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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个别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04（第1页）

第三节个别价值之间比例的变化04

在进步的过程当中，每种特殊的动物食品变成最贵的食品的时候，它肯定就是为饲养家禽而耕种土地的前奏。在这一措施普及之前的一段时间，家禽的稀缺肯定会提高其价格。每当这个措施普遍实施之后，新的饲养方法常常使农场主可以在同一块大小的土地上养殖更加多的那种特殊的动物食品。充足的货源不仅仅迫使他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并且由于上述改良的结果，他也可以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假如他无法以较低的价格出售，则多产就不会长期存在。或许三叶草、芜菁，胡萝卜卷心菜等等的栽种，就是以这种方式促进了伦敦市场上鲜肉的普通价格多少低于上世纪初叶的价格。

猪把粪便看做自己的食物，就像家禽一样贪婪地吞食被其他有用动物所唾弃的东西，一种剩下来的东西。不需要花钱，或者少花费便可以饲养足够数量的动物以满足需要，则这种鲜肉在市场上的价格就会比其他任何动物的鲜肉便宜很多。但是一旦需求超过所供应的数量，当猪的饲养以及催肥像饲养以及催肥其他牲畜一样需要专门栽种的食物的时候，猪的价格就肯定肉的价格，使饲养生猪要比饲养其他牲畜昂贵。在法国，按照布丰先生的意见，猪肉的价格几乎和牛肉相同。在大不列颠的大多数地方，猪肉的价钱现在要高于牛肉。

在大不列颠，经常把猪以及家禽价格的大幅度上扬归咎于农家小户以及小土地占有者数目的减少。后者数目的减少在欧洲各个地方都是技术改良以及耕种改良的直接先驱。不过与此同时它又可能促成猪以及家禽的价格上扬，并且要比在没有发生这个现象的时候还要涨得快一些。就像同一个最贫困的家庭常常无须花费任何费用就可以饲养一只猫，一个最为贫困的小土地占有者常常花费无几就可以饲养一群家禽，或者一头母猪以及几只小猪。他们餐桌上的剩余，他们的乳浆、脱脂乳以及黄油乳都可以作为饲养那些动物的一部分食物，其余的部分那些动物能够在附近的田地里自己去寻找而又不会为任何人造成明显的伤害。因此由于那些小土地拥有者数目的减少，这些不需要什么花费就能生产的商品的数量肯定大大地减少，所以它们的价格肯定要比没有减少的时候提高得更快。但是，在改良的过程当中，无论如何它总要上扬到它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或者达到这样的一个价钱，即足以支付耕种为动物提供食物的土地所需劳动的费用，就像对于大多数其他耕地偿付投入其劳动以及支出那样。

制乳业像喂猪以及饲养家禽一样原来也是作为一种废物利用的业务。农场必须饲养的牲畜所生产的奶多过饲养小牛或者多于农场主家庭所需要的消费量，并且有一个特定季节产奶最多。不过在所有土地产品当中，牛奶或许是最易于变坏的。在炎热的夏季，也是最为丰产的季节，它很难保存42个小时。

农场主把一小部分牛奶做成新鲜牛油可以保存一周，制成咸黄油则可以保存一年，制作成奶酪，他能够把更多的牛奶保存数年。所有的这些乳制品一部分是为了自己家庭的食用储备，其余部分则送到市场以求卖得一个尽可能好的价钱，不过无法卖得太低，否则就会挫伤他把超出家用部分送到市场的积极性。假如价格太低，他就会把制**管理得非常马虎，或许根本就不会想到要为了它专门弄一间房子，并且会让整个制造在烟雾、污秽以及肮脏的厨房当中进行。

