好事,他或许会感到某种快乐,这种快乐来自于人们对他的绝对肯定。但是,即使他会感谢朋友们的赞美,他还是觉得有必要去消除他们的误解,否则自己就是一个虚荣满怀、无比下贱的罪人。当他意识到别人在了解真相之后可能会转变对自己的看法,再套用他们曾经看待自己的目光重新审视时,就不会产生多少快乐。不过,虚伪的人经常用那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来糊弄自己,自以为是。他把人们在不知实情的情况下将所有的优点善行归到自己头上看作是理所当然,且继续谎称自己还有更多不为人知的好处,无耻地将自己从未做过的事情、别人的作品和发明都不假思索地划到自己名下,犯下了剽窃、卑鄙、说谎的所有发指罪行。诚然,因为自己莫须有的事情得到别人的称赞是不会给正常的人带到多大快感;但是根本不存在的罪行突然降临自己头上,却会令一个明智的人痛苦万分。这时候,上帝不但让痛苦比快乐的程度加倍,还使它大大超过承受的限度。人可以断然拒绝愚蠢荒唐的**乐,却无法总是摆脱这样那样的痛苦。如果他断然否认不属于自己的优点,没有人会怀疑他的诚实。但是,如果他不肯屈认加在自己身上的罪名,就可能招来别人的质疑。莫须有的陷害让他无名火填满胸臆,看到人们竟然相信这种诬陷更令他痛心不已:自己平素的品德无法竟无法免于诬陷,而别人失望怀疑的眼光也完全不是自己所期待的样子,相反如果人们绝大部分都认为对他的指控可能属实,他却完全坚信自己的清白无辜,完全清楚自己的所作所为,即使只有少数人完全理解自己可能会做什么,他的心理状态可能会引起怎样的行为,也会多多少少加深他人的怀疑。没有什么来自比亲朋好友们的信任和好评更能帮助他战胜别人的疑神疑鬼给他带来的痛苦了,因为来自他们的怀疑和批评最让他难以忍受。他可能满怀信心地认为亲朋好友那令人不快的看法是出于误解,但是这也难以消除那种误解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总之,一个人越是敏感、细腻、能力超群,这种影响就越大。
需要注意的是,在任何情况下,别人的感情和判断与我们自己的是否一致以及随之可能产生的影响,完全取决于我们对自己感情的拿捏是否恰当、对判断结果到底有多大的把握。
有时,情感倾向敏感的人可能会担心自己即使在高尚的情操方面也会过于率性而为,或者害怕对自己和朋友受到的伤害过于愤愤不平,他怕自己情绪过分激动,一味感情用事,继而盲目见义勇为给别人造成真正的伤害;那些人即使不是清白无辜,但也许并不是自己原来认为的那样罪不可赦。这时,来自别人的意见几乎决定他的看法:赞同的意见让他得到最大的安慰,而反对声则可能给他本就惶恐不安的内心更增负担。但假使一个人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完全有把握,就不会把别人的看法当作横梁自己的标尺。
有的艺术品非常高贵典雅,需要极高明的鉴赏力和洞察力才能点破其中的奥妙,只是对于鉴赏的结论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还有一些艺术品,它们的优点一目了然,有令人信服的证据。显然,前者比后者更加需要各种来自公众的评价。
至于具备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才能品味中诗歌的优美,年轻的初学者总是很难把握这一点。这时,没有什么比朋友和公众的支持更让他喜出望外,也没有什么比完全相反的评价更让他无地自容了。前者让他对自己的表现和能力信心十足,后者则让他垂头丧气、倍感郁闷。随着经验和成就的逐步获得,他会对自己的判断愈来愈趋于自信,但是公众的批评还是会带来深重的困扰。拉辛因为自己的悲剧《菲德尔》反响平平而耿耿于怀,以致于虽然正处于写作的巅峰时期便发誓与写剧本绝缘。这位伟大的诗人经常告诉他的孩子:那些不值一提、漏洞百出的批评所带来的痛苦,往往超出最为热情中肯的赞扬给自己带来的快乐。众所周知,伏尔泰也对那些微不足道的指责极为敏感。蒲柏先生的《邓西阿德》几乎可以和所有最优美和谐的英伦诗歌相媲美,但是这不朽的名著却受累于最卑鄙拙劣的作家们的批评。据说格雷因为自己最得意的两首诗遭到东施效颦的模仿而饱受刺激,以致想要封笔推出文坛。那些自诩妙笔生花的艺匠怎可与这些最敏感的诗人相提并论?
