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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二张的友谊（第1页）

揭秘“二张”的友谊

中国现代史上，张学良与张大千两人，是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张学良是位叱咤风云、统领三军的大帅；张大千则是享誉海内外的国画大师；这两位虽然身世、经历、禀赋、才能等截然不同，本应属风马牛不相干，但他们却有过一段颇为有趣的书画奇缘。

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大干在北平、上海、南京等地的书画界，已颇富名声，但是他当时的画，还不算出类拔萃。然而他所仿作的石涛画，却已达到了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地，也常使得当时上海、北平等地的许多自称为“目中有神”的名鉴赏家，相继“上当”、“被骗”。

当时权倾东北、威震华北的年轻少帅张学良，耗费巨资，从各处搜罗到不少的石涛作品，当然在这些收藏品中，也有不少是张大干的仿作。

后来社会上盛传，所谓石涛的真迹，其实大半出自一个青年画家之手的仿作时，张学良也为自己的“大上其当”，而感到震惊，于是他很想结识一下，这位能把假画造得天衣无缝，使海内外大名鼎鼎的各鉴赏专家，也难辨真伪的假石涛高手。

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张学良在东北易帜，由奉军少帅被调到北平，出任国军海陆空三军副司令。翌年，张大干北游故都，寄居长安客栈。

张学良听说后，便柬邀张大千吃便饭。当时友人们都提醒张大干，说这恐怕是“鸿门宴”，要小心张学良来算假石涛画的这笔账。可是张大千考虑后，还是赴宴了，不过他临出门时，已嘱咐过家人，如果逾时不归，就要托人打听关照了。

宴席上，有不少北平书画界的名流，当时张学良对张大千，颇有礼贤下士的谦恭之风，于是在张大千心里，便逐渐消除了鸿门宴的顾虑。只见酒席间，张学良谈笑风生，也不问假石涛的事，这才令张大千真正放下心中的石头。

不过张学良还是点了张大千一下，他曾拍着张大千的肩头，对着其他客人，以介绍的语气说：“这位便是仿石涛的专家，鼎鼎大名的张大千，在我的收藏中，就有好多是他的‘杰作’。”

这是张大千与张学良，第一次带有戏剧性的相识情景。从此，他们两人就交上了朋友。后来，张大千曾以石涛的笔法，画了一幅《黄山九龙潭》，赠送给张学良，画中还题了一首借景寓意，颂扬张学良雄才大略的诗：

天绅亭望天垂绅，智如亭见智能水。

风卷泉水九叠飞，如龙各自从潭起。

有一次，张大千逛北平琉璃厂，在古玩店中，发现一幅《红梅图》，构图新颖、形象生动、敷色鲜明，秀逸明快，在仔细鉴赏一番后，认定是真迹，便问价钱，古玩商要价四百元大洋，但是这时的张大干，正闹“饥荒”，囊中羞涩，只好与古玩商讲明，此画保留三天，三天内等他拿钱来取。

真是巧得很，张大干刚走了不久，张学良就带着卫队，也来到这家琉璃厂，他一眼就看上了那幅《红梅图》，因为古玩商唯利是图，不守信用，以六百元大洋，卖给了张学良。张大千事后得知，只有连声叹气的份。

1935年10月，张大干应杨虎城之邀，赴西安小住，数日后，正要准备回北平，这时张学良却特地来拜访他和索画，张大千因急于成行，允日后补赠，但是张学良却婉言道：“你先画吧，之后我将用专机送你回北平。”

于是张大千欲拒不能，只好又留了下来，精心绘制一幅《华山山水图》，画成后，张大千提着画，在炉边烘烤。因距炉火太近，不慎被烧着起火，连张大干的胡须也烧了。当时天色已晚，大干为了答谢张学良，遂秉烛重新再画，画出一幅更为壮丽的《华山山水图》，张学良闻之，非常感动。

20世纪70年代初期，张大千从美国到台湾，经多方的努力，才获当局批准，去拜访还在软禁中的张学良，当时张学良送给张大千一卷东西，并说：“一点小礼物，不成敬意，不过你一定要回家后，才能打开来看。”

张大千回到美国后，打开这卷东西一看，原来正是他们三十多年前，在北平琉璃厂，“暗中争夺”的新罗山人的《红梅图》，张大千不由感慨万千，于是他欣然提笔，画了一幅《腊梅图》，寄赠给张学良，以报知遇之恩。