三四十年之前苏格兰所有农场主的制**就是如此，今天还有非常多的制**是这样。促使鲜肉价格逐渐上扬的原因，也就是需求的增长，还有由于国家进步而导致花费非常少甚值无须花费就可以饲养的牲畜的数量的减少，以相同的方式提高了乳制品的价格。乳制品的价格当然和鲜肉的价格相联系，或者和饲养牲畜的费用相联系，增长的价格足够支付更多的劳动报酬，让农场主更为关心制作过程中的清洁。所以制**获得了农场主更多的重视，乳制品的质量获得了不断的改善。乳制品的价钱最后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以至于为了制乳用某些最肥沃以及耕作得最好的土地来饲养牲畜都变得值得。并且当价格达到这个高度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再上扬了。假如再次上扬，更多的土地马上就会转用于这个目的。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看来就已经达到了这一高度，在那里许多好地一般都投入了这个用途。假如我们除去几个非常大的城市的郊区，在苏格兰好像并没有一个地方达到了这一高度。那里普通的农场主极少会单纯为了乳制品用自己非常好的土地去栽种牲畜的饲料。虽然乳制品的价格在最近几年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仍然太低。确实，和英格兰的乳制品相比，苏格兰的乳制品质量较差，因此与其价格是完全相符合的。但是，质量低或许正是其价格低的结果，而不是它价格低的原因。我理解，即便质量好非常多，在国家现在的情况下，大多数送往市场的乳制品也不会卖得比现在好得多的价钱；而现今的这个价格可能不足以来支付生产质量更加好的产品所必需的土地以及劳动的费用。在英格兰的大多数地区虽然价格高一些，不过乳制业并未被认为是比栽种小麦或者催肥牲畜——农业的两个大项目——具有更加多的利润，而在苏格兰的大多数地区，它甚至还不会有英格兰现在这么大的利润。

非常明显，在每种由人类的劳动栽种的产品的价格并没有高到足以完全支付改良以及完善的耕作费用之前，并没有一个国家的土地可以获得充分的耕作以及改良。为了做到这点，每种产品的价格首先必须足够支付良好谷地的地租，由于它调控着其他大多数土地的地租。其次，需要足以支付劳动以及农场主的费用，就像常常对于良好的谷地所支付的一样，或者换句话说，要足以补偿农场主所投入的资金还有普通利润。每种产品价格的这种上扬显然必须先用以栽培它的土地的改良以及开垦。获利是一切技术改良的结果，任何东西假如其肯定结果是亏损，就不应当称之为技术改良。为了一个商品而改良土地，它的价格却又无法收回成本，这就是亏损。假如一个国家的完美的技术改良以及耕种，就像大多数的情况那样被看做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则所有那些不同种类的原生产物的价格的上扬就不应视作一种公共灾难，而应该视作所有公共利益中的最大利益的先驱以及伴随物。

以上所有不同原生产物的名义价格或者货币价格的上扬并不是银价贬值的结果，而是它们真实价格上扬的结果。它们变得不仅仅要比之前值得交换更加多数量的白银，并且值得交换更多数量的劳动量以及生活必需品。因为把它们送往市场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因此它们投入市场之后，代表的劳动以及生活必需品的数量也更加大，或者说等于更多的劳动量以及更多的生活必需品。

第三类

原生产物的第三类以及最后一类是这样的一些原生产物，人类的劳动对于增加它们的数量的作用有限或者不确定。这一类产品的价格在技术改良的过程当中自然上扬。因此，即使这类原生产物的真实价格在技术改良的过程当中自然而然趋向于上扬，但是不同的意外事件也可以偶然使得人类的勤劳在扩大它们的产量上获得一些成功，其真实价格有的时候也可能下跌，有的时候在改良的不同时期保持原状，有的时候在同一时期又多少有一些上扬。

还有一些原生产物，它们的天性让它们成为其他原生产物的附属品。如此一来，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的后一类原生产物的数量就肯定受到前一类原生产物数量的限制。譬如，任何的一个国家可以提供的羊毛或者生皮的数量是受到那个国家所饲养的牲畜的数量大小的限制的。国家的进步状态以及农业的性质又肯定决定着这一个数目。

能够设想，在技术改良的进程当中，那些逐渐让鲜肉价格提高的原因应该对于羊毛以及生皮的价格具有一样的效果，并且使它们成比例地提高。假如在技术改良的原始阶段将后一类商品的市场局限在前一类商品的狭窄市场之内，则上面所说或许就会成为事实。不过它们各自的市场常常是非常不同的。

鲜肉的市场在各个地方几乎都是局限在自己国内。当然，爱尔兰以及英属美洲的某一些地区进行着相当规模的腌肉贸易。不过我相信，它们仅仅是商业世界中绝无仅有的这样做的国家，换言之，它们是仅有的两个向其他的国家出口相当数量的鲜肉的国度。

反之，羊毛以及生皮的市场在技术改良的原始阶段就不完全局限在本国。它们可以非常容易地运输到遥远的国度，并且羊毛在运出的时候无须进行任何加工，生皮也只需要略微加工。因为它们是许多制造业的原料，即使其本国可能对于它并没有任何的需求，但是其他国家的工业可能对于它们有所需求。

