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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第1页）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

余杰的文章｀｀｀｀出自《火与冰》

很深刻｀｀～自己评个5星｀｀只希望大家看到｀：）

距离“底层”有多远？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最缺乏什么？数年前的人文精神讨论试图回答这两个问题，最后却又远离了问题的答案。

不久前，我有一次回乡之行。我的故乡是中国西部一个偏僻的小镇。回到故乡，就像走进鲁迅的《故乡》，那种阴郁、灰暗、死寂的感觉令我毛骨悚然。那里有两个世界：一是特权阶层的世界，纸醉金迷，斗酒狂欢。另一个世界是底层的世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名瘦弱的失业工人吃力地蹬着人力三轮车，十五岁的农家女在歌厅门口招摇过市，手臂上刺青斑斑的中学生在校门亮出刀子群殴。我忽然明白鲁迅为什么用“未庄”来命名他的小说故事所发生的地点。然而，在当代文化视野中，“未庄”和“未庄的男女们”缺席了。95%以上的中国底层民众的生存状貌居然像阿伯丁神灯一样不翼而飞。90年代的文坛，智慧而优雅的作家们轻松地描绘着谊华饭店里洋酒的色调和咖啡的香味。一群号称“新现实主义”的青年作家，打出“分享艰难”的旗号。他们也看到了底层的艰难，但他们教育底层：要接受现实、要忍耐、要挺住，要挤出微笑来，面包总会有的。他们认为，上层比底层更艰难：厂长、书记、乡镇长们不容易，官场争斗，难道不艰难？

当代文学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当代文学便丧失了它自身的悲剧性，而走向了粉饰。有底层体验的作家故意抹掉曾有过的底层体验，没有底层体验的作家坚决拒绝去体验底层。从这意义上而言，90年代作家营造的莺歌燕舞的世界比《创业史》、《金光大道》的世界还要可怕。

当代文学毫不留恋地背弃了现代文学体验底层的传统。由鲁迅开辟的、由许多比鲁迅有着更深切的底层体验的作家延续的这一传统，乃是现代文学30年的最高成就。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感动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鲁迅的《阿Q正传》、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沈从文的《长河》、许地山的《春桃》、艾芜的《南行记》工作、萧军的《八月的乡付》、萧红的《生死场》、老舍的《骆驼祥子》、路翎的《饥饿的郭素娥》……只有“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的作家才有可能写出“活的中国”。胡风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后记中，用这样几句话概括农民的命运：“蚁子似地生活着，糊糊涂涂地生存，乱七八糟地死亡，用自己的血汗自己底生命肥沃了大地，种出了粮食，养出了畜类，勤勤苦苦地蠕动在自然的暴君两只脚的暴君的威力下面。”……其实，当代作家中，来自在社会底层的比例较现代作家要多得多。但表现底层的作品却大大减少了。当昔日的底层体验成为他们向更高的目标爬升的障碍时，他们理所当然地将活生生的底层体验放逐出心灵家园。

我所说的“中国当代文化语境”，除文学之外，还包括报刊、影视、音乐、绘画等各个方面。多米诺骨牌的倒塌是连锁性的。我曾在四川西部的大渡河上看到逆流拉纤的纤夫，那是真正的血肉之旅。然而这样的血肉之旅在流行的歌曲中却被置换成《纤夫的爱》。我无法听完这首歌和看完这首歌的MTV。我想起俄罗斯画家列宾的《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少有这样的真诚、痛切与深沉的艺术。我们的艺术家们还有何资格去言“艺术”二字呢？

我的童年是在四川乐山一个叫“新华”的矿山上度过的。穷山恶水间，一排排简陋的棚户，几千食不果腹的工人，在缺乏起码的安全措施的情况下到井下作业，我也曾被父亲装在斗车里带到井下，昏暗的瓦斯灯、长长的隧道、水流声和脚步声，成为我对童年最初的记忆。那时事故不断发生，有时一个月发生几次。在事故中死亡的工人被挖出来平放在宿舍区前的空地上家属们赶去围观，亲人嚎哭，旁人冷眼，嚎哭淹没在无边的沉默中。四川多雨天空总是阴沉沉的；山中多雾，凉风习习，这种体验至今萦饶在我的心中。70、80年代之交的这段经历，使我的感觉与同龄人“艳阳天”式的描述迥然不同。我相信，那个叫“新华”的矿山在中国有着代表性。几年前我去过太行山深处的井陉煤矿。那里，时间似乎凝滞在60年代，灰旧低矮的住宅区、井下的强体力劳动以及可怜的工资。一位劳模在会上慷慨激昂地作报告，一句话是“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句话像一把利刃一样刺痛了我。果然会后的一个私下场合，这位50多岁的汉子涕泪并下：“我们这辈子算过去了，可苦了孩子……”矿区教学条件差，能考上大学的矿工子女只有百分之一二。而这是他们唯一的能够逃离矿区的途径。孩子们小小年纪就酗酒抽烟打架。因为他们没有希望，他们的命运已经被父辈“献”了。