徐悲鸿“画猫买马"

徐悲鸿是我国杰出的画家。1919年到1927年，他在欧洲留学。由于当时中国在世界上没有地位，中国留学生常常受到别人的歧视。

有一次，许多留学生在一起聚会，一个外国洋学生站起来，恶毒地说：“中国人又蠢又笨，只配当亡国奴，就是把他们送到天堂里去深造，也成不了才!”坐在一旁的徐悲鸿被激怒了，他走到这个洋学生面前，大声地说：“先生你不是说中国不行吗，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我们比一比，等学习结业时，看看谁是人才谁是蠢才!”

从此，徐悲鸿学习更勤奋了。他到巴黎各大博物馆去临摹世界名画的时候，常常是一块面包一壶水，一去就是一整天，不到闭馆时间不出来。法国画家达仰非常敬佩徐悲鸿，他从这个中国青年身上，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毅力和对未来的信心。他主动邀请徐悲鸿到他家的画室里画画，并亲自作辅导。

有志者，事竟成。徐悲鸿进入巴黎高等美术学校后，在几次竞赛和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1924年，他的油画在巴黎展出时轰动了巴黎美术界。这时，那个洋学生不得不承认自己不是中国人的对手。

抗日战争时期，艺术大师徐悲鸿在重庆江北盘溪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活动，有不少传闻甚广的有趣故事，但都不及他“画猫赠马”这两件小事能鲜明地反映他的个性和人品。

1941年，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立中央大学的进步师生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深恶痛绝，纷纷口诛笔伐。在中大艺术系任教的徐悲鸿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回到他在盘溪筹办的中国美术学院后，满怀悲愤画了一幅《怒猫图》，图中一只小老虎似的雄猫立于巨石上，竖起两耳，怒睁着一双像电灯泡一样闪闪发光的圆眼睛，猫须挺直如利锥，咬牙切齿，微张巨口，面向纸外作捕鼠状。图上没有题词，只写上了寓意深刻的“壬午大寒”4个小字，并盖上了悲鸿名章。不久田汉来访，悲鸿将此画给他看，田汉赞不绝口，当即吟诗一首，用遒劲的书法写在画幅的右上角。诗云：“已是随身破布袍，那堪卿唧啃连宵，共嗟鼠辈骄横甚，难怪悲鸿写怒猫。诗中对徐悲鸿爱憎分明的正义感给予褒扬。

也就在这个期间，由于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迫使许多国立学府随政府迁来重庆，仅沙坪坝就集中了国立中央大学、国立重庆大学、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国立中央工校等很多学校。遗憾的是沙坪坝学校虽多，却没有一家像样的书店，更不见有能出版和销售进步书籍的地方。因此莘莘学子一再呼吁，渴望有人来玉成这件好事。当时有个名叫陈汝言的江苏人，想顺应民心，办一个“正风出版社”，但苦于缺乏开办经费。怎么办?李公朴教授给陈汝言献上一计，说：“要钱只有找徐悲鸿。他的画是热门，一匹‘马’就卖了500元。”陈汝言听后很高兴，因为他深知徐悲鸿的为人，也知道自抗战以来，徐悲鸿大师在新加坡、吉隆坡、新德里、槟榔屿等地举办画展卖画的行情及他把画展收入捐献给离乡背井难民的义举。他想，只要这个小小书店徐悲鸿认为办得有价值，他就一定会慷慨解囊的。于是陈汝言便从沙坪坝过江来到江北盘溪找到徐悲鸿，大胆讲出了自己的想法。

徐悲鸿听完这个小同乡的坦诚之言，沉思片刻，用郑重的语气回答说：“你想办个出版社，我支持。我虽不是富翁，但出点钱是办得到的。不过要办就得办出自己的特色，应多出版些世界名著和国内的好作品。你回去找中央大学的一些知名教授担任编委，他们答应了再来找我要钱。”几天之后，陈汝言把编委会组织好了又来到盘溪，徐悲鸿立即拿出二千元交给陈汝言作开办费，并说：“这是我卖的两匹‘马’的价钱。”不久，“正风出版社”就在沙坪坝正式开张了，出版了很多享誉文坛的世界名著和国内进步书籍，于是徐悲鸿赠“马”办书店的事迹便被传为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