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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把伤痕累累的苹果推销出去1（第4页）

即使是在天才青年中心暑期学习班里，她也敢对老师提出质疑。她觉得她的戏剧老师不愿意接受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其他解释。“评论家们怎么知道莎士比亚究竟是怎么想的呢？”希拉里挑战说，“或许他所写的正是他所想的。”然而，和她三年级的那位老师一样，戏剧老师说她所介绍的是一些权威学者的解释，他们很清楚自己在说什么。她的独立思想即使在这个鼓励学生敢于向权威挑战的学习班里，也使老师感到愤怒。希拉里谈到天才青年中心的老师时说：“他们说我们做的好极了。”“明年夏天我们还会来的。”她对自己的要求甚至高于这样一个竞争激烈的暑期学习班的要求。

希拉里的不墨守成规和有主见的个性很自然地使她成了带头人。她在学校很有影响，在天才青年中心，她是辩论会的主要发言人和戏剧的导演。很显然，希拉里非常有领导才能。

循规蹈矩的人不容易犯大错误，但是也难于成就大事业；不墨守成规和有主见的人，才容易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开阔视野，从全球观考虑问题

阿尔温·托夫勒是美国著名的未来学家，1928年出生在美国布鲁克林一个波兰犹太移民的商人家庭。1970年，托夫勒发表了《未来冲击》一书，在美国各界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巨大反响。1980年他的第二部成名著作《第三次浪潮》出版后，很快被译成30多种文字。托夫勒应邀到许多国家讲学，从而在国际上出了名。他曾会见了许多国家的元首和世界知名人士。在罗马尼亚，他曾同齐奥塞斯库一起度过了好几个小时；在加拿大，他会见了特鲁多；在澳大利亚，他会见了惠特拉姆；在日本，他会见了铃木；在印度，他会见了英迪拉·甘地。1983年初，他曾来中国访问过。

这样一位蜚声全球的未来学家，他的生活道路是怎样的呢？

托夫勒从小就爱写东西，对社会问题和政治变革也感兴趣。

1949年，他从纽约大学毕业后，进入一家工厂当了工人。托夫勒为什么选择了当工人这条道路？他自己说：“我去工厂是出于多种动机……我的部分动机是心理上的——年轻人要摆脱家庭，想见见世面的那股冲动。我还有文学创作上的动机……梦想日后写一部有关工人阶级生活的伟大作品。”

托夫勒在工厂工作了5年，在此期间，他开过车床，在钢铁铸造车间当过铸造工，在汽车装卸线上当过装卸工，开过铲车，给自行车、汽车、卡车喷过漆……托夫勒说：“我在工厂里学到的东西不比在课堂上学到的少。我确实发现许多工人非常聪明机智、正直、富于幽默感。我也学到许多有关英语的知识——怎样写出使那些没有得过博士学位的人也能看懂的文章。我发现，写好通俗散文，要比运用学究式语言写材料，难度更大。”在当工人期间，他曾写过一些短篇小说和政论性文章，但均未能发表。后来，他转到一家焊接业的杂志出版社，才真正开始了写作生涯。不久，托夫勒相继担任劳工报记者和宾夕法尼亚日报记者。他在宾夕法尼亚日报社工作了3年，负责报道白宫和国会活动，同时给几家杂志社撰稿，报道和评论有关企业关系、经济、工会和劳动条件等方面的问题。1959年，托夫勒离开华盛顿，担任《幸福》杂志的劳工专栏的作家，写过很多关于汽车工业和其他工业的调查分析文章，还写过对美国学术界经济情况的长篇论述。两年后，托夫勒又为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教育设施实验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做过咨询工作。

托夫勒最初是写有关技术方面和反对文化上的贵族主义方面的文章的，后来，他转向研究未来。这个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托夫勒谈到两个重要原因。他说：“……早期我在华盛顿……作为记者，我得出这样的结论：重大的社会和技术变革正改变美国社会的正统，但我们的政府的眼睛是向后看的，很少关心未来，似乎不能预见甚至是一些最根本性的变化。政客们的眼光很少超越下届竞选以外的范围。这使我想到关于时代和时代的眼光……”他还说：“我的妻子和我在1963年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苏尔兹伯格美国研究讨论会。这是我们第一次在欧洲的知识分子中间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使我们的思想起了变化。我不再单纯从一种北美的观点去看待事物了。”“事实上，《未来冲击》是从一种多国或者世界读者的立场、观点来写的，《第三次浪潮》更是这样的。这本书的内容，所选的事例都考虑到了这点。”

托夫勒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是，他是怎样构思出三次浪潮这一观念，或者说，他的思辨之道又是怎样的呢？他为了写书，收集了大量资料，但是，他是怎样从一大堆杂乱无章的材料当中理出头绪来的呢？

托夫勒说：“真正的办法，是要有预感；换个较文雅的词，就是要有‘直觉’……办事要靠内在感觉，人人如此，但是，又不能光靠这个……碰上一大批资料，大脑就塑造出一个模式——实际上是各种各样的模式——来帮助我们理出眉目，再进行处置；也就是去弄懂这些资料。”“……模式不仅往往是朦胧的，而且也不必像科学上用的模式那样严谨、精确；为了妙笔生花，有时候就顾不得模式本身的框架了，或者要调整一下，尽管这样，模式总是有的，而且往往很复杂。”