在耕种落后也是人口稀少的国度，羊毛以及生皮的价格常常总是要比整个动物的价格还高一些。而在技术改良不断深入、人口不断增长的国家，对于鲜肉的需求则还要大一些。休谟先生提出，在撒克逊的时代，一头羊身上一次剪下的羊毛就占了一只羊的价值的2／5。这就要比它在现今估计的比例高非常多。依据我所知，在西班牙的某些省，宰羊的时候常常只是单纯为了取毛以及取脂。而羊的躯体经常被丢弃在地上任其腐烂，或者让野兽或猛禽嚼食。假如说在西班牙有的时候才发生这种现象，则在智利是常常发生的事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还有西属美洲的非常多的地区几乎常常是单纯为了获取生皮以及油脂而宰杀有角牲畜。而海地岛常常受到海盗侵扰，法国移民定居（现在沿海岸延伸到几近于整个西部半个岛）之初，改良以及人口繁殖都并没有达到使西班牙人的牲畜具有某些价值之前，那里也常常专为获取生皮以及油脂而宰杀牲畜。西班牙人现在仍拥有该岛的东海岸还有整个内陆地区和山区。

即使在技术改良以及人口增长的过程当中，整个动物的价格肯定上扬，不过躯体的价格也受到这个上扬的影响，并且可能要比羊毛以及生皮价格所受的影响还大。躯体的市场在原始的社会状态之下，总是局限在生产它的本国当中，现在肯定和技术改良以及人口增长成比例地扩大。而羊毛以及生皮的市场即便在一个野蛮的国家里常常也延伸到了整个商业世界，所以它就不会以同样的比例扩大了。个别国家的技术改良不会对于整个商业世界有太多的影响。所以这样一些商品的市场在这些改良后或许保持不变，或者几乎和之前相同。

但是，在事物的自然进程当中因为改良的结果从整体上来说市场应当也有所扩展。特别是假如这些商品都是某些制造业的原料的话，则那些制造业就应当在国内兴旺起来，而市场即使不会扩大非常多，最起码也会转移到比之前更接近于产地的地方去，那些原料的价格最起码应该由于节省了从前把它们运到遥远的国家的费用而上扬。所以，即使它不可能和鲜肉的价格同比例增加，也应该自然而然地上扬一些，并且肯定不应该下跌。

但是，在英格兰即使毛织品制造业处在兴旺状态，不过从爱德华三世以来英国羊毛的价格下跌了非常多。有许多可靠的记录显示在爱德华三世统治的时候（14世纪中叶，或者约1339年）1托德（即28英镑）羊毛的适中而合理的价钱是不少于那个时候的货币10先令。以20便士1盎司计算包含白银陶衡6盎司，大约等于我们现在的货币30先令。现在21先令1托德或许是英格兰最优良羊毛的一个好价格。因此，在爱德华三世的时候羊毛的货币价格和它今天的货币价格是10：7。其真实价格的优势则还要大一些。以6先令8便士1夸特计算，10先令在那个时候是12蒲式耳小麦的价钱。以28先令1夸特计算，21先令是现在6蒲式耳的价格。所以，古代羊毛的真实价格和现代羊毛的真实价格间的比例是12：6，或者2：1。在古代，1托德羊毛所能够购买的生活必需品是今天所能购买的2倍，所以，假如劳动的真实报酬在这两个时期是相同的话，那它所能买到的劳动量就是今天的2倍。

羊毛的真实价值以及名义价值的贬值在事物的自然进程当中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它只能是暴力以及人为的结果：（一）是绝对禁止从英格兰出口羊毛的结果；（二）是允许从西班牙免税进口羊毛的后果；（三）是禁止爱尔兰向英格兰之外其他任何国家出口的结果。因为这些法规的后果，英格兰的羊毛市场并不是因为英格兰的改良而获得扩大，相反一直被禁锢在国内市场当中，并且其他几个国家的羊毛也被允许进来参与竞争，爱尔兰的羊毛被迫与之竞争。因为爱尔兰的毛纺业遭到不公平以及不公正的待遇，爱尔兰只允许加工其本土的很小部分的羊毛，人们只好把大多数羊毛送到大不列颠——对于他们唯一开放的市场。

