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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心的起源以及等级的分别（第1页）

野心的起源以及等级的分别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现实是人们更喜欢同欢乐而不是共患难。这也就很好理解，为什么我们习惯于炫耀自己的财富而隐瞒自己的贫穷。当我们意识到旁人对我们的贫寒窘境一览无余冷眼旁观的时候，那种羞耻的感觉简直难以忍受。但是这种人情的淡薄并不是我们追逐财富、远离贫穷的主要动力。那么是什么促使世人忙忙碌碌、劳苦终生?人们追名逐利、争权夺势、一心向上爬，到底是为了什么?若说是为了维持温饱，那么体力劳动者最低的工资就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安居乐业。在认真研究过他们的收支状况后，我们发现他们把大部分收入用于那些为生活提供方便的奢侈品，为了博取虚名而慷慨解囊。那么，我们为什么他们的腐化奢侈的生活既令人羡慕又招人讨厌?那些出身上流社会的人为什么害怕落入布衣蔬食、茅屋陋巷的窘境，在这种生活状况下即使无需太过辛苦的劳动，他们也会觉得难以忍受?是认为自己的肠胃更高级，还是觉得在豪华套房里睡得比茅草屋更香?究竟是什么引起了社会各阶层都无法逃避的竞争?我们为了实现所谓人类的伟大目标，改善生存状况而追求的利益又是什么呢?真正的答案是人们都渴望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大家关注的焦点，从众人的关注中获得极大的满足感。

真正让我们动心的并不是安逸享乐，而是虚荣。富人看重自己的财富，是因为他觉得财富自然会为他带来众人的关注，而他心中所有由此而生的快意都很容易得到世人的认同。这种感觉使他的虚荣心极度膨胀，也使他更加看重自己的财富，甚至超过了财富为他带来的一切。相反，贫困让穷人感到耻辱，因为他觉得人们会因为他的贫穷而看不起他，即使偶尔注意到他，也不会同情他的痛苦和不幸。尽管默默无闻不等于被人否定，但是低下的地位让我们难以获得尊敬和认可，从而愈加的悲观失望。穷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有人注意，他们在大庭广众之下如同在自己的茅屋中一样晦暗。人们假惺惺的问寒问暖只能让他们更觉难堪；大部分时候人们选择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就算他困窘的表情让某些场合下让人无法回避，也只是招来别人轻蔑、厌恶的眼光而已。因为春风得意的人往往不能容忍可怜人在他们面前晃悠，用一副可怜巴巴的惨相打破他们安逸平静的幸福。

位高名重的人总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人们争相一睹他们的风采，带着羡慕的眼神幻想着身处那种地位的人会该是多么志得意满。他们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公众的眼睛，一言一行都处于人们的目光中。他们总是众人关注的中心，当然也是众人眼中成功的范例，人们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激励和指示。只要没有荒诞出格的行为，他随时都会成为人们注意的对象，引起关注和同情。虽然伴随成名而来的条条框框会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他的自由，但是相比他们获得的众人的羡慕，好歹也算是对悠闲自在生活被打破的一种补偿了。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那些伟大的人物在我们的想象中往往被涂上富有欺骗性的色彩，他们总是处于一种理想中近乎完美的状态，而那种状态正是我们在白日梦中为自己描绘的人生蓝图。我们由此对这些志得意满的人抱有一种特殊的同情，对于他们所有的偏爱和愿望，我们都亦步亦趋，实际上我们是在认同自己的理想。任何对这些迷人形象的侮蔑和损害都让我们感到遗憾，我们难以接受这种完美的体验会被死亡终结，因而甚至为他们祈祷永生。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宁馨儿，让他们与我们一样，被迫抛弃尊贵的地位，走向上帝为子民们准备的那个可怜而温馨的归宿，我们会觉得过于残酷。

“吾皇万岁”虽然是一种东方式的阿谀奉承，但是我们在毫无自觉的情况下也很乐意随众高呼。同样的厄运和伤害如果落在那些众人瞩目的人身上，会比在平常人那里引起我们更多的同情和义愤。所以，自古以来国王的遭遇和情人的苦难是悲剧最合适的题材，也是我们在剧场中最感兴趣的情节。由于偏爱，我们喜欢在这两种剧情中设计天下第一的大团圆结局，虽然我们知道，按照理性和经验，在现实生活中结果可能恰好相反。但是不管是谁要是阻碍我们享受这完美的体验，就是对我们美好愿望最大的冒犯。弑君卖国者在人们眼里是最残忍的凶手，因此查理一世之死引起的愤怒超过了人们对内战中所有牺牲者的愤慨。如果我们不了解人类的本性，看到人们对下层民众的惨状视而不见，却对上流社会的遭遇鸣冤抱屈，难免会误以为觉得身居高位的人对痛苦和死亡的忍耐力远远不如草民百姓。