这就是我所说的底层和底层体验的一部份。需要我们去体验的底层遍及大城市、中小学城市和广袤的乡村。他们就在我们的身边。知识分子们都生活在自己的“岛”上，譬如生活在中国最高学府的我。我是怀着对“灵魂的圣地”的向往来到这里的但我却发现这里依然是一处丧失了生机和活力的“小世界”小得可怜的世界。大大小小的知识分子们在一个个的岛屿上忙碌着进行着知识的加工和生产。一位研究高深莫测的西方文化的教授在课堂上说：“我已经有几年没坐过北京的公共汔车了，不知道还有没有以前那么挤？”她掩饰不住对自己拥有专车的得意。尽管这不是学术界的全部。但学术良知的泯灭和底层体验的匮乏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泡沫学术、泡沫文学的泛滥已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生活在别处”的知识阶层的“人”的同情心已愈加徽弱。作为社会转型期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不禁“顾影自喜”。鲁迅曾讽刺古代士大夫装模作样地写“悯农诗”，其实跟农民的生活是隔膜的。但今天的一些文人的心灵已近冰点。我们所处的是社会大转折、大变动、大重组的世纪之交，命运每天都在把人推向陌生的境地，分化也尽显残酷。现实提供了如此丰富的素材，即使从前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斯妥耶夫斯基得到的也不过如此。然而，掌握着“话语权力”的人们却保持了一致的沉默、不可饶恕的沉默。胡适当年坐上人力车时还有“我心惨凄”的感受，今日那些学问远不如他的知识者们大概会心安理得吧。

我曾在北大图书馆翻阅了“燕京大学学位论文文库”。燕大是英国教会办的大学，被讥为“贵族学校”。但“贵族学生”所写的毕业论文却令日的平民学生汗颜。试举几例：农科学生韩直章之《中国历史上的蝗患记录》，在前言中写道：“华北诸省旱蝗为灾，饥馑之余继以疫疠，死亡载道，于农民生计上受一重创。……数百万灾民不得不弃家流亡，远适异土。然黄河下流，富庶之区，将变不毛之野，一发而不可收拾耶。”因他以历史上的蝗患为研究课题，力图对政府的救灾工作有所补益。他明确批评政府：“进步缓慢、缺乏根本的方策、缺乏普及的工作。”教育学系王文华之《西冉村的农民生活与教育》，后记中写道，作者在村里与农民同吃同住两个月，交上了朋友，得到了第一手的材料。他感叹道：“我们可以看到乡下人的苦况，一年里终日工作不停，所得的报酬，是那样的微薄。乡下人是人，我们也是人。”最后一句话显然不是故作姿态，论文前附有30年代的长袍大学生与各色农民交谈的照片。经济学系杨静子之《抗战期中四川农村主要物品价格及农民购买力与生活指数之分析》统计了农民售出的产品：水稻、小麦、玉米、红苕、油菜籽、猪，购进产品：犁头、锄头，肥料、水牛、黄牛、食用品和衣着类的价格及变动。描绘出农民困苦的生活，指出：“抗战时期川省农村经济之凋蔽现象，政治制度之不善为其主要原因之一。”作者还提出若干改进农民生活的措施，如改革农业租佃制度、实行农业工业化、畅通交通运输等。其对底层民众深重苦难关注之热诚，令我非常感动，半个多世纪前的论文仍能吸引我反复阅读。阅读燕大学生论文，反思当代学术困境，症结之所在昭然若揭。

近年学界国学与后学齐热，标举“学统”的呼声颇高。我想，除了乾嘉学统之外还有顾亭林、黄梨洲之学；除了清学之外还有20－40年代的学术。可惜的是，今日学人既不愿做顾亭林、黄梨洲的思考，又不愿做费孝通、陈瀚笙的实践。在真实中能做出怎样的学问来呢？我所说的体验，包括思考、实践、沟通。有人重视体验的内向性，我则更关注体验的外向性，即以他人的体验为自己的体验。在对底层的、**的、蛮性的、黑暗的、残酷的生命状态的体验中，使知识者自身苍白的、文弱的、中庸的、温情的体验得以丰富、扩展和升华。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认识到“外面的人”跟“我”息息相关。这个问题解决了，学术何为、文学何为、人生何为的问题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可以这样说，当中国知识界放弃体验底层生态、激活民间资源的使命的时候，当代文化的雪崩也就降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