与文学家背道而驰的是,数学家对自己的发现的真实性和重要性信心十足,毫不在乎别人的异议。当代最伟大的数学家——格拉斯哥大学的罗伯特·西姆森博士和爱丁堡大学的马修·斯图尔特博士,据我所知,从来不会为无知者挑刺他们最有价值的著作而感到一丝苦恼。据说,艾萨克·牛顿爵士的伟大著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多年遭到冷遇,但这也丝毫没有打破这位伟人内心的平静。物理学家们跟数学家一样不受公众评价的束缚,他们同样对自己的发现和知识的内涵价值充满自信毫不动摇。
不同类型文化人的道德品行所以千差万别,多多少少受制于他们与公众的关系。数学家和自然哲学家们从来不受公众评价的束缚,便很少为了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他们通常和蔼可亲、胸怀坦**、和睦相处、相互尊重,不会为了攫取公众的吸引力而明争暗斗。自己的著作受到同行激赏固然令他们高兴,但遭受冷遇也不会引起怒火中烧。诗人和那些刚愎自用自吹自擂的文人却截然不同:他们热衷于拉帮结派,搞小团体,明里暗里把持异议者当作不共戴天的仇敌,用尽一切卑鄙的阴谋诡计,力图把公众聚拢到自己这一边,同时不遗余力地作践对手和仇敌。
人们所以渴望了解别人对我们优点的评价,根本原因还是缺乏信心,希望别人对自己的有点予以好评。来自别人的好评会让我们精神为之一振,备受鼓舞,而受到别人的批评则会会让我们倍感失落、疑窦丛生,不过我们还不至于为此而勾心斗角、拉帮结伙。贿赂所有的法官可使诉讼者胜诉,但是即使来自法院全体一致的判决也不能让他相信自己有理:假如打官司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有理,讨回一口气,就决不会去行贿,但要是希望法院判决自己有理,并同时希望胜诉,他就会去贿赂法官。同样,如果我们并不在乎别人的赞扬,而只是想证明自己是否值得别人赞扬,就不会大动干戈、患得患失。赞扬之于聪明的人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能够证明某种值得赞扬的品质(至少在受到怀疑的时候如此),这说明赞扬本身在某些方面也不是无足轻重的。因此,那些头脑灵光的人——在这种情况下,不应该称他们为聪明人——有时也会不择手段地去赢得赞扬和逃避指责。
赞扬或谴责的语言是他人对于我们品行的真实感受,而值得赞扬和应当谴责的这种微妙的感觉则来自他人对我们的品行自然而然抱有的情感。渴望赞扬就是渴望获得他人的好感,而追求值得赞扬的品质则是渴望使自己成为理所当然受到赞扬的人。这两种天性彼此关联,非常相似,而对于受到谴责和该受谴责的畏惧也是如此。
如果人们希望做或者实际上已经做了某种值得赞扬的行为,他会渴望得到应有的甚至更多的赞扬。此时,这两种天性已经难以区分。他自己也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到底有多少是受前者影响,又有多少受后者影响,别的就更不用提了。那些一心想要贬低他的优点的人,完全将其行为说成是别有目的的阴谋——只是汲汲于众人的赞扬而非出于本意,或完全是虚荣心作祟。而那些喜欢更多地考虑他的优点的人,则赞扬其行为主要是基于对值得赞扬的品质本身的真正崇敬,是对高尚而光荣的行为的真正热爱,是对他人的认同和称赞以及与之相匹配的品质的真正想往。每个旁观者的思考习惯都会决定他对所观察的行为的好恶评价,这往往是一种刻板成见,一种分明是正确的优势行为在他头脑中也可能会被贬得一文不值。