正是人们对有钱有势者在感情上的认同支撑着社会秩序和等级差别。我们服从、尊敬那些地位高于我们的人，并不是希望他们赏赐给我们什么，而是出于对他们优越条件的羡慕。事实上，只有很少的人能得到他们的恩赐，这很少的人的运气让所有人眼馋。我们渴望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帮助他们达成事业的追求，而我们这么做除了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或自尊外可以不要求任何报答。我们遵从他们的指令并不是完全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因为即使社会秩序要求反抗他们，我们也常常无法做到。从理性和学理上看，国王是人民的奴仆，我们对他们或是服从、或是抵抗，甚至罢黜和惩罚，应该完全取决于公众利益的需要，但这并不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指示我们为他们的利益服务，折服于他们高高在上的地位；以取悦他们为我们最大的满足；如果他们有些许不快，哪怕不会因此降罪于我们，我们也会觉得受到了极大的侮辱。除非和他们相交甚深，否则即使他们并不计较，也很少有人敢于视他们如平常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与他们争论。人们对为高权贵者的尊敬根深蒂固，对他们的同情也格外的深厚。因此，历史上那些被人民用暴力推翻下台、最后走上刑场的统治者，在此之前一定已经是民怨沸腾。因为在老百姓心中他们天生高高在上，所以即使对他们恨之入骨，也不能完全抹杀怜悯之情，甚至很容易恢复对他们的尊敬。他们不忍心伤害自己的君主，同情很快让他们忘记了曾经的愤怒，又开始忠心耿耿的为重新建立君主的权威而卖力。

那些大人物不需要做出格外的努力，而仅仅凭着自己的特权地位，就能够获得民众的尊敬，而对普通人来说，要获得这样的尊重却难于登天。那些贵族子弟天生尊贵，他们凭借的也不过是高高在上的特权。处于特殊地位之上，平日一举一动之间，他们都时刻注意每一个细节，遵循着所有繁文缛节。因为他们很清楚自己是众人瞩目的中心，有多少人时刻准备着迎合他们的喜好，所以即使在无关紧要的场合，他们也很自然的展示出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的风采。他们在举手投足之间显示出的优越感是那些出身卑微的人望尘莫及的。而正是这种不凡的气度，成功地让人们卑躬屈膝，为他们奔走效劳。君主们则用这种对权势地位的仰仗来统治臣民。路易十四之所以被看作伟大君主的楷模并不是因为他学识渊博、见地过人，也不是靠完美无缺的丰功伟业和百折不挠的坚毅性格。是他无与伦比的权势和地位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让其他的美德和优点都相形逊色。这些是那些出身贫寒的人望尘莫及的。

温文尔雅似乎是大人物的专属气度，那些费力模仿的人只会贻笑大方。有些纨绔子弟装模作样的模仿达官贵人的礼仪行事，结果却是东施效颦。有人神情举止一丝不苟，指手画脚装出一副显贵的派头，以为自己像个人物，到头来却没人买他的账，这可怪不得别人，他的派头也太过做作了。作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就应该谦虚朴实，不拘小节，这样大方自然的做派自然可以赢得朋友的尊敬。如果谁迫切地渴望出人头地，就必须具备更重要的素质。他必须努力做到知识渊博、工作勤奋、任劳任怨、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他必须开创一番大事业，通过艰苦的努力，不懈的奋斗和精明的眼光，让人们了解他的才干。无论在什么场合，他都要做到通情达理，慷慨大度。同时，时机合适的时候，他应该被委以大任，以他过人的才干和优异的品质圆满完成艰巨的使命，从而博得人们的一片掌声。等待这些机遇的到来，需要格外的耐心。生不逢时总是让他们闷闷不乐，所以那些野心勃勃却为环境所限的人，整天心急如焚，想尽一切办法寻找出名的机会。他甚至幸灾乐祸的盼望国内国外发生战争或冲突，想在动乱和流血中抓住机会一展雄才，吸引人们的目光。

与追逐名利的人的作为相反，那些位高名重的人只要平日循规蹈矩就能保全自己的名声。他对此心满意足，他不愿意再冒险去追求更高的目标。舞会上的风光和情场的得意就让他很有成就感。他讨厌老百姓闹事作乱，这不是因为仁慈博爱（其实权贵们从来不把草民当兄弟），也不是因为胆小怕事（这种时候他不大会害怕），而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些情况下，总会有些黑马跳出来，展现出他们所没有的才能，这会威胁到他的地位，抢了他的风头。他偶尔也会冒点小风险，在群众运动中投机取巧。可是时势一旦要求他以一种百折不回的毅力做长期坚持不懈的奋斗时，他就会畏缩不前，那些出身名门的人几乎少有例外。因此，在所有国家甚至包括君主国的政府机构中，出身中下层的人们都是依靠自己的勤奋和才能爬上最高的职位，然后包揽了大小事务。而那些名门之后总是形成反对派，对前者满怀嫉恨。他们的态度往往先是瞧不起，然后是嫉妒，最后当后来者掌握了权力，他们也只能像曾经别人对他们卑躬屈膝那样对新的掌权者屈服。