那么，托夫勒是怎样着手建立模式的呢？

他说：“这种问题谁也讲不透，因为构思模式的时候往往是有点无意识，何况免不了有很多表面上觉察不到的假设。撇开这些不谈，我一般先从研究的笔记和材料着手——别忘了，可有一大堆呢，这可能是苦读5年书，或者花了更长时间积累起来的。我什么都谈：技术杂志，外国报纸，学术论文，信件，统计摘要，国外来的报道等；小说、电影、诗歌，也让我开眼界；此外，还有采访专家的书面记录；各行各业的专家都有，还有经济、军事战略方面的，也有机器人、音乐、抚养孩子方面的……我先把全部材料打乱，再重新整理，分类，探讨它们的内在联系和其他关系。我一般让模式在这个过程中自生自长，它是从材料里引申出来的。有了模式以后，还会搜集到别的研究材料，让它们或者和模式吻合，要不就要对模式加以调整、补充、限定，也有可能原来的模式根本不适用了。有时候我用相反的办法，先搞个临时性的模式，再进行研究，根据资料来修改模式。”

托夫勒是怎样形成他的“第三次浪潮”的模式的呢？他说：“我先有个不完整的社会变革和社会结构的模式，一面写，模式也越来越详尽，越来越完备。我研究社会变革的时候，先有个假设，那就是：社会事件、社会现象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都有内在联系；……经济变革必然引起家庭生活、能源、生态体系的变革，这几方面都是互相挂钩的，一个个复杂的反馈环节把它们连在一起。所以，我专门注意研究内在联系。我的出发点也有另一个假设：推动历史的决不是一股力量，可以说是许多股力量或趋势汇合起来影响了历史的发展，重大变革就是由它们造成的。不过，模式的流动性也很大。社会上各种成分出现时，我们可以靠模式去认识它们。把它们看成互有联系，互相促进的变革浪潮的一部分，所以我才用‘浪潮’来作比喻。”“‘社会浪潮论’让我们把整个社会看成一个变化过程，而不是把历史当作依次而来的一个个‘阶段’，好像每个阶段只是一张静止的图片。同一社会在同一时候不止经历一种浪潮。所以，我们不把社会看成一元的，而是把它设想成由许多同时发出的运动，也就是互有牵连的变革浪潮所构成的，不同的社会可以它们内部第一、第二、第三浪潮各种成分所占的比重来作比较，以各种浪潮不同的变化速度来作比较。浪潮模式立足于变化过程，而不能光看结构。”

认定目标，走自己的路；开阔视野，从更高的角度、更广阔的范围来考虑问题，广泛积累，才能成就开创性的事业。

没有野心就没有财富

许多犹太商人并不讳言：经营当以“追求最大利润”为最高原则。如果你有1块钱，却不能做成10元甚至100元的生意，你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企业家。他们相信，投资就像按照食谱烤面包一样简单无味。想要致富，只要照计划、食谱或公式去做就行了。

德国一家电视台有一档智力游戏节目，栏目名称叫《谁是未来的百万富翁》。因为奖金丰厚，悬念迭出，吸引许多德国观众。但这档节目有一个特点，就是每答对一道题目，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奖励，而如果继续答题时没有回答出，那么就退出比赛，并且剥夺已经取得的奖励。

前十几期没有一位参与者能够获得100万的奖励，能够在节目中有所收获的只是一些见好就收的人。

自节目开播几年来，虽然参赛者强手如林，可真正一路过关斩将到最后的人，从来没有出现过。因此，几乎所有的参与者都学乖了，最多到10万左右，便放弃答题，退出比赛。直到一位叫克拉马的青年人的参与，才第一次产生了百万巨奖。

令人奇怪的是，克拉马取得的百万巨款并不是因为他知识渊博，据当地媒体评论说，成就克拉马的不是他的学问，而是他的心理素质和野心。因为在50万之后，每一道题都相当简单，只需略加思考，便能轻松答出。

那么多人与巨奖失之交臂，都是因为自己“见好就收”，没有成就百万富翁的野心。

我们为什么不能成为未来的百万富翁？法国媒体大亨巴拉昂于1998年去世。他在遗嘱中把100万法郎作为奖金，奖给揭开贫穷之谜的人。在4万多封来信中，只有一位名叫蒂勒的小姑娘猜中谜底。那个小姑娘说：穷人最缺的是野心！这个谜底震动了欧美，几乎所有的富人都承认：没有野心就没有今天的财富。

不论处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中，只有树雄心、立壮志，才能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有了崇高的目标，就会产生进取心，奋发图强，有雄心，也有竞争性，因而在事业上也较为成功。

募到难得的1美元的小伙子

越战期间，美国好莱坞曾经举办过一场募捐晚会，由于当时的反战情绪比较强烈，募捐晚会以1美元的收获而收场。在这次晚会上，一个叫卡塞尔的小伙子一举成名，他是苏富比拍卖行的拍卖师，这唯一的1美元就是他募得的。在晚会现场，他让大家选出一位漂亮姑娘，然后由他来拍卖这位姑娘的吻，最后，他终于募到难得的1美元。当好莱坞把这1美元寄往越南前线的时候，美国的各家报纸都进行了报道。

这无疑是对战争的嘲讽，多数人也都把它当作一个笑料。然而德国的猎头公司却发现了这位天才，他们认为卡塞尔是棵摇钱树，谁能运用他的头脑，必将财源滚滚。于是建议日渐衰落的奥格斯堡啤酒厂重金聘请他为顾问。1972年，卡塞尔移民德国，受聘于奥格斯堡啤酒厂。在那里，他果然不断有奇思妙想，他甚至开发出美容啤酒和沐浴用啤酒，这使奥格斯堡一夜之间成了全球销量最大的啤酒厂。

而卡塞尔最引人注目的举动是1990年，他以德国政府顾问的身份主持拆除柏林墙。这一次，他让柏林墙的每一块砖都变成了收藏品，进入全世界200多万个家庭和公司，创造了城墙售价的世界记录。

千万不要轻视和嘲笑你身边那些耽于幻想的人，说不定哪一天，他的异想天开会变成摇钱树，让你感到目瞪口呆。