极少有人敢认为自己既具备了自己所孜孜追求的品质,同时这种品质还为别人所赞许,或者心满意足于自己做了值得称颂的实事,除非人们对他所具备的有点予以承认和衷心地赞赏,或者他实际上获得了自以为应该得到的赞扬。但是,人的个性是丰富多样的,在这方面似乎差别很大:有些人只关注自己值得赞扬的品质是否得到了证明,而对赞扬本身与否毫无兴趣,在认为自己值得赞扬的品质已经得到证明时,似乎对赞扬毫无兴趣,而另一些人似乎只想着如何才能得到赞扬。
除非一个人没有受到过指责和非议,否则他不会因为自己行为中貌似全无任何该受责备的素质而意满志得,一个智者对自己是否得到了理应得到的赞扬毫不在意;但是他会去避免一切游戏规则上不允许的错误和任何可能遭到的非难,他谨小慎微,在紧要关头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他一旦做了自己认为该受指责的事,而且没有负担起相应的职责,或者没有抓住机会尽全部努力做自己认为值得赞扬的事情,责备非议声就可能降临,考虑到这些,他会非常迫切和谨慎地避免责备、远离非议。一个伟大的智者在做出值得赞扬的行为时,他不可以显露出对赞扬的强烈渴望,因这是一种软弱、虚荣的表现。当然,希望避免指责和非议的念头并不完全是软弱的表现,而往往意味着当事人遇事谨慎的优良品质。
西塞罗说:“很多人蔑视荣誉,但是又会因为不公正的责难而感到奠大的屈辱,这是非常矛盾的。”然而,这种矛盾似乎根植于永恒的人性原则。
上帝教人用这种方式去尊重他人的情感和判断。别人对他行为的赞同多多少少地让他感到高兴,而反对则多多少少地让他感到不快。上帝让人来直接审判人,跟其他方面一样,上帝是按照自己的设想来造人,并让他做自己在人间的代理,以监督其同胞们的行为。上帝赋予的这种秉性让人们在遭到责难时觉得没有脸面,郁郁寡欢,在得到赞许时又眉飞色舞、泱泱得意。
人作为同胞的审判员的任命只有在一审而没有终审,最终的判决结果还要求助于高级法庭——心中的道德律,也就是自己的良心,那个想象中的公正无私、全知全能的旁观者的法庭,人们心目中的有着最伟大审判官和仲裁者的法庭。两种精神法庭的审判权赖以建立的原则在某些方面有类似之处,但区别更大。外部的裁决权完全基于对现实的赞扬、谴责的渴望或厌恶,内心的裁决权则完全基于对值得赞扬或应该谴责的品质的渴望或厌恶,别人是否拥有某些值得我们热爱或唾弃的品质,别人的某种行为是应该得到我们的称赞或鄙视,我们的判断准度和标尺就是自己的感觉、自己的良心。如果外部的评判者因为我们从未做过的好事或者与我们的行为毫无关系的动机而给予我们称赞,内心的评判者就会提醒我们其实自己不应该得到这种称赞,接受称赞只会让我们变成卑鄙小人,心中的声音促使我们马上克制自己由于这种毫无根据的喝彩而产生的自高自大情绪。相反,如果外部的评判者因为我们从未做过的坏事或者对和我们曾经的行为毫无影响的动机而加以指责,内心的评判者就会立刻纠正这个误判,让我们相信自己决不应该遭受如此不公正的责难。但是,很多时候,内心的评判者似乎经常被外界评判者的喧哗闹腾搞得目瞪口呆,有时,责备伴随着粗暴激烈的言行劈头盖脸猛然袭来,吓得我们呆若木鸡,以致丧失了天性中对美好和丑恶的感觉,此时,内心的判断可能依然公正而合理,但是它的可靠性和坚决性已经远不如前,保护我们内心宁静的屏障已遭到巨大破坏,几乎所有人都在对自己呛声,我们真的以为自己烦了几乎无法原谅的大错。如果所有现实中的旁观者立场一致而又决绝地反对、批评我们,心中的公正的旁观者在支持我们的时候也会显得没有底气、犹豫不决。一如诗里描写的那样:一半像神,一半像人。当内心对美丑善恶的感觉坚定不移地左右着他的判断时,是神性在指导他合理地行动,而当他被心中那些愚昧软弱的意见所动摇的时候,他与人类的联系就暴露出来了,此时人性彻底压倒了神性。
