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来完成的。
一位熨衣工人住在拖车房屋中,他的周薪只60元。他的妻子上夜班,不过即使夫妻俩都工作,赚到的也只能勉强糊口。他们的孩子耳朵发炎,他们只好连电话也拆掉,省下钱去买抗生素为孩子治病。
这位工人希望成为作家,夜间和周末都在不停地写作,打字机的噼啪声不绝于耳。他的余钱全部用来付邮费,寄原稿给出版商和经纪人。
然而他的作品全被退回了。退稿信很简短,非常公式化,他甚至不敢确定出版商和经纪人究竟有没有真的看过他的作品。
一天,他读到一部小说,令他记起了自己的某本作品,他把作品的原稿寄给那部小说的出版商,他们把原稿交给了皮尔·汤姆森。
几个星期后,他收到汤姆森的一封热诚亲切的回信,说原稿的瑕疵太多。不过汤姆森的确相信他有成为作家的希望,并鼓励他再试试看。
在此后18个月里,他再次给编辑寄去两份原稿,但都被退还了。他开始试写第四部小说,不过由于生活逼人,经济上左支右绌,他开始放弃希望。
一天夜里,他把原稿扔进垃圾桶。第二天,他妻子把它捡了回来。“你不应该中途而废,”她告诉他,“特别在你快要成功的时候。”
他瞪着那些稿纸发愣。也许他已不再相信自己,但他妻子却相信他会成功。一位他从未见过的纽约编辑也相信他会成功。因此每天他都坚持写上1500字。
他写完以后,把小说寄给汤姆森,不过他以为这次又准会失败。
可是他错了。汤姆森的出版公司预付了2500美元给他,于是史蒂芬·金的经典恐怖小说《嘉莉》诞生了。这本小说后来销售了500万册,并摄制成电影,成为1976年最卖座的电影之一。
理智伴他成功
凡事具备理性性格的人,性情稳定,思想成熟,思维全面,做事周密,因此成功的概率很高。
想必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索罗斯,他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也正是他的理性帮助他最终获得成功。
1969年,索罗斯与杰姆·罗杰斯合伙以25万美元起家,创立了“双鹰基金”,专门经营证券的投资与管理。1979年,他把“双鹰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以纪念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海森伯发现了量子物理中的“测不准原理”,而索罗斯对国际金融市场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就是“测不准”。这个曾苦苦研读哲学、想当个大知识分子的商人在投机行为大获成功之后再一次确定了他的观点:金融市场是毫无理性可言的。
索罗斯曾经说过:“测不准理论有其合理的地方。人类发展的过程,不是直线的,而是一个反复选择的过程。这个反复选择基本上是一个循环过程。人类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历史进程,反过来,历史进程又影响领导人和个人做出针对这个大的社会环境的决策。”所以,测不准是金融市场最基本的原则。
他曾经坦言,在亚洲金融风暴中,他也亏了很多。因为他也测不准,他也出错了。所以,短期的投资走向他不预测,因为太容易证明自己的判断是错误的。
20世纪70年代后期,索罗斯的基金运作十分成功。
1992年9月1日,他在曼哈顿调动了100亿美元,赌英镑下跌。当时,英国经济状况越来越糟,失业率上升,通货膨胀加剧。梅杰政府把基金会的大部分工作交给了年轻有为的斯坦利·杜肯米勒管理。杜肯米勒针对英财政的漏洞,想建一个30亿到40亿美元的放空英镑的仓位,索罗斯的建议是将这个仓位建在100亿美元左右,这是“量子基金”全部资本的一倍半。索罗斯必须借30亿美元来做一场大赌博。
最终,索罗斯胜了。9月16日,英国财务大臣拉蒙特宣布提高利率。这一天被英国金融界称之为“黑色星期三”。
杜肯米勒打电话告诉索罗斯,他赚了9.58亿美元。事实上,索罗斯这次赚得近20亿美元,其中10亿来自英镑,另有10亿来自意大利里拉和东京的股票市场。整个市场卖出英镑的投机行为击败了英格兰银行,索罗斯是其中一股较大的力量。在这次与英镑的较量中,索罗斯等于从每个英国人手中拿走了12.5英镑。但对大部分英国人来说,他是个传奇英雄,英国民众以典型的英国式作风说:“他真行,如果他因为我们政府的愚蠢而赚了10亿美元,那他一定很聪明。”
在索罗斯走向成功的过程中,理性的思考、判断、分析、选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任何成功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缺乏这样的理性前提,成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理智的产物。
不轻易说话的总统
人思考越少,话越多。
卡尔文·柯立芝为自己竞选连任,以压倒性的优势击败民主党候选人。共和党的竞选口号是:“保持冷静保持柯立芝。”
自从入主白宫以来,他常把摇椅放在前门廊里,晚上坐在那里抽雪茄。比起其他任何一个总统来,他做的工作最少,做的决策也最少。门肯说:“他在5年又7个月的总统生涯中,所做出的最大功绩就是比其他任何一个总统睡得都多——睡觉多,说话少。他把自己裹在高尚神圣的沉默中,双脚搭在桌子上,打发走一天天懒惰的日子。”
人们给柯立芝起了一个“沉默的卡尔文”的绰号,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柯立芝真正能做到只说三言两语,甚至一言不发,如果他要这样做的话。
1924年大选时,心急的新闻记者找到柯立芝,问他:“关于这次竞选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No(没有)。”柯立芝回答说。
“你能就世界局势给我们谈点什么吗?”另一个记者问道。
“No(不能)。”
“能谈一下关于禁酒令的消息吗?”
“N0(不能)。”
当失望的记者们准备离开时,柯立芝严肃地说:“记住,不要引用我的话。”
他在加利福尼亚旅行结束就要返回华盛顿时,电台记者们采访了他,问他对美国人民有什么话要说,他愣了一会儿,说道:“再见。”
柯立芝知道自己该怎样应付这种场面。“如果你什么也不说,”有一次他这样解释道,“就不会有人要你去重复。”
门肯回忆说:“柯立芝作为美国总统的有价值的记录几乎是个空白,没有什么人记得他做过什么事,或说过什么话。”但门肯错了,实际上柯立芝说过的很多话后来都成了名言警句。
1919年,他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时,波士顿警察举行罢工,他对此评论道:“任何人,不论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没有权力举行罢工反对公共安全。”这话使他在全美国出了名,对日后当选副总统颇有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