罗斯福哥公爵有句名言：“爱情往往会让位于野心，而野心却极少被爱情压倒。”野心膨胀的人，往往容不得别人跟他竞争。对于那些习惯于受万众仰望的人来说，除了野心的满足能够让他感到愉快，其他的一切乐趣都已经黯然失色。而那些失势的政客们为了寻求安慰，会想方设法熄灭自己的野心，努力忘记昔日的荣耀，可是没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的。，除了与人谈起昔日的无限风光，或是忙于拉帮结派、重整旗鼓，才能让他们容光焕发，得到一点满足。否则的话，大部分人只是百无聊赖地消磨时间，为一些无关紧要的想法自寻烦恼，对所有日常的娱乐都提不起精神。很少有人能够真的放弃那尊荣体面的尊贵头衔，去追求一种虽然逍遥自在、无忧无虑但是却默默无闻的生活。实现这样难能可贵的选择恐怕只有一种途径：彻底远离名利场，拒绝野心勃勃，不要去攀比那些实权人物。一句话，把自己的心思彻底从那个是非之地挪开。

凡人都渴望受到众人的关注和同情。除非他真的洞察事理，非常自信，对别人的看法评价毫不在意；或者是自甘堕落，把欲望和野心忘到了九霄云外。否则的话，君不见，攫取权力的野心，让多少人夜不能寐，造成人与人之间多少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也让这世界充满了怎样的贪欲和野心。与凡人不同的是，明智之士们不把地位放在眼里，谁掌权对于他们来说都无所谓，他们不争，大到家国天下小到鸡毛蒜皮，这些俗事他们一概不关心。这样的状态固然让人钦佩，但是除了那些世外高人，恐怕谁也不能完全把地位和荣耀置之度外。

由此说来，最郁闷的事莫过于自己的不幸不仅没人同情，反而招来他人的白眼和嘲笑；最开心的事莫过于受到别人由衷的关注与理解。因此，人们最害怕的可能并不是将他们置于人生谷底的灾难，反而是那些使自己不得见容于众人的事情。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常常比公布自己的巨大不幸更让人难堪，因为前者只能招来嘲笑，而后者能够得到别人的强烈同情。旁观者对受难者的同情减轻他们心中的痛苦。在盛会上让一位绅士衣衫褴褛地出现还不如让他遍体鳞伤更为体面，因为后者能得到人们的关切，而前者只会让他们哄堂大笑。国王在军队面前鞭笞一位军官要远甚于刺他一剑，因为前者会让他颜面无存。按照荣誉的法则，鞭刑是一种人格的羞辱，剑伤却显然不是。一个视耻辱为最大不幸的绅士如果受到那种较轻的处罚，在君子眼中就无异于遭受极刑。因此，法律一般不对贵族阶层判处带有侮辱性的刑罚，即使在处以死刑的时候，也要尊重他们的名誉。无论一个身份显赫的人犯了什么罪，除俄国以外，欧洲各国政府都不会对他施以鞭笞或枷锁示众这样的有辱声誉的暴行。

人们不会因为勇士被送上断头台而蔑视他，而带着枷锁在大街上游行示众却是对他极大的侮辱。前者为他赢得万人的景仰，后者却让他沦为笑柄。在前一种情况下，观众的同情给了他力量，使他摆脱了羞耻感，以及独自承担不幸的孤独感。在后一种情况下，人们不会同情他，即使同情也不是因为他的痛苦，而是因为他所受到的耻辱让观众也感到了羞愧。即使他认为自己无罪，也一样抬不起头来，毫无疑问，从此他是声名扫地了。相反，犯人临刑前镇静的行为和刚毅的表情能够让人肃然起敬，不管他曾经犯了怎样的罪行，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出于对生命的尊敬在观众心理都会产生一种肃穆的的感觉，而如果此时死刑犯的表情平静如常，无疑会让人心生尊敬：他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

卡迪纳尔·德·雷斯的名言与我们上面的论述如出一辙：“重大的危险往往能给我们带来种种荣耀，所以敢于奋不顾身去面对。可是一般的危险只能让人害怕，而一旦失败就会名誉扫地。”

一个坚强的人能够无视痛苦、贫穷、危险和死亡带来的困境。但是，如果他的痛苦遭到侮辱和嘲笑，如果他在胜利之中被俘，受万人指责，他就很难再坚持下去。所有外在的不幸都没有别人的轻视造成的伤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