我并没有能找到任何有关古时候生皮价格的可靠记载。羊毛常常是作为一种补助金上交给国王的，对于补助金的评价最起码在某种程度上也就确定了那个时候应有的普通价格，不过生皮的价格似乎又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弗里伍德从1425年牛津伯塞斯特修道院副院长和该院牧师两人的账单当中给我们提供了它们的价格，最起码是在那个特殊场合的价钱：即12先令可买到5张公牛的生皮：7先令3便士可以购买5张母牛的生皮；9先令可以购买36张两岁的羊皮，2先令可以购买16张小羊皮。在1425年，12先令包含我们现今货币24先令相同数量的白银。所以，一张公牛皮在那一账单里估价为我们现在货币4先令的白银量。它的名义价格大大的低于现今的价格。不过以6先令8便士1夸特计算，12先令在那个时候可以购买1452蒲式耳小麦，以3先令6便士1夸特计算，将等于我们现在的51先令4便士。因此，一张公牛皮在那个时候可以购买现在我们10先令3便士所能购买的小麦。它的真实价值相当于我们现在货币的10先令3便士。

在古代，在冬天的大多数时候，当牲畜只能吃得半饱的时候，我们无法设想它们会长得非常肥壮。重4英石也就是常衡16磅1张的公牛皮，在现在可能被当做是中等牛皮，而在那个时候就可能被认为是十分好的牛皮了。不过我知道在那个时候，在1773年2月每英石半克郎就是公牛皮的普通价格，而那样的一张牛皮今天仅仅价值10先令。因此，即使它今天的名义价格要比古代的要高一些，但它的真实价格，它所能购买或者支配的生活必需品的真实数量要少一些。就像上述账单所述，母牛皮的价格接近于普通公牛皮价格，羊皮的价格则超出它许多。它或许和羊毛一起出售。反之，小牛皮则又大大低于母牛皮的价格。在牲畜价格非常低的国家，但凡不打算留下来保持存栏头数的小牛常常非常小就被宰杀了，就好像苏格兰二三十年之前的情形那样。由于这样能够节省牛奶，而牛皮的价格还不足以来补偿奶价。

生皮的价格现在是大大地低于前几年。这或许是由于取消了对于海豹皮的关税，并且1796年又允许在一定的时间内从爱尔兰以及殖民地免税进口生皮的缘故。取整个这个世纪的平均数，其真实价格或许多少要比古代高一些。这个商品的性质不像羊毛那样能够非常方便地运往远方的市场，与此同时，它不容易保存。一张腌制过的皮革常常认为不如新鲜皮革，它的卖价要低一些。这个情况肯定会降低生皮在只可以生产而无法制造加工的国家内的价格，所以生产国只好出口生皮。如此一来，这个情况肯定会降低生皮在野蛮国家里的价钱，而提高生皮在进步以及制造加工的国家的价钱。所以，在古代生皮的价格肯定是趋向于降低，而在现代则趋于提高。除此之外，我们的制革工人也远远不能像织布工人那样成功地让国人相信国家的福祉安全维系在他们行业的繁荣中，所以他们受到的保护就要少得多。

确实，生皮被阻止出口，并且被宣布是有害的行为。不过它们却能够通过纳税从国外进口，即使从爱尔兰以及殖民地的进口关税被取消了（期限仅为5年），但是爱尔兰在出售其剩余还有其他国内无法制造加工的商品上并不将自己局限在大不列颠的市场当中。普通牲畜的生皮在这些年份里被列入殖民地只可以送回母国不可以运往别处的商品之内。但是爱尔兰的商业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并未由于支持了大不列颠的制造业而遭到什么大的损害。

任何的法规只要是想要降低羊毛或者生皮的价格，让它低于它应该有的价格，那么在一个进步以及文明的国家里就肯定会提高鲜肉的价格。在经过技术改良以及耕作过的土地上饲养的大小牲畜的价格需要足以支付地主对于改良以及耕作过的土地所期望的地租以及农场主有理由期望的从经过改良以及开垦过的土地上获得的利润。假如无法这样，农场主立刻就会停止饲养它们。所以，所有通过羊毛以及生皮的价格还无法支付的那部分就必须由躯体来支付。前者支付得比较少，后者就需要支付得多。至于将这个价格如何分摊在躯体的不同部位之上，地主以及农场主并不关心，只要对于他们应该支付的都支付了就可以了。因此，在一个进步以及文明的国家当中，这些法规对于地主以及农场主利益的影响不会非常大，即使作为消费者他们的利益或许会受到食品价格上扬的某些影响。

