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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戈尔与中国的不解之缘（第1页）

泰戈尔与中国的不解之缘

泰戈尔一贯强调印中两国人民团结友好合作的必要性。1881年，他写了《死亡的贸易》一文，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6年，他在日本发表谈话，抨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行动。1924年，他访问中国，回国发表了《在中国的谈话》。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后，他屡次发表公开信、谈话和诗篇，斥责日本帝国主义，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国作家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徐志摩等人早期的创作，大多受过他的影响。

在这里我们为大家举两个例子。

徐志摩夫妇与泰戈尔结成异国的莫逆之交。

泰戈尔对待徐志摩与陆小曼，犹如膝下儿女，陆小曼曾自称感到从未有过的父爱和温暖。

1924年泰戈尔在中国期间，曾亲自为徐志摩起了一个印度名叫索思玛，自此后，徐志摩在与泰戈尔通信中，常以“索思玛”自称，同时又称泰戈尔为“罗宾爹爹”。（泰戈尔的全名是罗宾德罗纳特·泰戈尔）。

泰戈尔也有一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1924年泰戈尔访中国48天，那年5月8日正是他的64岁生日。北京“讲学社”为在京的泰戈尔举行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祝寿活动。

祝寿活动在天坛草坪召开，胡适主持，其中一个特别的节目，是梁启超主持献赠给泰戈尔一个中国名字。

梁启超在揭开这个名字之前，引经据典，说明这三个字的出处。

梁氏称，“罗宾德罗纳特”有“太阳”、“雷”的含义，可引伸为“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译时意译为“震旦”。

梁氏又称，古印度曾称中华为“震旦”，而中国人也称印度为“天竺”。

最后梁氏归结道：“按中国习惯姓名的称谓，前姓后名，那么若以国名为姓氏，以本名为名，泰戈尔先生的中国姓名不就是“竺震旦”吗?”

梁氏这一番博古通今、融汇中外的解释，博得全场的掌声。

泰戈尔本人也高兴得笑逐颜开，欣然接受祝寿会赠予的，由名家篆刻的“竺震旦”的大印章。

“竺震旦”无疑寓意深长，但倒不如泰戈尔为徐志摩起的“索思玛”富有翩然的诗意。

1924年，泰戈尔应孙中山先生之邀访华，“泰戈尔热”进入**。他在徐志摩家乡时，“观者如堵，各校学生数百名齐奏歌乐，群向行礼，颇极一时之盛。”他会见了梁启超、沈钧儒、梅兰芳、梁漱溟、齐白石、溥仪等各界名流。1956年，周恩来总理回忆时说：“泰戈尔是对世界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夫才诗人……”他熏陶了一批中国最有才华的诗人和作家，其中郭沫若、冰心受到的影响最深。郭沫若是中国新诗第一人，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冰心是中国新文学女性作家第一人，她早期的创作受到了泰戈尔的明显影响，特别是诗集《繁星》和《春水》。她说：“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郭沫若、冰心等人又以他们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读者。

泰戈尔是中国读者心目中最具地位的外国作家之一，能与其匹敌的大概只有莎士比亚一人。现已出版了10卷本的中文《泰戈尔作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