在这种情况下,意气消沉、心乱如麻的人只好向更高的法庭、向明察秋毫的宇宙的最高审判者寻求安慰——他的眼睛从来不会看错,从来不会做出错误的判决。终有一天,这个伟大的法官会宣布他的清白无辜,会告诉他美德终将得到好报。相信有这样一个伟大的法官会做出准确无误的公正裁决,是他那陷于绝望的心灵所能依靠的最后防线。惊惶不安的时候,天性让他感到还有伟大的法官保护他,不仅力证他的清白无辜,而且还给予他内心的宁静。多少时候,人们习惯把今生的幸福寄托在对来世渺茫的希望和期待上,这种深深植根于人性的希望和期待的感情苦苦支撑着人类尊严的崇高理想,照亮不断逼近的阴暗前景,并让我们在乱世的凄风苦雨中保持乐观。这样的世界终将到来:在那里,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会得到公正的待遇;在那里,人人都与那些道德、智力与自己不相上下的人并肩为伍;谦虚高尚的人在今世由于命运的阻碍而没有展示自己的机会,以至不仅世人不了解他们,就连自己也缺乏自信,甚至连内心的裁判官也不敢明确地支持他们,可是他们将会在那里得到早该到来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感;在那里,谦虚卑微者的不为人知的优点将得到合适的评价,甚至会超过那些在今世享有盛誉、身居高位而做出惊人壮举的人。这样的信念会使软弱的人在各方面、任何时候都对其充满崇敬和热望,一想到将会得到崇高的人性的宠爱,甚至连对它有疑虑的贤人也难免会陷入这虔诚热切的信仰中。只是一些极其热诚的预言者告诉我们,在那个世界里里报答和惩罚的分配依然会与我们所有的道德情感直接冲突,于是这种信念遭来了渎神者的嘲笑。
很多德高望重却满腹牢骚的老臣抱怨说,谄佞之徒常常比忠顺之臣更得宠,而溜须拍马也比汗马功劳升得更快更稳,在凡尔赛宫或圣·詹姆斯宫拍一次马屁,顶得上在德国或佛兰德斯打两场胜仗。但是,这种对世俗君主的弱点的严厉指责却被认为和正义的行动一样起源于完美的神性。德才兼备的人们甚至认为只有一种美德会得到回报、免于惩罚,这种美德包含对职责和忠诚和对神的崇拜。美德是一个人的长处,一般也与他们的地位极其相称,而我们总是习惯于高估自己的优点。睿智而雄辩的马西隆在祝福卡迪耐军团的军旗并致讲演辞时,他对自己的军官们作了如下讲话:“先生们,你们最可悲的处境就是艰难困苦的生活,生活中服务和职责的艰苦程度有时比修道院严格的苦修还有过之而无不及。你们时常为今生来世的空虚徒然苦恼、长吁短叹。唉,苦行僧在陋室中极力克制肉体的欲望以转向对精神的追求,他之所以能够坚持,是因为他坚信这样的苦修一定能得到回报,上帝还会减轻来世的惩罚。但是,你们临终时会大胆地向上帝诉说日常工作和生活的艰辛吗?会向他奢求任何回报吗?你们认为上帝会对自己的全部努力以及全部克制给以肯定吗?你们把一生中最好的时光献给了自己的职业,十年的服务对你们身体的损害可能甚于一生的悔恨和羞辱的总和。唉,我的弟兄们!为了上帝哪怕仅仅经受一天这样的辛苦,也会给你们带来永世的幸福;只要为上帝做事,哪怕过程再令人痛苦,也会让你们得到朝圣者的称号。可是多么讽刺啊,你们所做的一切以及为此而承受的痛苦,在今世却是得不到任何的报答。”
把修道院徒劳的苦修和战争中高贵的艰苦和危险相比,认为在上帝眼中修道院里一天或一小时有意义的苦行比戎马一生的光荣更值得夸耀,必然会与我们所持的道德情感相冲突,必然会违背我们在天性指导下赖以评判一切是非曲直、轻蔑或敬佩的全部原则。然而,正是这种苦修精神把天国留给了僧侣修士和虔诚的信徒,同时古往今来所有的英雄、政治家、立法者、诗人和哲学家,所有那些用自己的发明创造和进步科技为人类生活的延续、便捷和更加幸福做出过贡献的人,这些所有人类的伟大保护者、指导者和造福者,所有那些我们在美与善的直觉驱使下将其目为德行最高标准的人,全部都要到阴间受苦。最值得尊重的宗教信念遭遇如此荒唐的冲突,不时被人蔑视和嘲笑,对于我们这些那些并不热爱、偏好虔诚祈祷的人来说,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