但是，在一个并没有经过改良以及野蛮的国家里情况就完完全全不同了。由于在那里大多数的土地只能用于饲养牲畜，在那里羊毛以及生皮构成了那些牲畜的价值的主要部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作为地主以及农场主他们的利益将深深受这类法规的影响，而作为消费者其利益则将几乎不受什么影响。羊毛以及生皮价格的下跌在这样的情况下将不可能提高躯体的价格；由于国家的大多数土地只适于饲养牲畜，不适于作他用，所以人们还是会继续饲养相同数目的牲畜。相同数量的鲜肉仍然将投入市场，对于它的需求也不会比之前增大，其价格也仍然和之前相同。牲畜的整体价格将下跌，并且伴随它的下跌，主要生产牲畜的那些土地，即那个国家的大多数土地的地租以及利润也将下降，长时间禁止羊毛出口的禁令（禁令并不是由爱德华三世所制定，但是却常常被说成是爱德华三世所制定的）在那个时候的情况下变成了可能想象获得的最具破坏性的法规。它不仅仅降低了联合王国大多数土地的真实价值，并且通过降低最重要的一种小牲畜的价钱，它将大大地延缓土地之后的改良。

苏格兰的羊毛因为和英格兰的联合被从欧洲的市场驱逐了出来，被禁锢在大不列颠狭隘的市场里，结果价钱大幅度地下降，苏格兰南部县市的大多数土地的价值（由于苏格兰主要是一个养羊的国家）将会深受联合的影响，假如鲜肉价格的上扬并没能充分补偿羊毛价格的下跌的话。

人的勤劳对于增加羊毛或者生皮产量的作用就其依赖于本国牲畜的产量来说是有限的，就其依赖于其他国家的产量而言也是不确定的。就这点来说，它主要并不取决于那些国家的产量，而取决于那些国家自身是否能进行加工，与此同时也取决于他们认为是否应该对于这种原生产物的出口采取禁止的措施。因为这些情况都完全和国内工业无关，它们肯定使人的勤劳的作用变得无法确定。因此在增加这种原生产物的生产当中，人的勤劳作用不仅仅是有限的，并且是不确定的。

在增加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原生产物鲜鱼的上市数量中，人的勤劳作用同样也是有限以及不确定的。它要受到国家地理位置的限制，它要受到不同各省距离海港的远近的限制，受到河流湖泊的数量的限制，还有受到那些海洋、湖泊、河流当中这种原生产物的蕴藏的丰富和贫瘠的限制。伴随着人口的增长，伴随着国家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越来越大，买鱼的人更加多了，而这些买鱼的人也有比之前更多的其他的各种货物，或者说，有数量更加大、品种更加多的货物能够来买鱼。不过假如不雇佣比之前只供应一个狭小以及封闭的市场所雇佣的劳动更多的劳动，一般也就不会供应这个大的以及扩张了的市场。一个市场从每年仅仅要求1000吨鱼到每年要求10咖吨鱼，假如不雇佣比之前多10倍的劳动量，市场就不会获得充分的供应。鱼常常都必须到较远的地方去捕获，这就必须用较大的船只，使用各种各样较昂贵的机器。因此，这个商品的真实价格当然要在技术改良的进程中不断上扬。我相信各个国家的情况多少都是如此。

即使具体某天捕鱼的成功性可能不非常确定，不过假定一国的当地的情况不变，则人类劳动在将一定量的鱼送到市场中的一般效力，在一年或者几年以内能够想象是相当确定的，并且无疑它也一定会是如此。但是，因为它更多取决于国家的地理位置，而不是取决于国家的财富以及工业，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在改良的每个不同时期人的勤劳的作用可以是相同的，在同一时候又可能是十分不同的。它和改良的状态的联系是不完全肯定的，我这里说的就是这种不确定性。

在增加从地下开采的不同矿物以及金属中，特别是某些较为宝贵的金属中，人的勤劳作用好像是并没有限制的，但是也是完全不确定的。

任何一个国家所拥有的贵金属量不受到其地理位置中的任何东西的限制，如其自身矿藏的丰富或者贫瘠。在那些并没有矿山的国家常常拥有大量的这些贵金属。其数量在每一个国家里看来取决于两种不同的情况：首先，取决于其购买力，取决于其工业的状况、土地以及劳动的年产量。依据上述各种情况它就能够决定在从本国的矿山或者从其他国家的矿山输入或者购买黄金以及白银这些奢侈品的时候，是雇佣较多的劳动量还是较少的劳动量以及投入较多的还是较少的生活必需品。其次，决定于在一特定的时间里能够向商业世界供应这些贵金属的矿山是富饶还是贫瘠。由于这些贵金属运输容易并且便宜，它们体积小并且价值高。所以即便在距离这些矿山非常远的国家，这些贵金属的数量肯定也要受到矿山的富饶或者贫瘠的影响。它们在中国以及印度的数量肯定一直受到美洲矿产的富饶程度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